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9日訊】“承受”，這個詞本身有著許多強制和壓迫性色彩；尤其當它与充滿偶然性的“命運”組合時；但是偶然性遭遇本身亦不乏強迫之意，有哪一种災難不是強制性地給予了生命。承受”与“遭遇”不同，它顯示出個体生命的能動力量，表明在一种不可選擇的選擇狀況下的生存態度。于是它拓展了消极的生存形態，添加了生命自主的勇气、信心和創造的意義。古希腊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將命運看成創生万物的“邏各斯”，所以他說：一切都服從命運。但是，如果僅是“服從”的話，命運就只能用賈植芳的“獄里獄外”來概述了。
“一生苦苦追求，并為之付出過沉重代价的理想出賣和拋棄”后的賈植芳，在〈獄中記〉中這樣寫到：“在我的前半生里，我曾經有過諸多選擇，但每到歷史的關鍵時刻，我總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自愿去吃苦受難的道路，仿佛冥冥之中有一支無形之手，關鍵時刻總會在我背后推一把，容不得我去仔細分辨和細細思考。但這一推又總是推得那么准确，把我推向一個更大更深不可測的災難”。賈植芳先生以其彌足珍貴的人生史料，道盡了命運的偶然和坎坷。如果將“獄里獄外”從真實的歷史事件中剝离，化具体語義為抽象的感悟暗示，并從政治空間拓展、延伸進情感空間，那么，誰的人生旅程可以徹底逃避風風雨雨而一帆風順？誰能避免潮起潮落生生死死？當災難從天而降，既沒有原由也不會有結果，命運除了承受還能有別的更好的選擇么？承受不同于逆來順受，它是以堅韌的生命意志來反抗現有的且受制的當下處境，以積极的生存態度直面命運的事實，近乎固執地以拓展命運的可能來期待未來。
如果有這樣一個家庭，遭遇到這樣一种命運：他們作為夫妻重复了人類千年被稱為“愛”的游戲，于是他們無以選擇的承負起人類延續的媒介，他將是父親，她將是母親。但是，就在果實即將墜地之時，這個即將被稱為父親的人，趁一次外出的机會，玩了一把男人的冒險，一夜風流染上了性病，又不覺中帶回了家庭，傳給了即將臨盆的妻子。結果，他們的孩子一落地，便患有先天性絕症。于是，這個家庭之愛，親夫親子之情，將宿命地在這种裙帶似的罪中發生。
命運就是這樣常常驟不及防地將情感与希望，拋進由多重失落、怪誕偶然織就的迷谷。這個遭災之家生命的失落，是以愛之倫理、情之專注的失落為前提。因為一次“性”的游戲，因為一次愛的菲薄，生命才淪為以分秒計算。羅蜜歐与朱麗葉的殉情在這對身患重病的夫妻面前，已成虛假的表演。妻子將如何面對自己由摯愛到以身相許結果以疾病將奪去她生命的丈夫？丈夫在罪中如何承受自己面對妻子？這對父母又將如何面對那本是愛的結晶婚姻的碩果卻在出生不久即死的無辜嬰孩？為人之愛、之義，這個普通而又平常的字眼，對于當代生命成了何等沉重的負荷，尤其對于當今諸多自認為贏得了世界的人來說，虛弱的魂靈何以承受得起如此地沉甸甸？
對于一個已判“死刑”的家庭，“死”已由隱在的不确定轉為顯在的現實，死亡每時每刻、每分每秒威逼著生命；那么，生除了等待死還能有何作為？古往今來存在主義哲學關于生与死有著諸多論述，可幻念、思辨与現實悲劇有什效用？听來撼人心魄之災，只能由這一家三口孤獨地去承受，無人可以替代其体驗。死亡如此臨近一個家庭，淚水也只得緘默。慣常病体之需的“同病相怜”，在這個家庭的病体与病体之間亦成了困難。妻子縱然有一千种理由為孩子為自己怨恨其丈夫；而丈夫亦會有万种理由為自己為妻儿滿腹悔恨。為人父母，在創造孩子的同時，卻剝奪了孩子保持生命的權利，撫養和教育淪為殘酷的嘲諷。
基督教指出人類根源性悲劇在于亞當夏娃之原罪，人因墮落而犯罪，由罪創生了救恩行為，于是人類以犯罪与拯救构成十字架的恩典過程。因為人的墮落，上帝才對人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沒有墮落就沒有基督，他們連体孿生。人類墮落的現實悲劇，在十字架的闡釋里，悲劇參和進諸多迷幻，在耶酥肉体為惡而死之時，似乎人類在這千鈞一發之刻幡然醒悟，得救的悲歌在新約誕生的歡樂里回旋。那么，對于一個瀕臨死亡的家庭，誰是耶酥？誰能為自己、為他人背負起那黑黑沉沉的十字架？抑或死亡以不可選擇的選擇降臨，是不是僅有這唯一的家庭經歷完其生命的受難歷程，待靈魂超升彼岸親臨神恩之后，永恒的愛之福祉就會有希望為類似的家庭遭遇？倘若不能如此，這個家庭之罪的意義何在？
當死亡看得見，摸得著時，生，只能活出勇气。“為死亡作准備”是克爾凱戈爾的“倫理現實”觀。即讓死亡滲透進生命，讓生存個体實現其唯一的現實而將目光投注于自我理想，展示其生命的責任和奮斗精神。你、我都將死去，我們為死亡做著嫁衣。這是存活的生命僅剩的意義，怨恨、懊悔、自責對自己對他人都無濟于事。把災難當成上帝的試卷，血液也會宁靜。如果希望已被死亡占据，我們還有記憶；如果記憶被傷痕划痛，我們還有此在的行動。悲劇是被感受出來的。當猶太人通過奧斯威辛之后，仍堅持說：“上帝与我們同在”，表達的不是感受而是尊嚴。本著對自我的尊重面對苦難，是一個遭災之家存活的唯一意義。
奧地利學者維克托‧E.弗蘭克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体味到的生命之意義和目的就是：當你作為囚犯只擁有一個號碼一無所有過著非人的生活時，別忘了，你至少還擁有選擇人生態度的自由，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剝奪的。他，作為一個“一次次憑運气或奇跡——隨便稱作什么——死里逃生”的人，在二戰結束后的著作中這樣寫道：“當人們處于絕對孤寂之中，不能以積极行動表現自己，唯一可實現的只是用正确方式——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忍受苦難”，這是面對集中營人仍保持的尊嚴。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說過，只有一件事讓他害怕，那就是不配承受苦難。
沒有人有權利指責E.弗蘭克爾在張揚苦難或表演苦難，正如他認識到的人的獨特性，每個個体都不可替代，每個人的一生都不可重复；沒有人可以解除別人的苦難或是替別人受苦；更不會有人真實地体驗別人的痛苦。每個個体的境遇都是獨特的，每個人都只有自己背負起自己的十字架。面對災難忍辱負重，把忍辱負重當成苦難命運的獨特使命和天職，于是，人生的意義便躍然于廣袤浩淼的宇宙間，生死苦難無所不包。E.弗蘭克爾在集中營就清楚，世上任何幸福也無法補償他們所受的苦難，所以集中營的靈魂不期待幸福，使苦難和死亡富有意義的并不是幸福，而是從自己獨特命運的使命中來理解自己的生命。當處境無望在劫難逃，象那個遭災的家庭，面對絕症，只有勇敢地去正視，去思考妻子、丈夫、孩子怎樣活完剩下的每分每秒，怎樣使那每分每秒更有意義。借尼采的說法是，那未能殺死我的，使我更加堅強。這是一個無力改變導致其痛苦境況之人可以選擇的生存態度。
其實，活著的每個人都在以不同形式不同態度承受命運的變換莫測，只是不去言說罷了。言說便著重出意義，對意義的探詢必然牽涉出諸多問題，于是現代人愿以不能言說的悲劇性沉默來表達對意義的理解，如魯迅以“無詞的言語”將意義的极限拓盡。“活著”這個詞義本身就蘊涵了不可言說的沉默与默許的言說之雙向性。面對某种存在性的恐懼，那近于虔誠的“畏”，以承受作為表達、作為警示；本著對生命的理解選擇生存態度，從而賦与受難以意義。于是此時此刻的言說既是顯在亦是隱蔽。
(轉自>)
相關文章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