杨天水:狱中随笔(7)

杨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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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19日讯】五十二.漫谈宗教的起源

宗教起源﹐内缘于人心依靠之天性﹔外缘于酷烈之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压力。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产生于自然环境最酷烈的地区。这样的地区本来物产匮发﹑很难生存﹐加之苛政暴虐﹐遂使人类成员之精神处于崩溃之边缘。这时只有宗教才能慰藉人心﹑振奋人心﹑鼓舞人心﹐支持人类成员与自然压力﹑人文压力继续展开博斗﹐以谋求生存与幸福。

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地带没有产生过洋溢酒神精神的庞大的宗教体系﹐但是这类地区是伟大的人文思想体系的温床。例如中国先秦《五经》中民本﹑人本﹑民生主义等社会学说以及物质(五行)与辩证运动(“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经先秦诸子继承﹑发挥﹑发展﹐形成了完整丰富的中国上古文化理论体系﹔古希腊﹑罗马的深邃的哲学以及人文科学思想体系﹔西欧中古以后的完整发达的人本主义﹑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多思想体系。另外﹐温带之思想不光以其理性化与明智为主要特性﹐而且又具有基于此特性而产生的开放性(即易于接纳外部文化影响﹐例如佛﹑伊﹑基三教在古代中国文化环境中的驻足﹐南欧﹑西欧﹑中欧古代对基督教的接纳以及十八世纪左右对中国文化的推崇)。

宗教的文化是情感和信仰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伦理道德之文化与科学文化是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前者一般生长于大自然中外在物质凭借相当稀缺之区域﹐因而人类成员不得不走向心灵(精神)深处﹐构建幸福之依赖。西藏大部分地区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大部分藏族同胞的无比虔诚的宗教感情以及中国西北黄土旷原上之回民的炽烈的宗教意识等等﹐便是佳证。后者一般生长于气候怡人﹑物产丰饶之区域﹐这里的人类成员没有生存危机的重压﹐时间可多用于利用创造物质之活动中﹐而藏原一类地区外在环境之贫瘠﹐使得人类成员的时间﹐除部分用于物质活动外﹐大多不得不用于返掘心灵的精神活动中。精神一般遇不到释加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三人同时代同区域人类成员的压力与危机﹐遇不到藏民﹑回民﹑大漠四周的诸族人类成员所时时面对的物质压力与危机﹐故而多明智﹑中和﹑少有极端﹐生存发展之活动中﹐就很少有宗教的热情。

九七年十二月

五十三.人生的三种方式

人类的生存方式大抵可分为三类﹕情感的--艺术的﹔道德的--宗教的﹔一般功利的--普遍功利的(大同的)。

此三类各有两端﹐始端是基本状态﹐终端是高级状态。

一般功利的生存方式指的是以个人﹑家庭﹑团体﹑阶级福利为指向的生存类型﹐普遍的功利的(大同的)指的是以人类社会普遍福利为指向的生存类型﹐也可说成是利已的--利他的方式(虽都是功利主义﹐指向不同﹐意义不同)。

以上三种生存方式(或曰生存类型)每人或多少兼而有之﹐然而比例之不同则是人格不同之成因。人天生有选择之权利﹑选择之能力﹐同时也应当慎重地选择有益于普遍幸福的方式﹐并以另两类为生命之繁枝茂叶。克尔歌尔对此问题之见解大约也是这样。

九七年十二月

五十四.文化的四个层面

中国文化也分思想﹑行为﹑器物﹑制度四大内容与层面。此四大内容又因社会分层之异差有所不同﹐具体说中国古代文化又分为民间文化﹑精英文化﹑官方文化。三种子文化还可细分。这是庞大的学术问题﹐无力深究﹐而能承些巨任自有其人。另外时下横行九州的文字垃圾化也当前研究批评之重要对象。从前见到一历史学家将明亡之因归咎于心学(王学)后学偏离王学正轨(知行合一)而陷于浮谈﹐将清道光年间洋人侵中华清国无力抵御之因归咎于乾嘉考据支璃破碎之流风﹐总觉得这样的追因对知识分子不公平。最近反复思考了这个问题﹐方觉得上述之归因基本上合情合理。知识分子本是社会中文化知识﹑管理能力的拥有者﹐理应充任推动革新或领导的前卫。但是明后期的知识阶层大多虚浮﹐一虚浮便滑向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为追逐私利而卖身投靠奸相﹑恶宦﹑东厂西厂﹐于是本应承担社会改新之力量不但推卸了此责﹐反而站到了人民利益与下层革命的对面﹐为虎作怅﹐压制任何改新之细芽﹐遂至明末社会日益溃烂﹐最后若大之中国连抵御一﹑二十万清兵的力量都没有。固然明王朝之专制度应负大责﹐然而当时大多儒生不但不设法改新王制体制反而充当其祸国殃民之帮凶。如此说明要知识分子应对亡国﹑对劳动阶级甚至全体民族沦为边地落后部落的奴隶应负大责﹐是没什么不妥的地方。清朝后期乃至于整个历史过程知识分子﹐都应对国家之兴亡﹑社会之贫富﹑人民之苦乐﹐负担不可推卸之大责。这也是文化史当深究之一大问题。

九七年十二月

五十五.要以天下人为师

要以天下人为师﹐一要以当代所有人为师﹐其一技之长便是先生﹔二要以古往所有人为师﹐其长短成败足充无声师长。《尚书》曾言﹕“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向谁问﹖向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讨问﹐向古往今时所有文化精英讨问﹐向全人类的劳动阶级讨问。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合已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于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强调的不仅仅是学人之长﹐而是效人之善﹐发展了“好问则裕”的倡导。反思自己﹐竟以一目所见﹐作为依据﹐草率浅浮之习未绝﹐当深以为戒。

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五十六.张承志必能经久

于过道昏灯下读张承志文﹐自终篇往前倒阅。每个人心中都拥有热情的种子﹐一旦发芽﹑生长﹐得到爱心(仁民爱物之善心)的呵护﹐便必然蓬蓬勃勃﹐枝繁叶茂﹐散发出震撼人心的生命力量。张氏必能长久而广泛地赢得人心﹐因为人类的诚心是相通的。有诚心便有热情﹐有热情便能相互感染。人类一切伟大的业绩无不产生于经久不衰的热情。

九八年元月

五十七.自然的昭示

遥望东北山坡﹑绝壁﹐但见昨日为往昔秋残枝腐叶覆盖之山林坡土﹐经一夜清气﹑雨露之滋润﹐焕然一新﹐那沁人肺腑的气息﹐悄悄地渗进高墙﹐传授伟大的福音﹕一个全新的山野将在那残枝腐叶之上诞生﹗一个振奋人心的新世纪要来到﹗再看那沉默不语的绝壁﹐巍峨冷静﹐犹如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屈的脊梁。

九八年元月

五十八.基督的人格力量

基督教经书似乎没有明确地讨论人性本体问题。但从经义对人性能靠向上帝﹐也能靠向撒旦的叙述与阐发﹐可见出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既可为善也可为恶。原罪论还不是性恶论﹐它企图强调的是人性生来就有弱点。但这种弱点﹐经过人主动向至善(上帝)的皈依﹐是可以克服的。

上帝是精神性的﹐是人类最高良知的化身﹐也是人类最高良知的寄托﹐是人类精神所能创造与构想的一切最美好德性的汇集﹐或者说上帝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理念﹐人类以其固有的创造力(包括想像力)给这种理念以形像﹑言语﹑行为﹑事迹﹐然后奉之为人类的道德榜样﹐为精神力量之泉源。

耶稣的生命﹐完全与这种至真至善至美至健至强的理念(即天父)同一﹑统一了起来﹐因而获得了圣子的地位。

圣灵则是上帝﹑耶稣的精神影响力量。此种力量是感召﹑启示的力量﹐借助它﹐基督徒获得精神性的鼓舞﹐获得不怕困难的信心﹐获得领会生命真谛的感悟。通过圣灵﹐许多普通平凡的人心与最真诚最善良最完美的上帝﹑基督的精神取得了沟通﹐取得了交流。当普通平凡之人与人类最高良知发生会通时﹐人类的弱点便受到严厉的批评﹐人类的迷茫便减少﹑消失﹐人类的言行便获得了指南。

精神是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本源动力﹐而最高精神(上帝)则是人类战胜困难﹐争取普遍的生存与发展的灯塔。或者说最高精神是人类普通精神的终极阶段﹐同时也是普通精神的最伟大的良师﹐最光明的指路明灯。普通精神容易迷惘﹑混乱﹑不义﹑充满邪恶﹑懒坠懈怠﹑贪图快乐﹑只顾私利﹐而欲克服这些弱点﹐必到最高精神那才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克已养仁之动力。

最高良知最高精神﹐也即上帝﹐是普通精神超越自身﹑追求伟大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乐园。伟大的品格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任何人类成员只要不断地自最高精神处汲取营养﹐不断地按最高精神的指令﹐去实践(全心全意地实践)爱人如已的使命﹐都能养成伟大的品格。伟大的品格包括克已﹑坚强﹑宽容﹑节俭﹑勤奋﹑真诚﹑热爱真理﹑仁民爱物。这些品格是爱人如已﹐造福人类的必备品格﹐为全人类共同仰慕。每个以仁民爱物为已任人的人﹐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不应放弃或忘记自觉地积极地培养伟大的品格。历史上的暴君可以垄断权力﹐但垄断不了这些伟大的品格﹔历史上强盗可以剥夺人的生命﹐但无法剥夺人们培养伟大品格的信念与权利。

真正的基督徒从不孤单﹐人们常说﹕“上帝与你同在。”这是千真万确的祝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无论他处在旷野风暴之中﹐严霜苦雪之中﹐重重的对手围困之中﹐饥饿疾病的压迫之中﹐还是处于高墙厚壁的禁锢之中﹐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圣灵)永远将他与上帝救主﹑使徒﹑人类所有饱经患难的先哲先贤﹑人类永恒的路石--劳动阶级等等的思想﹑感情﹑意志﹑毅力联系在一起。他孤单吗﹖不孤单﹗美好的就在前头﹐伟大的鼓励萦绕耳际﹐人类永恒的信心之父永远日夜慰藉着他﹐鼓励着他。

基督教的上帝﹐通过耶稣的受难及使徒的牺牲﹐获得了人格力量。这是孔孟之道远远不及的地方﹐孔孟之道固然有辉煌之处﹐但先秦孔孟之徒有几个为真理而牺牲性命的呢﹖没有﹐一个也没有。连那些自命为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都没有舍身成仁﹑改造天下﹐那么还有谁会真正以孔孟之道为生命的全部追求呢﹖孔孟与基督比起来﹐是博学之士与勇烈之士的比较﹐是教授知识的先生与人类灵魂导师的比较。孔孟的伟大是普通的﹐耶稣的伟大是神圣的。人光有充足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高尚的灵魂。光传授良知所认可的知识是远不够的﹐还必须以自身的人格力量来证明最高良知(或曰那些良知认可的知识)值得追随。孔孟之道没有做到这点﹐于是﹐孔孟之徒沦为﹕“达则兼济天下”﹐不过是充当封建主的附庸罢了﹔“穷则独善其身”﹐不过是官冕堂皇的彻底的逃避主义罢了。

九八年元月

五十九.现代人和传统人的人格的分野

划分现代人与传统人的标准是什么﹖

是时代么﹖不是。

时代或曰人所处的时间不能作人的境界的分野﹐区别现代人与传统的标准只能是精神境界。一个人如果真正地尊重民权﹑信奉博爱﹐他就是现代人﹔反之一个人如果蔑视民权﹑只顾私利﹐他就是传统人。这里“真正”一词的含意是言行一致﹑勇于实行。

由此看来﹐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执政官﹑柏拉图﹑苏格拉底﹐近代欧哲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是现代人﹔释伽牟尼﹑墨子﹑孟子﹑耶稣基督及其使徒是现代人﹔黄南雷﹑孙中山是现代人。而生活在当今世界的诸多高俅﹑童贯﹑无耻之徒﹑市侩奸商﹑保守分子等等﹐则是地地道道的传统人。

现代人是人类精神摆脱了贪欲束缚后获得新生的产物﹐是人类的理想状态。传统人则是自私﹑贪欲的奴隶﹐是愚昧的产物﹐是文明进步的障碍。这两种人格自古以来﹐一直处敌对状态。

九八年元月

六十.无神论和有神论

一些人讥笑上帝﹐讥笑宗教信仰﹐认为有神论者的宗教信仰是无稽之谈﹐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上帝”或“神”﹐他们的“上帝”或“神”是什么呢﹖是金钱﹑权利﹑无止尽的贪欲与损人利已﹐他们振振有辞﹐指责誓死爱国者﹑为民请命者﹑主持公道者﹑追求真理者﹑舍身取义者﹑酷爱科技者为迂腐﹑呆痴﹑傻瓜﹔赞美所有最厚颜无耻﹑最趋炎附势﹑最市侩庸俗﹑最鄙卑贪婪﹑最偏倚不公﹑最祸国殃民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机智灵活﹑富有能耐﹐总之只要是不择手段谋取了财富与权力的人﹐他们都奉为“神灵”。这种有“神”论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诸教的有神论﹐完全不同。佛﹑伊﹑基三教的神均是至善﹑至公﹑至义﹑至真﹑至美﹑至全的化身﹐而那些无神论者的“神”实是毒害人类每个成员﹐尤其是毒害劳动阶级的恶魔。

基督教的上帝或神是人类精神的最高阶段﹐是所有美德的承担者。它所体现的道德(美德)不是零碎的﹐而是统一的﹔不是偏狭的而是全面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恒的﹔不是为了部分人类产生的﹐而是为了全体人类产生的。

九八年元月

六十一.又见黄花

二十二日下午登四楼东窗之下﹐见东野黄花或娇艳鲜黄﹐或疏开枝上﹐原来这边旷野黄花晚开半月﹐是西窗外西南方向的黄花的弟弟妹妹了。黄花成了这寂孤生活中的牡丹了﹐记得三月九日下午继八日再次登楼赏花时﹐曾默诵一阙﹐仍借汤显祖之东风﹐今录此--原来又满野黄花开遍﹐远山碧何处是我家园。柳青伞盖数村宁﹐清风微传江声咽。帆引乡心﹐云缠亲念﹔嫩气娇声﹐欢鸣乳燕。囹圄人也﹐泪岂止是临花溅﹗

九二年春登楼赏花的心情可是另一种韵调--原来是满野黄花娇艳﹐似这般高墙纲外开遍。万般春色与谁分﹖青山远回南天殿。云堆白雪﹐峰霭缱绻﹔嫩柳鹅黄﹐水明悦燕。囹圄人也﹐看不够这韶光倩。

此曲也是套汤显祖曲子的。﹑

九八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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