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知名經濟學家

2014年离世的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盖瑞・贝克（Gary Becker, 1930～2014）, 一生为经济学开彊拓土，是一位入世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在1985年初应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编辑的邀请每个月写一篇专栏稿。

当美国总统川普2月28日对伊朗开展“史诗之怒行动”之后，“石油”又跃上世界舞台成为要角。一提到石油，我的脑中又立即浮出这位生于1839年，卒于1937年，享年近百岁，全球第一位亿万富豪的一代石油钜子洛克斐勒（John D.Rockfeller, Sr.）。

四月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发给所有美国驻外使馆的外交电报，要求外交官争取各国政府支持，推动“以贸易取代援助””（trade over aid）的转型计划。卢比奥向外交官们指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进入一个建立在繁荣经济之上的新黄金时代，这得益于亲商的政策：放宽管制、降低税收以及能源产业的解放。”

读完这本《黄金如何驱动世界？》，脑中浮现出早年好莱坞西部片《北国寻金记》、《西部开拓史》等一票来自各方人们开矿寻金的画面，而诸多“寻宝”影片的影像也袭上心头，那是“掘金、淘金、寻金”的情事，凸显出人对“黄金”的热爱，以“问世间，黄金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一点都不为过。而宋真宗的〈劝学篇〉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也告诉我们的古人早就迷恋，比起“情”来有过之。为什么世间人对黄金如此的痴迷？黄金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乍听是幼稚园的问题，或许难有标准的答案呢！

不久前，英国《经济学人》提出“台湾病”，认为台湾储蓄率过高，而日前一位日本教授访台，也同样指出此一现象。其实，这已是陈年课题，但很难说清，也不易导正，却必须走回传统路，有必要再老调重弹。

2月1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示，古巴对经济的严格控制是一种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失效的模式。他说：“古巴的根本问题是它没有经济，而那些掌权者，那些控制着这个国家的人，不知道如何在不放弃对一些领域控制权的情况下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想要控制一切，不希望古巴人民拥有任何控制权。对古巴人民来说，拥有更多自由很重要，不仅是政治自由，还有经济自由。而这个政权一直不愿给他们这些自由，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对古巴人民的控制，失去权力。”他还表示，川普政府愿意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但这显然不是解决古巴问题的长久之计。

读完这本《富裕之路》（The Wealth of Man），我的脑子里很自然地浮现出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在1982年1月所写的一些意义深远话语，那是出现在布坎南为《自由经济的魅力——明日资本主义》（Tomorrow， Capitalism）这本书所写的英译本序言。该书的作者是位法国的经济记者，布坎南在称赞这位记者能写出那么有深度的一本书时是这样形容的：“这本书，一方面显示出作者对经济理论的深切了解，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个经济理论具有现代政治哲学的含义。”欣赏之余，布坎南也不禁比较起欧洲和美国经济记者的水准，布坎南感慨整个欧洲的经济记者之知识水准是美国的经济记者所不及的，而美国的经济学家也很难想像，美国的经济记者是否也会写出这样的一本书。

当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美中贸易战”，一时之间引发全球震荡，除了“谁胜谁败”、“会持续多久”受到关切与议论之外，对各国、各地区，以及全球经济的冲击会如何的问题最受注目。

一直以来，政府应不应该使用各种财经政策来调控经济，各界争论不休，而经济学家们更是壁垒分明，莫衷一是。

2026年启幕不久，网球四大满贯的“澳洲公开赛”就热闹展开，酷热天气下选手们仍展现精彩的比赛。最精彩、激烈的赛事当属男单的四强赛和压轴的冠军赛。

读完《金融狂热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这本小书，脑中立即浮现1991年1月的一件往事，那是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财务金融学者，我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他们的学术成就之后写出两点感想：一是这个崇高的奖项颁与财务学者，是否会助长投资理财的风气，致对工业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的发展有不良影响，终而对总体经济造成不利？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给财务学者，是否会助长时髦学风，终而坠入海耶克所忧虑的境况（海耶克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受奖晚宴席上讲词中提出两点忧虑，一是诺奖将助长时髦学风；二是经济学者影响层面甚广，谁都不应有资格获得“权威”的标签，否则由于得奖之后所引发的膨胀势将有害于社会），或更严重的甚至于将对人类的福祉造成不利？

2005年当时，乍看《世代风暴——人口老化即将引爆新经济危机？》（The Coming Generational Storm: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merica’s Economic Future）书名和前言，脑海中本能的浮现两本书，一是1980年代后期轰动一时的《浩劫1990－世界经济大恐慌即将来临？》，一是1994年在台出版的《1995闰八月》这本狂销书。前者中译本在台问世时，出现洛阳纸贵场景，台湾人民担心世界经济大恐慌再临的焦虑溢于言表，由于我在大报上写了书评又出席新书发表会，竟然颇多读者向我请教如何度过难关。后者更宛如一颗炸弹，炸得台湾民众惶惶然不可终日，甚至于引发新一波的移民潮。

这是一本讲真话的书，将人类的现实生活赤裸裸地呈现，虽然我们要“求真”，也希望清楚明白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但这本书所揭示的真相，恐怕会让世人，尤其是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人感觉不舒服，甚至有如芒刺在背般的痛苦，所谓的“真话是会伤人的”恐怕会得到验证。不过，人总要明明白白地过日子，更要在认清问题的真相后，勇敢地寻根探源，找出病因，而后对症下药以药到病除，绝对不能自怨自艾消极地随波逐流，以致于对“向下沈沦”推波助流，否则，“灭绝”、“崩坏”、“末日”就不只是传言了。相信你我都不希望此种凄惨结局出现，那么，就有必要先从这本书了解真相，而后找出病根将之去除、根绝，以拯救人类。

自2025年10月下旬就任日本首位女性首相以来，高市早苗就掀起旋风成为举世关注焦点。尤其她在该年11月7日在国会答辩中关于“台湾有事”的发言，引发中共国的强烈抗议并对日本展开连串制裁，但高市却不动如山坚持不收回言论，而“铁娘子”的称号也随之确立。

当二〇一一年下半年欧猪五国（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债务危机引发二次衰退会否出现，主要祸首希腊这个文明古国成为众矢之的，其人民大规模抗拒节衣缩食之际，却有部分希腊人已展开自救。

继2013年出版的《资本的世界历史：财富哪里来？经济成长、货币与危机的历史》（Der Sieg des Kapitals）三年之后，德国财经记者乌丽克．赫尔曼（Ulrike Herrmann）接续出版这本《除了资本主义，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吗？：我们可以从史密斯、马克思和凯因斯学到什么？》。前一本书探索财富和经济成长这个很根本、很重要的大课题，发现“资本”是很关键的因素，而资本和货币之间关系密切，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但金融危机不断出现，失业问题成为棘手课题，而贫富悬殊且愈来愈严重。为什么会这样？问题何在？有何灵丹妙药？资本主义会走向灭亡吗？经过三年的研究思索后，赫尔曼在这本新书中提出了答案。

当听到贝克（G.S. Becker）教授荣获一九九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时，相信有不少圈内人士与我有这样的相同感觉：“终于轮到了。”此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林贝克（A. Linbeck）教授说，贝克教授的名字被列入诺贝尔奖候选行列已达十年之久，即可得到印证。

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已故名教授史蒂格勒（G. J. Stigler），曾在一九八四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学科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各科学者的工作领域之间交错的范围愈来愈广，物理学和化学之间、动物学和植物学之间的自然科学都已如此，社会科学之间就更不用说了。属于社会科学分枝之一的经济学，自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以来，也有激烈的变化，尤其自一九六〇年代以来更发挥其无限的包容力，将其疆土作了极大的扩充。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教授的经济学研究，如上一章所记载，由于过于创新，异于主流轨道，好不容易经过十多年的煎熬，才终于受到肯定。究竟贝克的学术研究是什么？贡献何在？由他本人亲自诠释是最好不过的，本章就由贝克在1992年受奖时的讲词整理得出。

1930年12月2日，盖瑞·贝克（Gary S. Becker，1930~2014）在美国宾州东部的一个煤矿小镇帕茨维尔（Pottsville）犹太移民家庭出生，全家在贝克四、五岁时就搬到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父亲是个小商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两人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连中学都没毕业，父亲成长于加拿大蒙特娄市（Montreal），因太想赚钱而辍学，母亲则因该年代的女生大都无望升学而失学，但两人都深知良好教育的价值，贝克家的四个兄弟姐妹都受过高等教育。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三百周年，在1968年出资创设的，原先名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开始颁发，其与1901年设立的五项（物理、化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诺贝尔奖一起颁发。自该项奖诞生以来，“异声”似乎未曾间断，最大的反对声浪是认为，经济学奖不应与其他奖项一起颁发，因其非诺贝尔本意，意义显然不同。有趣的是，经济学奖本身的得奖者也曾出现受到抗议的场面。

2025年11月13日出刊的英国伦敦《经济学人》，封面故事聚焦台湾，以〈台湾惊人的经济成就正带来令人担忧的压力〉和〈台湾经济繁荣中隐藏的风险〉两篇文章，对台湾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中隐藏的失衡现象之隐忧发出警讯。

2014年接到出版社邀约写这篇序的时候，正是日本安倍经济学失灵，日本经济又陷入昏迷之际。而安倍首相不信邪继续施用“宽松货币”政策，不禁让人为日本经济究竟会伊于胡底而忧心不已。

一段不短时间以来，几个疑问一直在脑中盘旋： 现代社会是进步还是退步？ 短期重要还是长期重要？ 直接效果重要还是间接效果重要？ 政府真是“必要之恶”吗？ 法律是保护个人还是戕害个人的工具？ 当代经济学是否已失去其本质？

唐太宗有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意义明确、浅显，就是说“人应由历史获得教训、启示”。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也被人们琅琅上口，一来表示“人的事”不分古今中外都大同小异，“历史总是会重演”也好似有相同的意思。如果是好的事一再重演当然是“好事”，可是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却是“坏事一再重现”。

2006年一启幕，第一个上班日就接到出版社陈主编电子信件，邀请我为这本《天下就有白吃午餐》（Free  Lunch）撰写导读。看完邀函我就答应了，原因有四：一是书名引起我的好奇，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已可说是定论，怎可能有例外？到底作者卖弄什么玄机？怎可失去一窥究竟的“先睹为快”良机？二是本书作者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的身份，他是英国《泰晤士报》周日版经济编辑，不但经常在英国各大电视网与广播节目接受访问，还有数本书名顶吸引人的畅销著作。

地球暖化、气候异常、水深火热、天灾人祸充斥当代社会。2007年时，有毒食品、物品的另类“全球化”就沸沸扬扬，其原乡咸认是号称“经济崛起”的中国，而超高的经济成长率更是源头，因为“出口”成绩辉煌被认为是堆高中国高成长率的功臣，而且经由出口的管道输出毒素。这样的情况难免引起困惑：各国政府都把拼经济作为主要任务，而拼经济的目标就在达成高成长，如此人民的生活福祉就会提高。难道这样子的认知“错了吗？”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