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6日报导】开创典范－北宋的艺术与文化专题报导（中央社记者黄慧敏台北六日电）刘和平等旅外艺术专家今天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开创典范－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研讨会，梳理“北宋书画家郭忠恕之死”、“米芾的作品表现”以及“李公麟的叙事画”等，一窥北宋文人承载着丰富的艺术风华；同时，也从苏轼与周遭文人的互动，发掘绘画中隐含的“密码”。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国子监主簿郭忠恕被控诽谤时政和擅鬻官物谋私利，本属死罪，太宗爱惜人才，下诏减罪为决杖发配流放登州。卫斯理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刘和平质疑，为何“长编”和“宋史”对一个画家的死，会如此不惜笔墨记载？因为，绝大多数的画家传记都不包括画家之死；而极少数提及的，不过是一语带过。
刘和平指出，现存宋人撰写的诸多郭氏传记，以王禹偁和苏轼最著称。苏轼还在文中使用“尸解”这个重要的道家关键词，探讨“尸解”在中国早期社会的应用和对北宋时代的影响，再结合郭氏和苏氏的个人经历，不难感受到苏轼借郭忠恕之死创造新典范的用心。
因此，刘和平建议，故宫所藏郭忠恕“雪霁江行图”应恢复原有的和更为重要的画史意义。虽然年代不详，大概作于画家流放灵武后、太宗征召前，往来京、洛之间的十余年中。也就是说，“雪霁江行图”是北宋绘画中最早的“流放山水”典范，为北宋后期山水画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
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何慕文（Maxwell K.Hearn）从“吴江舟中诗”的风格与订年看米芾书法中的表现性指出，这幅字是米芾大字书法中的罕见作品，他运用行、草书的混合体，明显地想让此件长卷成为表演的作品。
何慕文相信，在这幅作品中，米芾以墨线的变化、字形大小，以及墨色的浓淡来呼应诗作中戏剧化的内容。无疑地，米芾有意识地去操纵他书法中的视觉形式，来补足特定表意文字的意涵。换句话说，米芾允许自己陷入诗作中的戏剧性，为了要在书法中增添自发性与自然的感觉。这种现象在一些米芾突然放大字形，例如“车”字或“战”字的地方特别明显。
从风格看来，这个时期的米芾书法，呈现介于一０九四年末的“拜中岳命作”过渡到一一０一年末或一一０二年的“紫金研帖”中间的风格。
因此，“吴江舟中诗”应当属于这个阶段。何慕文说，假如这样的推论正确，这件作品应该是米芾大字书法中最早的呈现，它开启了出现于米芾往后十年中，朝向大字书法作品发展的趋势。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艺术史系教授孟久丽（Julia K. Murray）探讨李公麟影响后世甚钜的叙事艺术上的创新。孟久丽表示，十一世纪的文人画强调画家的主观认知，而贬抑模仿外形的艺技，导致整个人物画，特别是叙事画的地位下降。就如米芾所言：“今人绝不画故事”，高人逸士不好绘制叙事画。
但同时期的李公麟，却是一位宋朝极富盛名的叙事画家。他集学者，仕官于一身，又是苏轼的圈内人士，社会地位崇高。他别树一格的艺术倾向与技巧，拓展他的叙事画的技术层面和表达方法。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艺术与建筑史系副教授石慢（Peter C. Sturman）表示，苏轼和他周遭的文人，在绘画及绘画评论上注入了一股幽默与嘲讽的新元素，带来了北宋文人绘画变革的契机。
石慢检视苏轼及他的两位至交王诜与王巩，如何透过绘画作品互通款曲，来探讨绘画的“通讯”功能。其中，反映三人交情，而早已引人注目的一件信物，自然是王诜为王巩所作的“烟江叠嶂图”，以及苏轼的诗文题跋。
但是，也有其他值得考量的作品与材料，以期较全面地掌握他们三人交往与沟通的大要。石慢仔细察看他们三人的关系，尤其是前人所常忽略的王巩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因之，有苏轼及王诜共同款题的一件传为五代王齐翰的“勘书图”，将是主要论证的焦点作品。
过去石慢曾表示，像这一类绘画与题跋，正是苏轼和他周遭的文人，表达与沟通的一种“密码”。石慢梳理存世有关苏轼及其两位至交的文献，企图证实这个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