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7日讯】这幅吴昌硕七十六岁时所作的《富贵神仙图》，是其晚年诗书画印四绝的代表作。画中枇杷树枝叶繁茂，枇杷鲜美欲滴。树叶以色点画，浓墨勾筋。枇杷用“没骨法”，富有层次和立体质感。水仙用细笔双钩。画家对写意之笔，浓淡自然之色，两者之结合运用上独具匠心。全画构图宁静、自然，设色艳而不俗，布局严谨，笔墨老辣，极有精神。充分体现了吴昌硕浑厚雄肆，沉着率真，气足神旺的艺术特征。吴昌硕以石鼓篆籀线条入画，自谓“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籀非丹青”，打破了花鸟画的旧格局。这幅《富贵神仙图》的题诗书法也是郁郁勃扑茂、古气盘旋而又雄建淋离，疏密得当，极富匠心。诗曰“富贵神仙浑不羡，自高唯有石先生。”这不也正是吴昌硕人品与画品的写照么？
吴昌硕毕生从事艺术研究和创作，专心致志，数十年如一日。晚年，艺术上已经达到极高的境界。海内外求他书画刻印的人很多，就是片纸只字都极为珍贵。但是吴昌硕不仅绝不骄矜，而且越发勤奋谦虚，并保持着冲淡谦和的心态。他时常说：”我学画太迟，根底不深，天资也不高，仅仅做到多看、多画而已。”又说：”学画未精书更劣，似雪苔纸拼涂鸦。”在为友人画的花果册页上，他还题了这样自嘲且自谦的跋语：“予素不知画。衰病，多睡虑伤脾，时以作篆之，笔横涂直抹，丑态毕露。人谓似孟皋、似白阳、似清湘僧；予姑应之曰：‘特健药而已，奚画为？’”把画只不过当成是防病养身的“健药”。
当时有人夸奖吴昌硕的作品“大作合南北为一辙”。他马上答道：“简直不成东西，还谈什么南北。”吴昌硕平时喝酒用的是一只特制的酒杯，杯身、杯底特厚，但大小看上去和别的酒杯没两样，杯中可盛之酒很少。他给客人用通常之杯。当友人揭穿了此秘密，他便妙语解颐：“你们都说我的画好，名气大，其实和这只酒杯一样，徒有其表而已。”吴昌硕晚年因足疾行动不便，理发都得叫人到家里来。他没有一点架子，总爱学着他们的方言跟他们开玩笑，聊天谈家常。那时服务一次一两角钱，他却总是给他们一块银元，并且对他们道声“辛苦”。有几次，理发师向他索画，他也毫不在乎地把画送给他们。
吴昌硕胸襟旷达，平易近人，从不鄙视贫苦亲友，对待家里的雇工也从不厉声叱责。到了晚年，经济虽渐宽裕，但仍不改早年恬淡的生活习惯，非常俭朴。 同时也常告诫儿孙，要爱惜物力，不可浪费。他衣着随便，平日在家里总是穿着旧衣，只求宽畅舒适。那时他在上海住的是一幢极普通的三上三下的”弄堂房子”，题名为“去驻随缘室”，以表随遇而安不拘形迹的胸襟。有友人劝他迁往沪西一带的”高等住宅区”去住，最好自己造一座花园洋房，以娱晚景。事实上在当时要这样做也不太难。他笑着说：“我有这样的房子住，已经心满意足了。想当初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跟张熊（子祥）一起，住一间少见亮光的小屋子，里面摆着两张床和一只书桌，就塞得满满的，两个人没有回旋余地，那才真狭窄呢！”他自奉虽十分俭约，但对待亲友却相当慷慨。那时他常常想回家乡去看看，可是因为交通十分不便，无法如愿。家乡的亲友族人遇到疾病、上学、丧葬等困难时，他知道了，往往慷慨相助，每到年终，他总要寄许多钱到家乡去，周济贫亲友。
那时，有些达官显宦，辗转托人带重金求吴昌硕的书画，他往往严辞拒绝，关照家人把钱退回去。一般朋友要向他索画却并不难，只要谈得投机，他就将得意作品无条件赠送给他们。他在苏州时，一次在某家花园中与一个卖豆浆的人一起躲雨，交谈之后那人知道他是一位画家，就向他索画，他慨然允诺，过了几天就画了一幅送过去。
了解了吴昌硕的人品，对他的画品也就不难理解了。潘天寿曾说过：“昌硕先生，无论在诗文、书、画、治印各方面，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为鹄的。”吴昌硕很钦佩晚清富有独创的画家虚谷，他曾对汪亚尘说：“虚谷作画，假使画得与人相同，或不从自己内心有体会处出发，便随时销毁。”他还在虚谷作的画作上题道：“十指参成香色味，一拳打破去来今。”吴昌硕并不反对师古，但是他以为“出蓝敢谓胜前人，学步反愁失故态”，要求学古人而自出胸臆。“画之所贵贵存我”是吴昌硕所推崇的艺术思想，也就是指在前辈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来。
吴昌硕强调“以形写神”中写神的重要。吴昌硕老友沈汝瑾说他的画“以气主”，为主当然不是说不要形，而是说不仅要熟悉外形，还要与物象成为知己。 他在自己画的一幅《天竹水仙》上题道：“笔意类范湖，然范湖工于设色，予往往以气魄见长，犹善歌者得其天籁耳。”可见他是何等重视气魄了，这也就是所谓的“苦铁画气不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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