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进士”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新科四位进士毛朋、田伦、顾读、刘题因严嵩专权不予派官，后得海瑞仗义荐举才得上任；四人出京为官时在双塔寺盟誓，如违法渎职情愿自备棺木仰面返乡。誓约经过时间、环境的推移而逐渐被遗忘。刘题当县长，不顾人民死活，只顾自己好酒贪杯；田伦包庇家人为非作歹；顾读为官势利尖滑（收贿后把原告变成被告的那场戏可证）；只有毛朋不改初衷，维护誓约，经手及见证了三位同期自食恶果仰面返乡的悲哀。
这个结果原本在官场的掩护下，可以不发生；但因一位不畏权势的讼师宋士杰坚持、帮助那位饱受打压的弱女子杨素贞洗清冤枉，才揭发出这件牵连数位官员的弊案。此案的起因是田氏（田伦之姐）与丈夫谋夺家产，毒死丈夫的弟弟（杨素贞之夫），霸占所有家产，最后还把杨素贞卖掉（强制改嫁他人）。
被害人杨素贞从家乡上蔡县得不到平反（县长刘题不管事），只好越级来到信阳州“上访”，投诉无门，遭无赖欺侮，发出“异乡人命苦”的哀号，恰好给站在门口的宋士杰听到，激起宋的侠义柔肠，与妻子万氏赶走无赖，将杨素贞安顿在自家开设的旅馆中，并且愿意帮她申冤。
宋士杰与杨素贞非亲非故，却为她肝脑涂地，不考虑自身的安危。这与习惯于考量利害的世俗人比，宋简直是个异类，但这种人代表了人类的良心，有他们的存在，才能维系社会的生机，给生命带来高贵感。就在目前中国，官场弊案如山，草菅人命的案例比比皆是，共产党却能利用媒体谎言掩盖。一面滥捕滥杀原告，一面还自称很有人权。纵然如此，仍存在有像高智晟这样的维权律师们，他们不计利益、不畏强权，凭着法律的专业知识，帮助那些遭受冤屈的人。
维权律师花尽心力也许收效甚微，甚至自己反遭迫害、身陷囹圄。然而他们挺身而出的勇气，让那些使坏的官员丧胆。尤其共产党多年以来，教育人民党性压倒一切，党性取代人性，人的基本尊严都要在党的前面低头，许多律师也都低头，任由党官恣情肆虐，连基本的情理法都不顾，任意颠倒，还说“吾党一贯正确”。
宋士杰或高智晟都不是“革命英雄”式的人物，他们通透人情世故，善用各种实战技巧去扳回颓势。没有什么浪漫、煽动性的东西，用人道、实证、法条，最务实恳切的这些做为，往往却能起到最大的力量。“四进士”中宋士杰带着杨素贞上信阳州衙门告状，用最平常的理就让顾读受理此案、用最简单的嘱托让衙役不敢买放田氏夫妇到案。这个法理可用水结晶实验的著名学者江本胜的话来讲：“世界上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好人，就能将世界变好”，可悲的是很多人相信坏人或流氓才有力量而好人没用，人人怕着恶官恶党，放弃正义，把法院看成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无可奈何。
“四进士”这出戏是在中国文化相信人本善的环境里安排剧情，说来让人不信，“四进士”的剧情给作恶的人留着情面，例如田伦并不愿包庇姐姐，但姐姐说服母亲向田伦施压，田伦屈从孝道，只好向信阳州的道台顾读贿赂；而顾读并不想收贿，只是贿赂金被正要返乡养病的师爷收下带走，阴错阳差，造成无法挽救的事实。而绝不是什么阶级仇恨，随便给对方戴上旧地主、旧官僚的帽子就革了别人的命（样板戏专来这一套）。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粗糙地扣上帽子，就可以乱编材料，无限上纲。逼死人还要踏上一脚，连一丝翻身机会都不给。与中国文化的含蓄、温和，处处讲究厚道的作风，相差何等遥远。在当前贪腐严重的恶劣环境下，还能做维权律师，比宋士杰可难上好多倍。共产党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蛮横，让正常人有理说不清。
近代演宋士杰最被人称为经典的，当数麒麟童（七龄童，周信芳七岁就上台演戏因而有此名），因为宋士杰是口齿伶俐的讼师，而麒麟童最注重念白，他强调“千斤念白四两唱”，他的念白饱满有韵味，正好表现一位有人道关怀的维权律师形象。
麒麟童艰辛的演戏生涯中，一向秉持为人着想的心、帮助同行；他不愿与黑道打交道（在解放前的环境里是很难做到的），他憧憬正义，误将共产党的理想当作向往。因为认识不到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在文革时他十一岁的孙女给红卫兵虐待成疯、妻子被活活打死，他还以为是人的错，而不是共产党的错。共产党后来开除他的党籍，他还维护共产党，认为张春桥没资格开除他，拍桌子怒吼。立刻被安上严重违逆党意的罪名，怎么被斗死的，至今含糊其辞，而他的唱片、影片却还在帮共产党赚钱。
浩然正气永远长存，共产党的谎言必然“邪不胜正”，借此文同时向高智晟等维权律师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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