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啊哟！你大学白上了，连个炉子都不会点！”
“大学也没有教过我点炉子呀！我背的是门德雷耶夫的元素周期表。”
“还是让我来吧。你快去找些引火的东西，我就要点火。”
“你点火，我就煽风。”
“哈哈！别争了，煽风点火，在座的统统内行。”
在一个寒冷的初春的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地平线，它的余辉正把西边的天际涂染得如血一般红。在一间肮脏邋遢的大屋子里，六个人围着一个火星全灭了的炉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谈笑着。这时从另一个屋子里匆匆走进来一个浓眉方脸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见过两面，知道他叫马伟章。马伟章进来后，先把全屋子扫视了一遍，然后轻轻地嘘了一声，用很轻的、只有面前这几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你们可要警惕啊！——和老虎睡在一起呢！”
马伟章停了一下，眨眨眼睛，像报告一个机密似的说，声音比刚才还要轻：
“那个张恒直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分子，‘三害’的看家狗。你们在他面前说话可得小心再小心。”
六双眼睛顺着马伟章示意的方向，发现在通铺的小角落里，孤零零地坐着一个人，手里捧着一本用牛皮纸包装得很精细的小薄书，耷拉着脑袋。这人独自离群而坐，好像一个幽灵，不说一句话。而大家刚才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他，仿佛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存在似的。他此刻在干什么呢？六双眼睛互相交换着探询的好奇的目光，然后都落在马伟章一个人的脸上。
“就是他！”马伟章呶呶嘴，轻轻地说。“你们可得留神点，别和他说心里话。”
马伟章说完就匆匆地走了，几分钟以前那热烈活泼而又带点辣味的谈笑也跟着消失了。围着炉子的六个人，五个人的脸上蒙上了一层不愉快的阴影；只有一个人却在心里浮上了和别人不同的想法，很有兴趣地研究着坐在通铺小角落里的怪人，不断地问自己：
“这个人在想什么呢？”
张恒直把简陋的铺盖行李安顿好后，就在那儿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一边阅读一边想道：
“我得监督他们。党把我放在右派中间劳动，也是对我的一次考验。我要坚强地经受住考验，决不可以和他们同流合污。我是左派，我要监督他们右派劳动。”
“铛！铛！铛！”——食堂的钟响了。
钟声宣告下工，宣告开饭。农场工人三人一堆，五人一群，陆陆续续地从地里回来了，有的扛着四齿，有的扛着长把铁锨。张恒直放下了手中的书，找出了碗筷，踏着深沉的步伐向食堂走去。这是他离开大学来到农场的第一天，明天就要开始劳动生活了。
大学送到两木农场改造的右派学生都是第二类处分，共有九十多人，按照农场的编制，分在东、西、南、北四个稻田大队，每个大队可摊到二十余人。张恒直分在南区大队。南区大队又分三个中队和一个骡马队。张恒直被编在三中队，和他同一个中队的还有同屋的另外六个右派。他们天天劳动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睡觉在一起，除了上茅房大小便以外，几乎每一分钟都不分离。张恒直对他们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心，轻易不肯说一句话。这六个人中，他最讨厌的是李明，原因有三个。
首先，李明劳动最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还常常叫苦不迭。
其次，李明在农场九十多名右派中间，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今年十七刚挂零，还不满十八岁。你想想看，十七岁就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那还了得？！
第三，李明是个上海人。张恒直向来就讨厌上海人。上海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是他们的大本营。上海人一个个头发梳得贼亮，油嘴滑舌，趾高气扬，旁若无人，没有一个是好的。这个李明，不用说是更坏喽！
张恒直是在农村长大的，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已经在土坷拉上打滚了。农活他很熟悉。劳动对他不是苦事，倒正好是表现他左派立场的好机会。他处处事事率先，而且干活还想超过农场工人。他不仅自己劳动好，还留心观察每一个右派的劳动，看他们有没有偷懒，对他们百般挑剔。李明干活不但数量少，品质也最差，他就特别注意李明。他管李明叫“小上海”，这里面含有很大的贬义。他要求“小上海”干活和他一样多，一样快，一样好。有一次，他和“小上海”一起在大地里抬土，两个人闹起来了。
“我抬不动哪！”小上海叫苦道，拿着铁锨站着，眼睛盯住张恒直的锨头，希望他别再往筐里装土了。
“抬不动也要抬。这是劳动改造。谁叫你反党反社会主义！”
张恒直把筐装得满满的，足足超过二百斤重。“小上海”弯下了腰，把扁担放在右肩上，咬着牙试了试又站起来了。
“腰直不起来哟!””小上海”诉苦道。“都快把我压死了。”
“离死还差得远呢！快抬吧！”
张恒直一边说，一边操起铁锨，故意往已经装满了的大抬筐里再添上两大锨土。“小上海”抗议了：
“人家有病啊！我睾丸疼，我有睾丸结核。”
“什么高丸、低丸！鸡巴还那么娇气？抬吧，少说废话！”
“小上海”哭丧着脸说：
“我真的有病啊！——人家大夫有证明，不让干重体力劳动。”
“你的病在脑子里，需要劳动改造作新人。快抬吧，劳动能治百病，你的鸡巴病也可在劳动中治好。”
张恒直把扁担伸过去。“小上海”说什么也不肯抬这筐土，非得倒掉一些不可。张恒直火了，用扁担在对方的背上敲了一下。“小上海”哇地一声哭起来，跑去找队长，控告张恒直欺负他。这天晚上，张恒直睡觉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被子里放了许多浸过水的湿土块。
“这准是马伟章干的，他和我是死对头。”张恒直皱着眉头对自己说。“大概‘小上海’把白天的事告诉了他。”
他把土块一个一个地拣出来扔掉。可被子洇湿了，没法子马上就干。他只好盖着湿被子睡了一夜。这一夜他没睡好。他检查了这十多天来的劳动生活，发现自己某些做法确实幼稚可笑。他也承认自己今天对待“小上海”的行为太粗暴，不怎么符合党的政策。右派虽然都很可恶，但毕竟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他们还保留有选举权，政协上还有他们的代表，不能随便打骂。——这么一想，他就决定在形式上稍微改变某些行径。果然，从第二天起，他开始愿意和同屋的右派说话了。
语言是人们交换思想和感情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张恒直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知音。这位知音不是别人，正是同屋的右派陈炳钧。——不过按照张恒直此时的想法，他不是右派，他和自己一样，也是一个被冤枉的左派。他们两个人的命运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
陈炳钧是福建人，比张恒直小二岁。厦门解放后，他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不久就调到军队文工团工作，一直干到五三年。退伍后，他又志愿参加了鹰厦铁路的修建工程，现在身上还有两件鹰厦铁路竣工后奖给的背心，雪白的背心上印有红红的几个大字。后来又当过一阵子小学教员。五六年，也就是张恒直进大学的那一年，他考进了同一个大学的历史系。
“我是一个左派。”陈炳钧拍拍自己的胸脯，对张恒直说。“现在成天和这些右派混在一起，这是最大的耻辱和悲哀。”
接着他就向张恒直倾吐自己的委屈，描述他在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如何口诛笔伐地同右派作斗争，校刊上还发表了不少他写的反右诗篇。可是后来，人们错误地根据一次讨论会上的记录，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
“那个记录是错误的。”陈炳钧斩钉截铁地说。“我当时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反对右派的谬论。可是记录不全，曲解了我的意思，反而把我反对的东西当作了我自己的观点。”
张恒直根据亲身的经验，完全相信了陈炳钧的话。他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陈炳钧，还鼓励陈炳钧不要灰心丧气，要经得起暂时的委屈。
“左派就是左派，到那里也不会变成右派。”张恒直十分坚定地说。“党最后一定会甄别清楚的，不会把自己人当作敌人看待。这类事我过去也见过。”
张恒直要求陈炳钧多多注意右派的行为，特别是那个“小上海”李明，要严加监督，不许他干活偷懒、磨洋工。陈炳钧连连说是。两个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越谈越投机，一下子就变成了知己朋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正在这个时候，南区大队又搬来了一个右派的铺盖。这铺盖的主人叫江涛。
江涛也是第二类处分：“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因为适值爱人分娩，家里无人照顾，向党委请了几天假，比别人晚到了半个月。他也被编在三中队。张恒直和陈炳钧的对话，江涛全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写在纸上，一句不漏地汇报上去了。——自然，还加了些酱油、醋等作料，精心烹调了一番。
一个月以后，上头下了一个指示，要求每人写一篇思想汇报，谈谈自己到农场后的真实思想活动。张恒直拿出了笔和纸，抓住“真实”两个字，就把自己在开除党籍的会议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最后表示：虽然组织上对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一点也不怨恨组织，他一定要像《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所指示的，经受得起暂时的委屈，在新的劳动生活中证明自己不愧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他在结尾这样写道：“真金不怕火来烧。我要在劳动中向党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张恒直的思想汇报对陈炳钧来说，好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受到了鼓舞，增加了勇气。人家张恒直是个老党员，现在也是上面指定的南区队右派组长。既然组长都敢在汇报中公然要求翻案，那么，他也不妨试它一试。他损失的东西太多了，也许多少还能捞回一点？怕什么！反正天塌下来有长汉子顶着，不会第一个压着他。于是他也写了一份类似的汇报，否认自己是右派，把他在反右斗争中的战功大大描述一番。临了，他把大笔一挥：
“党啊，亲爱的母亲！请你考验我吧，考验你的忠实的儿子陈炳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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