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的辦法就是極刑或入獄
在對話中另外一個同等重要的必須表明的就是，「如果獨裁者不合作，其下場將是很悲慘的。」如果一個獨裁者阻擋了自己的國家走向世界廣大自由、民主、先進國家的行列，歷史會予以十分清楚的記載。我們應該討論一些直接具有負面效應的例子，如：鄧小平在《天安門檔》中說「我們會被軟禁的」（注10），或者凱洛理．哥什曾指著窗外對我說：「他們會把我吊在那根電線杆上的。」原則上他們兩人的說法是極正確的。獨裁者抵制和拒絕自己的國家成為民主國家的行為是直接違反國際法的，海牙法庭（Hague Court）或專門為獨裁者而存在的特殊法庭將發出傳票。如果獨裁者不出庭，他將被缺席審判，以至終將被捕和入獄。獨裁者必須重視這些選擇：米洛塞維奇或嘎拉．霍恩（送入監獄或隱退）。
當然，這種溝通不見得全適用，而且不施加一些壓力也一定無效。哈姆斯頓大使說的很對。一般的大使在出使奈洛比（編注：Nairobi，肯亞首都）時都與莫伊（Moi）會見過，但是哈姆斯頓大使寫到：「也許我代表的是美國，或者也因為我們互相印象很好，在我三年在奈洛比的任期間，我見到莫伊四十多次。他從來沒有拒絕和我會面。即便是在關係很緊張的時候，只有兩次我提議開會時被延遲了一些。哈姆斯頓大使在多次特別的會見時用了很多這一章中提到的辦法。他在外交部長不在場時與莫伊深談有關民主的想法。哈姆斯頓使莫伊改變初衷，願意接受多黨政府和選舉。否則哈姆斯頓很可能會見到莫伊在肯亞政變時被罷黜。肯亞在二○○二年終於成為民主國家。哈姆斯頓發現莫伊的阻撓基於他的年邁、恐懼和瞭解不足；他情願延用舊日壓制的方式代替新的妥協的方法（注11）。但哈姆斯頓和肯亞民主人士迫使莫伊同意選舉。
在這些溝通中最重要的目的，其實不完全是使獨裁者本身轉換思維，而是帶他走向一個好的方向——選舉，並且阻止他對示威者開槍。阿姆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波斯沃斯（Steve Bosworth）大使和特使參議員拉薩爾特（Paul Laxalt）從來沒有要求馬可仕改變他的政府，但是他願意和平的離開菲律賓。戈巴契夫在位時從未被說服要支持東歐和蘇聯的民主治度化——他只是沒有去阻攔。
當然一個外交大使無法做所有的事，他也不應該如此。大使館也需要認真的工作人員。每一個大使館都應該有一位專責民主方面，對非暴力戰略、戰術和如何得到外界的幫助等有專門訓練的人員。外交界應該在使節圈中為使節們建立一個新的專業或宦途。正如我們已有的阿拉伯、蘇俄和拉丁美洲的特派員。我們可以發展各個不同職掌單位的、很富有經驗的外交人員，把獨裁者趕走。大使應該主持一個民主工作小組，包含著使館的每一個工作部門。每一年度應該有一個有關民主的活動方案。
在人員充足的大使館內，應該可以成立新的對內及對外部門，以取代標準的、分開的政治、經濟、與其他部門。在對內的部門可包含政治、經濟、援助與其他相關的部門，他們必須將工作重點放在推動民主和內政的進展。每一部門都有他們一些特定的支持者，對推翻獨裁者起到關鍵作用。民主國家的大使館內的情報組和警務組也應該與當地的安全部門、武官與當地的軍方人士、商務專員與當地的商業領袖等取得聯繫。
在宗教占很重要地位的區域，值得考慮設置一個宗教專員。在很多的獨裁政權中，宗教學會或宗教領袖通常是極為重要的，這代表有影響力的而且常是獨立的力求改變的聲音。這是從古巴、非洲到中東至亞洲的不變的事實。有些時候宗教會為民主和包容而發出呐喊。有些時候迫於壓迫，它也會成為暴力和新的鎮壓的代表。宗教的調節作用最終將成為主導地位是極關鍵的。長期養成的特性和傳統的約束，使很多職業外交家在對中東的回教領袖和信徒、中國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或法輪功成員對話時顯得很不高明。但是在很多的情況下，一個中心的任務是教育宗教團體明智地把政治和宗教分開，並在另外的情況下，幫助宗教團體使用非暴力手段，得到信仰自由的權利。
大使們和大使館應該藉所有的機會來顯示民主政治的優越性和使其合法化，其中一個辦法是參與他們的法院審判。二○○二年一月十六日，來自各國使館的代表，包括瑞典、挪威、荷蘭、瑞士、英國、比利時、德國、西班牙、加拿大和美國出席了在開羅對民主領袖伊布拉辛（Saad Ibrahim）的審判。他在同年被釋放，與這些民主國家和一些非政府組織如「自由之家」的密切合作有直接的關係。「自由之家」是第一個去監獄探訪伊布拉辛的組織，並於二○○二年頒獎給他。
另外一種突顯民主人士的方法則是將他們和獨裁者的代表一起請到使館。尤其國慶日是邀請所有人的最好時機。哈姆斯頓大使形容，在一次七月四日的歡慶中，政府官員和反對派人士一起笑談，法官們與那些曾被他們送入監獄的人士聊天，那些很晚仍未離去的人們在草坪上起舞（注12）。但是小的活動、午餐或晚宴也是很好的機會。在大多數情況下，獨裁者從未與反對派謀過面。當然或許可能產生對彼此的輕視，但也可以對民主人士的堅強意願而產生合理的尊重，正如甘地對英國總督所做的。這也給民主人士一個機會，對獨裁者和他的政權有一番個人的估量。
目標之一是先推進非正式的溝通，然後同民主人士與舊政權一起召開圓桌會議——這是一個最經典的說服獨裁者的方法，如果他很和平的下臺，他還是有前途的。這種方法於一九八九年用在波蘭、匈牙利及其他地方。所以如果能多次、實質上的互動，往後便更能朝這個方向走。
在此我要直接向一些第一次進駐獨裁政權國家的大使說些話：
在本國達成共識：在上任之前，首先與本國政府的各個分支機搆，包括立法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部門達成共識。因為最初所獲得的支援，將會對你上任後的推動能力產生巨大正面影響。請記住，你的中心任務是促進一個能夠充分運作的民主機制，這意味著獨裁統治者或早或晚必須下臺。達成了共識（聯盟）後，要繼續保持聯繫，並親自定期報告，以維護這種共識。
表明你的國家的立場：上任後立即明確表達你所重視的是這個國家的人民，而不僅僅是政府的獨裁者。假如這個政府阻止你的上任過程，你應該儘量避免被社會大眾忽視你的存在。傳統的方式是，一個新上任的大使在任職儀式之前不應過於活躍；但是這種形式對最後四十五個非法的、獨裁的國家並不適用。間接經由在自由民主集會和活動中會晤重要的民主黨人、公眾社團成員，發表聲明以及接受採訪等，都可以使人們瞭解你的國家倡導民主的主張和願望。
與當地民眾及積極分子共同商討：僅僅與民主主義積極分子會晤是不夠的。你應該傾聽當地參與者對於你、你的政府以及其他民主人士能夠為他們做些什麼，和可能給與他們什麼樣行動機會的建議。並且要擬出一個大體上主要由民主人士達成共識的系統及靈活的計畫。
與執政政體周旋：在不違背以上計畫原則的情況下試著與執政黨周旋，並尋找機會或在必要的情況下施加壓力，以保持民主化的進程，為民主黨派提供更多的空間。請注意，當軍隊和員警被說服不再採用暴力對待自己的人民時，民主進程就會有一個重大的突破。當你與這些安全力量打交道時，要注意把其他人與獨裁者區別對待。
發展資源：在與民主分子討論總體計畫時，同時還要尋找支援非暴力變革的資源。這包括與你的政府溝通，以及鑒別哪些政策對你所任職的國家的正、負面影響。
建立國際民主陣營：至少每個月一次與其他民主國家（民主共同體）的大使在民主活動中進行會晤，討論現狀及努力具體協調幫助民主力量建立基本章程。
大使在行動
為了示範如何應用這些原則，我將介紹兩個十分不同的人。第一位是職業外交官哈利．邦尼斯（Harry G. Barnes Jr.），他是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美國駐智利的大使。第二位是新聞記者史密斯．哈姆斯頓（Smith Hempstone），一位自成一格的「調皮大使」，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二年間就任肯亞。在兩個自命「永遠統治，非我莫屬」、但又完全不同的獨裁者的陰影下，這兩位元大使讓人們領略了他們為民主進程所做的貢獻。
邦尼斯在智利：職業外交官
邦尼斯於一九八五年到達智利。十二年前，一九七三年的九月軍隊政變，廢除了民選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 Goshens）的社會主義政權。在智利總統官邸拉蒙那達（La Moneda）被圍困的時候，阿葉德也許是死於自殺。奪權的是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一位長期以來與共產主義為敵的軍隊將領。為了鞏固勝利，他迅速地將左翼的真實敵人與假想敵人都徹底掃蕩。在此之前，智利，這個拉丁美洲最古老的民主國家之一，從未曾有過軍隊政變。在這個擁有一千二百萬國民的國家中，大多數人都在為結束阿葉德的社會主義實驗與對古巴和蘇聯諂媚感到歡欣鼓舞的同時，他們也希望能夠儘快的回到文明統治（注13）。但是皮諾切特所領導的派別，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派別一樣，都不準備放棄手中的權力。因此清除兩年來的社會主義影響以及重建經濟還需要更多強大的努力。接下來對共產主義的清算是殘酷而且涉及廣泛的，包括無法形容的折磨、放逐、海外刺殺和幾千人的「失蹤」等。指揮這場惡夢般鎮壓的是一個新建立的秘密員警機構， DINA（Direcci de Inteligencia Nacional）。一九七四年，皮諾切特任命自己擔任智利的總統。此後的十幾年中，鎮壓達到頂峰然後逐漸退去，人們向獨裁者的淫威屈服。雖曾經有過反抗，但是太過理想主義且太懦弱，以致無法成功。一小撮左翼極端分子的幾個炸彈在這個政權體系上僅僅弄了個小小的坑。當邦尼斯到聖地牙哥（智利首都）上任時，反抗力量已開始呈現衰弱狀態。
在皮諾切特政權早期，美國政府對恢復智利過去的民主制度沒做任何努力。在冷戰時期，阿葉德的倒臺似乎是古巴和蘇聯對南美滲透的結束。尼克森總統和他的國務卿季辛吉，從經濟和部隊援助方面支援皮諾切特的軍隊政變，但是對於他的人權踐踏卻緘口不語。確實，直到今天，人們還廣泛的認為CIA（中央情報局）操縱了對阿葉德政權的顛覆。但實際上，CIA只不過是任其發展而已。正如後來雷根總統的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評述說：「幾乎全世界都責備美國將皮諾切特扶植起來並且幫助他穩固政權。」福特總統（Gerald Ford）的行政機構，同樣也沒有盡力將智利轉向民主，儘管他原本可以採取很多方式，包括調動「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債權人、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但是季辛吉對採用這種杠杆作法表示反對，他認為這會將政治滲透到國際金融機構中。當然，美國政府更喜歡智利經濟領導者所採用的自由化、緊縮貨幣（tight-money）政策。在愛德華．甘迺迪和其他一些人反對支援這個新拉丁獨裁者的參議院中，人們對皮諾切特不感興趣，並且削減了對智利的軍事援助。
一九七六年，在聖地牙哥舉行的「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高峰會議上，季辛吉發表了所謂主要人權演講的講話，並且為譴責智利違反人權的決議投了一票。但是他後來把講話改得溫和了一些：重申皮諾切特是在幕後指揮，並建議或許智利應該做些走向民主的姿態。這一切更使得反對派感到不舒服。「季辛吉讓人感到他傾向於那個政權一方，」當時的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s）首領（後成為總統）愛爾文（Patricio Aylwin）指出，「他回到華盛頓後公開的聲明他極力贊成的觀點。」（注14）
智利密切注視著續任者卡特（Jimmy Carter）的總統競選，候選人聲明中對人權的傾向給被驅散和圍攻的反對派們帶來了希望，同時讓政變者感到不安。這個新的重點帶來了一些確實的結果，但是如同以往一樣，在國務院裏總是有強調人權和冷戰外交政策的不同方針。令人好奇的是，很少有人強調最主要的問題：重新實現民主。
到了一九七八年，皮諾切特已經具備足夠自信，他舉行了一次公民投票以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選票上這樣寫著：「我支持皮諾切特總統維護了智利的尊嚴，並且同意政府的合法化。」公民可以在一個智利單星國旗的符號上勾畫以選擇YES（是）。沒有勾畫的選票也算做YES（是）。這個必然的勝利，令皮諾切特終於宣佈：「今天新的智利誕生了！」
隨後他下令為新智利起草新的憲法，允許將十六年的總統任期減為兩個八年，中間在一九八八年再行選舉。一九八○年九月十一日的一次憲法公民投票中（政變整整七年），贏得了三分之二的選票。民主異議派不承認選舉結果，他們認為是弄虛作假的選舉；但是，和皮諾切特一樣，他們也沒有想到所規定的一九八八年選舉竟為民主敲開了大門。
雷根總統于第一任期恢復了反對共產主義的強硬外交政策。「皮諾切特讓每個人的日子都不好過，」舒茲回憶說，「他並沒有和我們站在一邊。」新一任美國大使澤伯格（James Theberge）從當時被蘇慕薩（Anastasio Somoza）統治的尼加拉瓜離任來到智利。雷根政府與國會的想法背道而馳，試圖取消對智利、統治阿根廷的派別以及其他共產主義的敵對國家軍備限制。
然而到一九八二年，智利的經濟模式因惡性貸款、銀行與債權人混亂不清以及勉強維持的貨幣流通而癱瘓。低迷時期導致智利政府開始扼殺經濟，並使智利的勞工運動覺醒。在一九七八年丘基卡馬塔（Chiquicamata）銅礦工人行動被野蠻鎮壓後，「美國勞工及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威脅要聯合抵制智利產品，從而幫助推動了民主進程。智利政府才變得溫和一些，允許人們在有限範圍內的選舉和最多六十天的罷工權力。但是空氣中依然流動著死亡的氣息，一九八二年，基門納滋（Tucapel Jimenez），一個激進的聯盟領袖，在對皮諾切特的政權進行了口頭撻伐之後遭謀殺。
第二年，一九八一年長達五十九天的銅礦罷工領袖瑟庫（Rodolfo Seguel）成為國家工人委員會的主席，並號召全國總罷工。隨後，儘管意識到這個政權會用極端強暴的手段鎮壓罷工，他仍定五月十一日為全國抗議日。在那一天，智利人敲擊著鍋碗瓢盆，吹著號角，以及一切他們可以找得到的東西，用瑟庫的話說，「獨裁者就是獨裁者，它是獨裁專制，我們要改變。」智利出動國家員警對興奮的人群使用催淚彈。但是，當人們終於衝破沈默，再也不被壓制下去。加上國家經濟下滑所引起的越來越緊張的狀態，這個政權終於垮臺了（注15）。(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