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9日讯】“承受”，这个词本身有着许多强制和压迫性色彩；尤其当它与充满偶然性的“命运”组合时；但是偶然性遭遇本身亦不乏强迫之意，有哪一种灾难不是强制性地给予了生命。承受”与“遭遇”不同，它显示出个体生命的能动力量，表明在一种不可选择的选择状况下的生存态度。于是它拓展了消极的生存形态，添加了生命自主的勇气、信心和创造的意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将命运看成创生万物的“逻各斯”，所以他说：一切都服从命运。但是，如果仅是“服从”的话，命运就只能用贾植芳的“狱里狱外”来概述了。
“一生苦苦追求，并为之付出过沉重代价的理想出卖和抛弃”后的贾植芳，在〈狱中记〉中这样写到：“在我的前半生里，我曾经有过诸多选择，但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我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愿去吃苦受难的道路，仿佛冥冥之中有一支无形之手，关键时刻总会在我背后推一把，容不得我去仔细分辨和细细思考。但这一推又总是推得那么准确，把我推向一个更大更深不可测的灾难”。贾植芳先生以其弥足珍贵的人生史料，道尽了命运的偶然和坎坷。如果将“狱里狱外”从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剥离，化具体语义为抽象的感悟暗示，并从政治空间拓展、延伸进情感空间，那么，谁的人生旅程可以彻底逃避风风雨雨而一帆风顺？谁能避免潮起潮落生生死死？当灾难从天而降，既没有原由也不会有结果，命运除了承受还能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么？承受不同于逆来顺受，它是以坚韧的生命意志来反抗现有的且受制的当下处境，以积极的生存态度直面命运的事实，近乎固执地以拓展命运的可能来期待未来。
如果有这样一个家庭，遭遇到这样一种命运：他们作为夫妻重复了人类千年被称为“爱”的游戏，于是他们无以选择的承负起人类延续的媒介，他将是父亲，她将是母亲。但是，就在果实即将坠地之时，这个即将被称为父亲的人，趁一次外出的机会，玩了一把男人的冒险，一夜风流染上了性病，又不觉中带回了家庭，传给了即将临盆的妻子。结果，他们的孩子一落地，便患有先天性绝症。于是，这个家庭之爱，亲夫亲子之情，将宿命地在这种裙带似的罪中发生。
命运就是这样常常骤不及防地将情感与希望，抛进由多重失落、怪诞偶然织就的迷谷。这个遭灾之家生命的失落，是以爱之伦理、情之专注的失落为前提。因为一次“性”的游戏，因为一次爱的菲薄，生命才沦为以分秒计算。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殉情在这对身患重病的夫妻面前，已成虚假的表演。妻子将如何面对自己由挚爱到以身相许结果以疾病将夺去她生命的丈夫？丈夫在罪中如何承受自己面对妻子？这对父母又将如何面对那本是爱的结晶婚姻的硕果却在出生不久即死的无辜婴孩？为人之爱、之义，这个普通而又平常的字眼，对于当代生命成了何等沉重的负荷，尤其对于当今诸多自认为赢得了世界的人来说，虚弱的魂灵何以承受得起如此地沉甸甸？
对于一个已判“死刑”的家庭，“死”已由隐在的不确定转为显在的现实，死亡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威逼着生命；那么，生除了等待死还能有何作为？古往今来存在主义哲学关于生与死有着诸多论述，可幻念、思辨与现实悲剧有什效用？听来撼人心魄之灾，只能由这一家三口孤独地去承受，无人可以替代其体验。死亡如此临近一个家庭，泪水也只得缄默。惯常病体之需的“同病相怜”，在这个家庭的病体与病体之间亦成了困难。妻子纵然有一千种理由为孩子为自己怨恨其丈夫；而丈夫亦会有万种理由为自己为妻儿满腹悔恨。为人父母，在创造孩子的同时，却剥夺了孩子保持生命的权利，抚养和教育沦为残酷的嘲讽。
基督教指出人类根源性悲剧在于亚当夏娃之原罪，人因堕落而犯罪，由罪创生了救恩行为，于是人类以犯罪与拯救构成十字架的恩典过程。因为人的堕落，上帝才对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堕落就没有基督，他们连体孪生。人类堕落的现实悲剧，在十字架的阐释里，悲剧参和进诸多迷幻，在耶酥肉体为恶而死之时，似乎人类在这千钧一发之刻幡然醒悟，得救的悲歌在新约诞生的欢乐里回旋。那么，对于一个濒临死亡的家庭，谁是耶酥？谁能为自己、为他人背负起那黑黑沉沉的十字架？抑或死亡以不可选择的选择降临，是不是仅有这唯一的家庭经历完其生命的受难历程，待灵魂超升彼岸亲临神恩之后，永恒的爱之福祉就会有希望为类似的家庭遭遇？倘若不能如此，这个家庭之罪的意义何在？
当死亡看得见，摸得着时，生，只能活出勇气。“为死亡作准备”是克尔凯戈尔的“伦理现实”观。即让死亡渗透进生命，让生存个体实现其唯一的现实而将目光投注于自我理想，展示其生命的责任和奋斗精神。你、我都将死去，我们为死亡做着嫁衣。这是存活的生命仅剩的意义，怨恨、懊悔、自责对自己对他人都无济于事。把灾难当成上帝的试卷，血液也会宁静。如果希望已被死亡占据，我们还有记忆；如果记忆被伤痕划痛，我们还有此在的行动。悲剧是被感受出来的。当犹太人通过奥斯威辛之后，仍坚持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表达的不是感受而是尊严。本着对自我的尊重面对苦难，是一个遭灾之家存活的唯一意义。
奥地利学者维克托‧E.弗兰克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体味到的生命之意义和目的就是：当你作为囚犯只拥有一个号码一无所有过着非人的生活时，别忘了，你至少还拥有选择人生态度的自由，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他，作为一个“一次次凭运气或奇迹——随便称作什么——死里逃生”的人，在二战结束后的著作中这样写道：“当人们处于绝对孤寂之中，不能以积极行动表现自己，唯一可实现的只是用正确方式——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忍受苦难”，这是面对集中营人仍保持的尊严。陀斯妥耶夫斯基也说过，只有一件事让他害怕，那就是不配承受苦难。
没有人有权利指责E.弗兰克尔在张扬苦难或表演苦难，正如他认识到的人的独特性，每个个体都不可替代，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可重复；没有人可以解除别人的苦难或是替别人受苦；更不会有人真实地体验别人的痛苦。每个个体的境遇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只有自己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面对灾难忍辱负重，把忍辱负重当成苦难命运的独特使命和天职，于是，人生的意义便跃然于广袤浩淼的宇宙间，生死苦难无所不包。E.弗兰克尔在集中营就清楚，世上任何幸福也无法补偿他们所受的苦难，所以集中营的灵魂不期待幸福，使苦难和死亡富有意义的并不是幸福，而是从自己独特命运的使命中来理解自己的生命。当处境无望在劫难逃，象那个遭灾的家庭，面对绝症，只有勇敢地去正视，去思考妻子、丈夫、孩子怎样活完剩下的每分每秒，怎样使那每分每秒更有意义。借尼采的说法是，那未能杀死我的，使我更加坚强。这是一个无力改变导致其痛苦境况之人可以选择的生存态度。
其实，活着的每个人都在以不同形式不同态度承受命运的变换莫测，只是不去言说罢了。言说便着重出意义，对意义的探询必然牵涉出诸多问题，于是现代人愿以不能言说的悲剧性沉默来表达对意义的理解，如鲁迅以“无词的言语”将意义的极限拓尽。“活着”这个词义本身就蕴涵了不可言说的沉默与默许的言说之双向性。面对某种存在性的恐惧，那近于虔诚的“畏”，以承受作为表达、作为警示；本着对生命的理解选择生存态度，从而赋与受难以意义。于是此时此刻的言说既是显在亦是隐蔽。
(转自>)
相关文章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