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的办法就是极刑或入狱
在对话中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必须表明的就是，“如果独裁者不合作，其下场将是很悲惨的。”如果一个独裁者阻挡了自己的国家走向世界广大自由、民主、先进国家的行列，历史会予以十分清楚的记载。我们应该讨论一些直接具有负面效应的例子，如：邓小平在《天安门档》中说“我们会被软禁的”（注10），或者凯洛理．哥什曾指着窗外对我说：“他们会把我吊在那根电线杆上的。”原则上他们两人的说法是极正确的。独裁者抵制和拒绝自己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行为是直接违反国际法的，海牙法庭（Hague Court）或专门为独裁者而存在的特殊法庭将发出传票。如果独裁者不出庭，他将被缺席审判，以至终将被捕和入狱。独裁者必须重视这些选择：米洛塞维奇或嘎拉．霍恩（送入监狱或隐退）。
当然，这种沟通不见得全适用，而且不施加一些压力也一定无效。哈姆斯顿大使说的很对。一般的大使在出使奈洛比（编注：Nairobi，肯亚首都）时都与莫伊（Moi）会见过，但是哈姆斯顿大使写到：“也许我代表的是美国，或者也因为我们互相印象很好，在我三年在奈洛比的任期间，我见到莫伊四十多次。他从来没有拒绝和我会面。即便是在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只有两次我提议开会时被延迟了一些。哈姆斯顿大使在多次特别的会见时用了很多这一章中提到的办法。他在外交部长不在场时与莫伊深谈有关民主的想法。哈姆斯顿使莫伊改变初衷，愿意接受多党政府和选举。否则哈姆斯顿很可能会见到莫伊在肯亚政变时被罢黜。肯亚在二○○二年终于成为民主国家。哈姆斯顿发现莫伊的阻挠基于他的年迈、恐惧和了解不足；他情愿延用旧日压制的方式代替新的妥协的方法（注11）。但哈姆斯顿和肯亚民主人士迫使莫伊同意选举。
在这些沟通中最重要的目的，其实不完全是使独裁者本身转换思维，而是带他走向一个好的方向——选举，并且阻止他对示威者开枪。阿姆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波斯沃斯（Steve Bosworth）大使和特使参议员拉萨尔特（Paul Laxalt）从来没有要求马可仕改变他的政府，但是他愿意和平的离开菲律宾。戈巴契夫在位时从未被说服要支持东欧和苏联的民主治度化——他只是没有去阻拦。
当然一个外交大使无法做所有的事，他也不应该如此。大使馆也需要认真的工作人员。每一个大使馆都应该有一位专责民主方面，对非暴力战略、战术和如何得到外界的帮助等有专门训练的人员。外交界应该在使节圈中为使节们建立一个新的专业或宦途。正如我们已有的阿拉伯、苏俄和拉丁美洲的特派员。我们可以发展各个不同职掌单位的、很富有经验的外交人员，把独裁者赶走。大使应该主持一个民主工作小组，包含着使馆的每一个工作部门。每一年度应该有一个有关民主的活动方案。
在人员充足的大使馆内，应该可以成立新的对内及对外部门，以取代标准的、分开的政治、经济、与其他部门。在对内的部门可包含政治、经济、援助与其他相关的部门，他们必须将工作重点放在推动民主和内政的进展。每一部门都有他们一些特定的支持者，对推翻独裁者起到关键作用。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内的情报组和警务组也应该与当地的安全部门、武官与当地的军方人士、商务专员与当地的商业领袖等取得联系。
在宗教占很重要地位的区域，值得考虑设置一个宗教专员。在很多的独裁政权中，宗教学会或宗教领袖通常是极为重要的，这代表有影响力的而且常是独立的力求改变的声音。这是从古巴、非洲到中东至亚洲的不变的事实。有些时候宗教会为民主和包容而发出呐喊。有些时候迫于压迫，它也会成为暴力和新的镇压的代表。宗教的调节作用最终将成为主导地位是极关键的。长期养成的特性和传统的约束，使很多职业外交家在对中东的回教领袖和信徒、中国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或法轮功成员对话时显得很不高明。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一个中心的任务是教育宗教团体明智地把政治和宗教分开，并在另外的情况下，帮助宗教团体使用非暴力手段，得到信仰自由的权利。
大使们和大使馆应该藉所有的机会来显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和使其合法化，其中一个办法是参与他们的法院审判。二○○二年一月十六日，来自各国使馆的代表，包括瑞典、挪威、荷兰、瑞士、英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加拿大和美国出席了在开罗对民主领袖伊布拉辛（Saad Ibrahim）的审判。他在同年被释放，与这些民主国家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如“自由之家”的密切合作有直接的关系。“自由之家”是第一个去监狱探访伊布拉辛的组织，并于二○○二年颁奖给他。
另外一种突显民主人士的方法则是将他们和独裁者的代表一起请到使馆。尤其国庆日是邀请所有人的最好时机。哈姆斯顿大使形容，在一次七月四日的欢庆中，政府官员和反对派人士一起笑谈，法官们与那些曾被他们送入监狱的人士聊天，那些很晚仍未离去的人们在草坪上起舞（注12）。但是小的活动、午餐或晚宴也是很好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从未与反对派谋过面。当然或许可能产生对彼此的轻视，但也可以对民主人士的坚强意愿而产生合理的尊重，正如甘地对英国总督所做的。这也给民主人士一个机会，对独裁者和他的政权有一番个人的估量。
目标之一是先推进非正式的沟通，然后同民主人士与旧政权一起召开圆桌会议——这是一个最经典的说服独裁者的方法，如果他很和平的下台，他还是有前途的。这种方法于一九八九年用在波兰、匈牙利及其他地方。所以如果能多次、实质上的互动，往后便更能朝这个方向走。
在此我要直接向一些第一次进驻独裁政权国家的大使说些话：
在本国达成共识：在上任之前，首先与本国政府的各个分支机构，包括立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部门达成共识。因为最初所获得的支援，将会对你上任后的推动能力产生巨大正面影响。请记住，你的中心任务是促进一个能够充分运作的民主机制，这意味着独裁统治者或早或晚必须下台。达成了共识（联盟）后，要继续保持联系，并亲自定期报告，以维护这种共识。
表明你的国家的立场：上任后立即明确表达你所重视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不仅仅是政府的独裁者。假如这个政府阻止你的上任过程，你应该尽量避免被社会大众忽视你的存在。传统的方式是，一个新上任的大使在任职仪式之前不应过于活跃；但是这种形式对最后四十五个非法的、独裁的国家并不适用。间接经由在自由民主集会和活动中会晤重要的民主党人、公众社团成员，发表声明以及接受采访等，都可以使人们了解你的国家倡导民主的主张和愿望。
与当地民众及积极分子共同商讨：仅仅与民主主义积极分子会晤是不够的。你应该倾听当地参与者对于你、你的政府以及其他民主人士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和可能给与他们什么样行动机会的建议。并且要拟出一个大体上主要由民主人士达成共识的系统及灵活的计划。
与执政政体周旋：在不违背以上计划原则的情况下试着与执政党周旋，并寻找机会或在必要的情况下施加压力，以保持民主化的进程，为民主党派提供更多的空间。请注意，当军队和员警被说服不再采用暴力对待自己的人民时，民主进程就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当你与这些安全力量打交道时，要注意把其他人与独裁者区别对待。
发展资源：在与民主分子讨论总体计划时，同时还要寻找支援非暴力变革的资源。这包括与你的政府沟通，以及鉴别哪些政策对你所任职的国家的正、负面影响。
建立国际民主阵营：至少每个月一次与其他民主国家（民主共同体）的大使在民主活动中进行会晤，讨论现状及努力具体协调帮助民主力量建立基本章程。
大使在行动
为了示范如何应用这些原则，我将介绍两个十分不同的人。第一位是职业外交官哈利．邦尼斯（Harry G. Barnes Jr.），他是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美国驻智利的大使。第二位是新闻记者史密斯．哈姆斯顿（Smith Hempstone），一位自成一格的“调皮大使”，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二年间就任肯亚。在两个自命“永远统治，非我莫属”、但又完全不同的独裁者的阴影下，这两位元大使让人们领略了他们为民主进程所做的贡献。
邦尼斯在智利：职业外交官
邦尼斯于一九八五年到达智利。十二年前，一九七三年的九月军队政变，废除了民选总统阿叶德（Salvador Allende Goshens）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智利总统官邸拉蒙那达（La Moneda）被围困的时候，阿叶德也许是死于自杀。夺权的是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一位长期以来与共产主义为敌的军队将领。为了巩固胜利，他迅速地将左翼的真实敌人与假想敌人都彻底扫荡。在此之前，智利，这个拉丁美洲最古老的民主国家之一，从未曾有过军队政变。在这个拥有一千二百万国民的国家中，大多数人都在为结束阿叶德的社会主义实验与对古巴和苏联谄媚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回到文明统治（注13）。但是皮诺切特所领导的派别，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派别一样，都不准备放弃手中的权力。因此清除两年来的社会主义影响以及重建经济还需要更多强大的努力。接下来对共产主义的清算是残酷而且涉及广泛的，包括无法形容的折磨、放逐、海外刺杀和几千人的“失踪”等。指挥这场恶梦般镇压的是一个新建立的秘密员警机构， DINA（Direcci de Inteligencia Nacional）。一九七四年，皮诺切特任命自己担任智利的总统。此后的十几年中，镇压达到顶峰然后逐渐退去，人们向独裁者的淫威屈服。虽曾经有过反抗，但是太过理想主义且太懦弱，以致无法成功。一小撮左翼极端分子的几个炸弹在这个政权体系上仅仅弄了个小小的坑。当邦尼斯到圣地牙哥（智利首都）上任时，反抗力量已开始呈现衰弱状态。
在皮诺切特政权早期，美国政府对恢复智利过去的民主制度没做任何努力。在冷战时期，阿叶德的倒台似乎是古巴和苏联对南美渗透的结束。尼克森总统和他的国务卿季辛吉，从经济和部队援助方面支援皮诺切特的军队政变，但是对于他的人权践踏却缄口不语。确实，直到今天，人们还广泛的认为CIA（中央情报局）操纵了对阿叶德政权的颠覆。但实际上，CIA只不过是任其发展而已。正如后来雷根总统的国务卿舒兹（George Shultz）评述说：“几乎全世界都责备美国将皮诺切特扶植起来并且帮助他稳固政权。”福特总统（Gerald Ford）的行政机构，同样也没有尽力将智利转向民主，尽管他原本可以采取很多方式，包括调动“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债权人、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但是季辛吉对采用这种杠杆作法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会将政治渗透到国际金融机构中。当然，美国政府更喜欢智利经济领导者所采用的自由化、紧缩货币（tight-money）政策。在爱德华．甘迺迪和其他一些人反对支援这个新拉丁独裁者的参议院中，人们对皮诺切特不感兴趣，并且削减了对智利的军事援助。
一九七六年，在圣地牙哥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高峰会议上，季辛吉发表了所谓主要人权演讲的讲话，并且为谴责智利违反人权的决议投了一票。但是他后来把讲话改得温和了一些：重申皮诺切特是在幕后指挥，并建议或许智利应该做些走向民主的姿态。这一切更使得反对派感到不舒服。“季辛吉让人感到他倾向于那个政权一方，”当时的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首领（后成为总统）爱尔文（Patricio Aylwin）指出，“他回到华盛顿后公开的声明他极力赞成的观点。”（注14）
智利密切注视着续任者卡特（Jimmy Carter）的总统竞选，候选人声明中对人权的倾向给被驱散和围攻的反对派们带来了希望，同时让政变者感到不安。这个新的重点带来了一些确实的结果，但是如同以往一样，在国务院里总是有强调人权和冷战外交政策的不同方针。令人好奇的是，很少有人强调最主要的问题：重新实现民主。
到了一九七八年，皮诺切特已经具备足够自信，他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选票上这样写着：“我支持皮诺切特总统维护了智利的尊严，并且同意政府的合法化。”公民可以在一个智利单星国旗的符号上勾画以选择YES（是）。没有勾画的选票也算做YES（是）。这个必然的胜利，令皮诺切特终于宣布：“今天新的智利诞生了！”
随后他下令为新智利起草新的宪法，允许将十六年的总统任期减为两个八年，中间在一九八八年再行选举。一九八○年九月十一日的一次宪法公民投票中（政变整整七年），赢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民主异议派不承认选举结果，他们认为是弄虚作假的选举；但是，和皮诺切特一样，他们也没有想到所规定的一九八八年选举竟为民主敲开了大门。
雷根总统于第一任期恢复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强硬外交政策。“皮诺切特让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舒兹回忆说，“他并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边。”新一任美国大使泽伯格（James Theberge）从当时被苏慕萨（Anastasio Somoza）统治的尼加拉瓜离任来到智利。雷根政府与国会的想法背道而驰，试图取消对智利、统治阿根廷的派别以及其他共产主义的敌对国家军备限制。
然而到一九八二年，智利的经济模式因恶性贷款、银行与债权人混乱不清以及勉强维持的货币流通而瘫痪。低迷时期导致智利政府开始扼杀经济，并使智利的劳工运动觉醒。在一九七八年丘基卡马塔（Chiquicamata）铜矿工人行动被野蛮镇压后，“美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威胁要联合抵制智利产品，从而帮助推动了民主进程。智利政府才变得温和一些，允许人们在有限范围内的选举和最多六十天的罢工权力。但是空气中依然流动着死亡的气息，一九八二年，基门纳滋（Tucapel Jimenez），一个激进的联盟领袖，在对皮诺切特的政权进行了口头挞伐之后遭谋杀。
第二年，一九八一年长达五十九天的铜矿罢工领袖瑟库（Rodolfo Seguel）成为国家工人委员会的主席，并号召全国总罢工。随后，尽管意识到这个政权会用极端强暴的手段镇压罢工，他仍定五月十一日为全国抗议日。在那一天，智利人敲击着锅碗瓢盆，吹着号角，以及一切他们可以找得到的东西，用瑟库的话说，“独裁者就是独裁者，它是独裁专制，我们要改变。”智利出动国家员警对兴奋的人群使用催泪弹。但是，当人们终于冲破沉默，再也不被压制下去。加上国家经济下滑所引起的越来越紧张的状态，这个政权终于垮台了（注15）。(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