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感恩——《瑞典森林散步》自序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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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9日讯】记得那个冬天,我们一家从温暖的香港来到寒冷的瑞典北方。面对一片白雪黑森林,还有因语言障碍难以沟通的瑞典人,我有了一种“失根”的寂寥之感。

不久,这里发生了一个黑人小女孩失踪的事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天上的直升飞机、地上的警车包围了失踪地区,还有四百个瑞典志愿者手拿长棍子,在积雪的森林里排成扇形,不分昼夜地搜索寻人。这个北欧国家就以这样的方式,给我这个新移民上了有关“人道主义”的第一课。

在这个具有新教背景的国家,传统基督教所主张的博爱、平等和人道主义,已经不仅是借上帝之口宣扬的宗教信条,而是国家制订政策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知识份子批判社会、维系思想的重要尺度,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在中国读书时,我曾受欧洲现代文学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现在,来自专制国家的我有了机会,在这块和平的绿洲上扎下根来,仔细地观察一个公义与宽容并存、民主和自由实践的社会。

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我在异乡的山野海滨,寻找一些美丽的石头。我一向不屑自诩为“爱国者”,因为那可能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别名词,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句中国古训,我却没有忘记。

一篇又一篇,我用中文写下自己在瑞典寻而有得的感想,并把其中的一部分汇集成书。心里企盼着,我那故国的同胞也能够读到此书。我的同胞会在字里行间发现,去国多年的我,是如何满心诚挚地为他们写作。

※ ※ ※

一位德国记者在采访我时,曾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不少中国流亡者在西方皈依了宗教,为什么你没有去寻找信仰?”我想,这可能因为我从小所受到的无神论教育,也因为我自由不羁的个性。

在长期流亡的失落和寂寞之中,不信神的人怎样承受生命的虚无呢?这是那位记者追问的本意。其实我一直相信,在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神圣的存在,只是我不在意它的名字叫上帝还是叫佛陀。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各大宗教教义中的一些共同的精神,例如爱、仁慈、平等与公义。从这个角度看,我可以说是有信仰的。我信仰的可以称为“普世宗教”,或者叫做“普世价值”。这即是我在母国没有找到,而在我的第二祖国———瑞典寻求到了的价值。

到瑞典之前,我曾在香港的杂志社做过编辑,接触到一些中国流亡者及其作品。那时“六四”过去才三年,一些八九民运的流亡者在轰轰烈烈之后,忍受不了异国的清苦,开始向中共当局表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种方式回国了。至今,回国的流亡者仍骆绎不绝。

我很理解人性的脆弱。被迫的异域流亡,很难成为一种快乐的安居,古往今来,“流亡”一词通常意味着与故园亲友人为地隔离,意味着漂泊、流浪、彷徨、踯躅和徘徊。即使是到了一个更好的国度,即使是离开专制走进民主,对很多人来说,流亡仍然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比较幸运的是,我在中国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师,因此不必像俄国作家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流亡作家时时刻刻处心积虑地力图恢复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作用、他的权威。”在瑞典,我和因战争、政治迫害以及饥荒而逃来的十几个国家的难民一样,从最简单的瑞典文字母学起,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就是这样的普通人的心态,令我在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中保持了心理平衡。前东欧国家的流亡知识份子是我的榜样。他们认为:每当祖国发生了什么,流亡者都有道德义务,去表示他们的态度。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他们充当了国内无法发出声音者的代言人。

※ ※ ※

按照萨义德的看法,在许多知识份子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时,“反而在去国离乡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我们方能得见知识份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

这就说明,只要摆脱自哀自怜的情绪,甘居“边缘人”的地位,善于学习的流亡者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身上带着母国与移居国的两种文化,有了双重的视野。在异国吸取了新的文化营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母国的现实。不和任何权力结成利益联盟,这能使我们的精神更独立,立场更超然。

当年,鲁迅先生曾想在本国文化中寻找能担当社会革新重任的“精神界之战士”,失望之余,只好“别求新声于异邦”。今天,有机会移居他国的人,应该把传播异邦“新声”视为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我因此常怀感恩之心。这个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国家——我亲爱的第二祖国,不但给我提供了安全的避难之所,而且给了我新的视野、新的价值观,使我能够从专制和民主两种社会的经验对比之中,获得写作的动力与源泉。

和去年出版的《山麓那边是西藏》一样,这本书也只能在享有民主自由的台湾,由允晨文化出版。对于文字被中共当局查禁的我,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一个中国流亡者从北欧拾起来的他山之石,台湾人会有多大的兴趣?这是我所不知道的。不管怎样,“瑞典模式”这种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特殊发明,以及我个人用心记录的北欧经验,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分享。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1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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