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陈云甫的两道眉毛紧紧地绞锁着，那对乌黑的眼睛显得十分深邃，深邃里面又似乎包含着疲倦。烟斗在吱吱地响。从鼻子里喷出了一团团的白烟。房间里飘荡着一股氤氲的香气。
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堆材料。这几天他都在研究南区队的情况，重点是张恒直。他调阅了张恒直的档案。张恒直在去年鸣放时期，曾给原来机关里的同事周善福写了一封信。周善福是这个机关里第一个带头点火的右派，后来在斗争会上被迫交出了张恒直的信。那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把这封信转给了大学党委，并加了一些说明，大意是：你校学生张恒直写信到本机关煽风点火，支持右派分子、肃反对像周善福翻案，怂恿他向党进攻，并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搞错了”，影响极为恶劣。
根据这封来信，张恒直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他不服气。虽然大会小会斗了十余次，还是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最后又拒绝在结论上签字。
陈云甫把这封信反复研读了好几遍，最后磕磕烟斗，在心里对自己说：
“这个人很迂。如果他的脑子稍微灵活一点，也不至于落个这么重的处分。按他的情节，第三类处分——留在系里学习察看也就差不多了吧？不过迂的人倒往往是好人。而且，这个张恒直过去对革命还有过不少功劳。”
正是因为后面这个原因，陈云甫委任张恒直为南区队的右派组长。可是张恒直辜负了他的信任和期望。有人汇报了张恒直在下面散布的大量言论，而他自己交上来的思想汇报里也公然要求翻案。这是不许可的。毛主席有过指示：右派决不能翻案。陈云甫理解党的政策，必须按党的政策办事。不管张恒直是好人还是坏人，他这个组长职务必须立即撤销。说实在的，张恒直当了两个月的组长，一点工作也没有做，下面右派的思想情况根本不知道往上汇报，起不了耳朵和眼睛的作用。
那么，谁来接替他的组长位置呢？
陈云甫第一个想到的是江涛。江涛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已经主动交上了六份思想汇报，平均每个星期一份，不仅在南区队，就是整个农场这九十多名右派中间，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汇报写得又勤快又多产。他不仅写自己现在的认识和体会，还详尽地汇报了别人的一言一行。张恒直和陈炳钧的言论都是他反映上来的。这样的人担任组长再合适不过了。可是——陈云甫翻了一下江涛的档案，发现他曾经在国民党的青年军里混过，是在湖南和平起义时集体投诚过来的。而且，这个人显然是不老实的。他因为爱人分娩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却借此在家里呆了半个月。还有些工人反映，江涛干活虽然有两下子，人前人后却大不一样。
“靠不住！”陈云甫想道，摇摇头，在脑子里把江涛从组长候选人的名单中勾掉了。
鼻子里喷出了一团团的烟云，陈云甫的脑际闪过一个个的名字，最后终于浮上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的形像，这个人就是马伟章。马伟章一共交过一份汇报，并且是上面布置下去后才写的。但这份汇报写得倒很诚恳，语气也似乎很沉痛，水分不多；再加上他那副宽阔的肩膀，浓眉方脸，引起了陈云甫的注意。
“他年纪轻，想来比较单纯些吧？”陈云甫给自己倒了一杯开水，继续坐在那里沉思。
据南区队的大队长反映，马伟章劳动很踏实，不怕脏，不怕累，也不耍滑头，工人们没有一个说过他的坏话。而且，他和张恒直原来在同一个系同一个年级，听说还是同班，而且还住在同一寝室，不妨把他找来问问，侧面了解一些张恒直的情况。于是这天下午，陈云甫把马伟章叫来谈话。
“你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陈云甫说，眼睛望着马伟章的方脸。“怎么样，思想都通了吗？有没有抵触的地方？”
“没有抵触了。”
“真的吗？”
“真的，因为我已经害怕了，再也不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为什么？听说你以前在斗争会上说过，你们是普洛米修斯，对不对？普洛米修斯怎么会害怕呢？”
在陈云甫讽刺的口吻里含有一种友好的玩笑成分，马伟章羞涩地笑了。
“普洛米修斯是介乎神与人之间的巨人，而我马伟章则是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普通人。”马伟章突然停顿了一会儿，抬头望望陈云甫的眼睛，然后继续说道。“我的生命是用血和肉做成的。我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本来是一个大学生，我的年纪不大。我有美好的前程。而且，我还有一个女朋友。可是因为思想反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向往南斯拉夫标榜的创作自由和工人自治，结果被送到农场劳动。现在我的学籍还保留着。如果我从错误中接受教训，好好劳动和改造，我还可以完成大学的学业。如果我继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还会有什么结局呢？我的结局将比现在更悲惨；等待我的是监狱和子弹。——我害怕它们，所以不敢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我决心听组织的话，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
陈云甫赞许地点点头。他根据自己两年零三个月监狱生活的亲身体验，老实说，根本就不相信目前这种途径能够改变一个青年人的政治观点，不过害怕倒是真的。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愿意年纪轻轻的就去死呢？面前这个小伙子说的看来是实话。他就是喜欢别人说实话，因为他的两只耳朵听到的谎话太多了。
“你过去认识张恒直吗？”陈云甫突然换了一个话题。
“认识。我们过去在一个班上，还在同一个寝室住了一年多。”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马伟章望望陈云甫的眼睛，想了想说：
“我觉得他很坏。”
“为什么？”
“他是一个狡猾的两面派，也就是说，是右派里最坏的一种人。”
“你的根据在哪儿？”
根据吗？马伟章开始一件一件地摊出来了。他自己在鸣放时期向党进攻，而张恒直则假惺惺地反对他，从极左的方面，用一些极幼稚可笑的词句激怒他，为他向党进攻提供了火药和子弹。而最大的一个根据是：张恒直当时想撕掉右派的大字报，借此挑起右派更大的进攻。
最后，马伟章用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叙述：
“此外，我认为他在‘自由论坛’上的发言也是居心不良，故意给左派帮倒忙。”
陈云甫听得很仔细，有些地方还用铅笔在工作本子上记了下来。他对马伟章的坦率感到颇为满意。沉思了一会儿，他忽然直勾勾地盯着对方的眼睛说：
“组织上决定让你当南区队右派组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马伟章没有回答。桌子上自鸣钟均匀的“滴答”声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清晰和响亮，房间里沉滞的空气似乎稍嫌闷热了点儿。马伟章这时也在望着陈云甫。两个人默默地用眼睛互相对视了半分钟之久。马伟章首先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打破沉默说道：
“我不知道是否胜任。我希望我能够胜任。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担负起组长的工作。”
这寥寥三句话使得陈云甫感到有些意外。他这才觉察到，面前这个肩膀宽阔的年轻人，比自己原来想像的要复杂些，在他的身上具有某种毅力和自信——这是他刚才没有看到的一面。他有些不高兴了，后悔自己的决定太仓促。可是收回任命又似乎没有道理，只好走着看吧。
“最主要的，是要依靠组织，对组织忠诚老实。”陈云甫平静地说道，眼睛望着桌子上的一堆材料。“切不可像张恒直那样，和组织闹对立。和组织闹对立，吃亏的还是自己。我认为，青年人的思想是容易转变过来的。不怕你反动，只怕你顽固，对组织不老实。”
陈云甫接着交代了当一个右派组长所必须知道的某些事项。
马伟章走了。陈云甫站在门口，有意让对方知道自己正在目送他。马伟章的步伐一点也不混乱，既稳重又矫健。他大步流星地一步接着一步往前迈，显得十分从容和自信。陈云甫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油然地浮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个人可靠吗？”
陈云甫手里拿着弯曲的烟斗，立刻给南区大队的队部办公室挂了一个电话。两个钟头以后，江涛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面前。陈云甫招呼他在自己对面坐下来，先问了几句改造上的陈词滥调，然后便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张恒直表现不好，组长职务给撤了，由马伟章接替。组织上还决定增设一名副组长，由他江涛担任。
江涛站起来，做出了一副受荣宠而感恩不尽的样子，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再三再四地表示要对组织和陈先生本人无限忠诚。陈云甫一面耐心地听着这冗长乏味的表白，一面在心里面说：
“就凭你这些话，我可以断定你是一个无耻之徒。不过我需要你这样的人给我当耳目。要知道，我是在为党工作，不能凭个人感情办事。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
江涛说完以后，陈云甫眼睛凝视着窗外的葡萄架，冷冷地说：
“你副组长的身份在大家面前暂时不要公开。张恒直被撤销组长一事也不必告诉他本人。”
“是的，是的。”江涛脸上表露出一副卑顺谄媚的样子。
陈云甫送走了江涛，马上把窗子全部打开。他感到有些恶心，仿佛房间里的空气因为刚才那个人的呼吸和谈话而变得很污浊。外面正在刮着大风。寒流随着空气通过窗子呼呼地向里面猛灌。他胃疼了，赶紧又把窗子关严。但是胃疼并未减轻。他点燃了烟斗，望着桌子上堆放着的材料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厌倦自己现在所扮演的角色。要了解九十多颗心灵的秘密，这是一个非常吃力而又不讨好的苦差事。而问题还不仅仅在这儿。那么，为什么要他干这工作呢？他原来在大学里担任历史系总支书记，还有一个讲师的职称，主讲《联共（布）党史》。说实话，他倒喜欢那个位置，比较清闲，又有些资料，可以做点研究工作。他心里很明白自己上这儿来的根由。他和总支副书记的龃龉已非一日。可人家在党委里面有背景，于是就借着管理右派为名，把陈云甫挤出去了。
“莫非我也是被一块儿送来改造的？”他凝望着墙上的日历，突然很有感触地沉思道：“如果一年前的今天，我不是因为做手术住了医院，说不定我自己的头上也要戴一顶右派的帽子呢！”
胃疼在加剧。他终于离开了堆满右派材料的办公桌。吞服了几片胃舒平，他就和衣躺在床上。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房间里的东西显得昏暗、模糊了。他慢慢地伸过手去扭亮了台灯，然后不慌不忙地打开了安娜-斯特郎的著作：《史达林时代》。
陈云甫早年学过文学，后来研究历史。近来他的头脑里常常飘忽过一些朦胧的、还没有完全定形的思想。他感到历史已经跨入了一个崭新的纷乱时期，苏共二十大揭开了它的序幕。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世界上将要发生许多连做梦都梦不到的意外事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许只有过了一百年以后才能做出公正的结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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