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記得那個冬天，我們一家從溫暖的香港來到寒冷的瑞典北方。面對一片白雪黑森林，還有因語言障礙難以溝通的瑞典人，我有了一種「失根」的寂寥之感。
不久，這裡發生了一個黑人小女孩失蹤的事件，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天上的直昇飛機、地上的警車包圍了失蹤地區，還有四百個瑞典志願者手拿長棍子，在積雪的森林裡排成扇形，不分晝夜地搜索尋人。這個北歐國家就以這樣的方式，給我這個新移民上了有關「人道主義」的第一課。
在這個具有新教背景的國家，傳統基督教所主張的博愛、平等和人道主義，已經不僅是借上帝之口宣揚的宗教信條，而是國家制訂政策所依據的價值標準，是知識份子批判社會、維繫思想的重要尺度，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準則。
在中國讀書時，我曾受歐洲現代文學中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現在，來自專制國家的我有了機會，在這塊和平的綠洲上紮下根來，仔細地觀察一個公義與寬容並存、民主和自由實踐的社會。
就像一個好奇的孩子，我在異鄉的山野海濱，尋找一些美麗的石頭。我一向不屑自詡為「愛國者」，因為那可能是狹隘民族主義的別名詞，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一句中國古訓，我卻沒有忘記。
一篇又一篇，我用中文寫下自己在瑞典尋而有得的感想，並把其中的一部份彙集成書。心裏企盼著，我那故國的同胞也能夠讀到此書。我的同胞會在字裡行間發現，去國多年的我，是如何滿心誠摯地為他們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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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德國記者在採訪我時，曾提出了一個特別的問題：「不少中國流亡者在西方皈依了宗教，為甚麼你沒有去尋找信仰？」我想，這可能因為我從小所受到的無神論教育，也因為我自由不羈的個性。
在長期流亡的失落和寂寞之中，不信神的人怎樣承受生命的虛無呢？這是那位記者追問的本意。其實我一直相信，在冥冥之中有著某種神聖的存在，只是我不在意它的名字叫上帝還是叫佛陀。
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各大宗教教義中的一些共同的精神，例如愛、仁慈、平等與公義。從這個角度看，我可以說是有信仰的。我信仰的可以稱為「普世宗教」，或者叫做「普世價值」。這即是我在母國沒有找到，而在我的第二祖國———瑞典尋求到了的價值。
到瑞典之前，我曾在香港的雜誌社做過編輯，接觸到一些中國流亡者及其作品。那時「六四」過去才三年，一些八九民運的流亡者在轟轟烈烈之後，忍受不了異國的清苦，開始向中共當局表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種方式回國了。至今，回國的流亡者仍駱繹不絕。
我很理解人性的脆弱。被迫的異域流亡，很難成為一種快樂的安居，古往今來，「流亡」一詞通常意味著與故園親友人為地隔離，意味著漂泊、流浪、彷徨、躑躅和徘徊。即使是到了一個更好的國度，即使是離開專制走進民主，對很多人來說，流亡仍然是一種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比較幸運的是，我在中國時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教師，因此不必像俄國作家布羅茨基所說的那樣：「流亡作家時時刻刻處心積慮地力圖恢復他的重要性、他的影響作用、他的權威。」在瑞典，我和因戰爭、政治迫害以及饑荒而逃來的十幾個國家的難民一樣，從最簡單的瑞典文字母學起，從最底層的工作做起。
就是這樣的普通人的心態，令我在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中保持了心理平衡。前東歐國家的流亡知識份子是我的榜樣。他們認為：每當祖國發生了甚麼，流亡者都有道德義務，去表示他們的態度。自覺或者不自覺地，他們充當了國內無法發出聲音者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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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薩義德的看法，在許多知識份子成為各種權力結構中的一員時，「反而在去國離鄉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異端的『業餘者』、『圈外人』中，我們方能得見知識份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風骨典型。」
這就說明，只要擺脫自哀自憐的情緒，甘居「邊緣人」的地位，善於學習的流亡者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我們身上帶著母國與移居國的兩種文化，有了雙重的視野。在異國吸取了新的文化營養，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清母國的現實。不和任何權力結成利益聯盟，這能使我們的精神更獨立，立場更超然。
當年，魯迅先生曾想在本國文化中尋找能擔當社會革新重任的「精神界之戰士」，失望之餘，只好「別求新聲於異邦」。今天，有機會移居他國的人，應該把傳播異邦「新聲」視為自己的責任。這就是我出版這本書的目的。
我因此常懷感恩之心。這個位於波羅的海之濱的國家——我親愛的第二祖國，不但給我提供了安全的避難之所，而且給了我新的視野、新的價值觀，使我能夠從專制和民主兩種社會的經驗對比之中，獲得寫作的動力與源泉。
和去年出版的《山麓那邊是西藏》一樣，這本書也只能在享有民主自由的台灣，由允晨文化出版。對於文字被中共當局查禁的我，這是不幸中的大幸。一個中國流亡者從北歐拾起來的他山之石，台灣人會有多大的興趣？這是我所不知道的。不管怎樣，「瑞典模式」這種人類社會歷史上的特殊發明，以及我個人用心記錄的北歐經驗，都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分享。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8年1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