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3日訊】 民工潮：開放政策的標志物
我很難忘記四川華山區的那條破公路，和路邊那簡陋的小商店。新世紀的第一個大年初三，我們在去廣安的路上，我們餓極了，便用普通話問守店的女青年：“那餅干几個錢？”
“五蚊雞！”她脫口說出一句粵語。
可以想像我們的惊訝。她倒只是平淡地解釋，去廣州打工几年，回來幫家人看看店，口音還轉不過來。
同樣的事發生在當天。我們到達鄧小平的家鄉協興鎮，向一個穿著入時的姑娘問某條公路是否通向廣安。我們用的自然是普通話。
“系呀！”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這讓我們兩個來自廣州的記者惊訝地笑起來。而她也猛然惊覺，捂著嘴巴一臉羞急。
她姓肖，在東莞打工。她南下廣東前來到小平故居看一下再走。她已是少數的坐飛机來去的打工族。
可以想見，廣東對內陸省份農村社會的影響到了何种程度。在四川、重慶、湖南、江西一帶，民工潮一涌出，土地上就只剩老弱病殘了。四川達縣火車站的官員說：每年達縣打工者匯回家鄉10多億元，成為達縣經濟支柱。
初三那天，我們還在小平故居所在的牌坊村走訪一些農戶，很容易就發現了一些家庭有個廣東打工者。他們都明白一點：同村長輩小平的開放政策出台后，他們才能下廣東。
這時站在牌坊村泥泞的鄉村田埂上，小平的國策与中國百姓的家計的關系是如此直接而真實，其間距离可以說只有几十米，穿過竹林下個坡就到了。
由此几十米向3000公里以外的四方輻射開去，一個政策改變了中國，其標志物民工潮至今方興未艾。我們視這里為民工潮的源頭，我們春運采訪的開始。面對細雨中靜默的故居，我們感到有一种來自中國土地的吶喊。我們很難不略具歷史感地觀看這次民工潮。
農業、工業、e時代的拼接
初五晨，我們從達縣車站上了臨時客車，和打工者擠在一起，奔向東南。這一路都不缺乏風景。我們的列車在大巴山中迎來黎明，冬日沉紅的陽光從巴山之巔的白雪上傾瀉過來。這就是“巴山夜雨漲秋池”的巴山。后來鐵路在高山峽谷中、在一條平靜清澈的河流旁前行。河流就是漢水，它叫人想起三國的烽煙。
但當風景遞次向我們迎來的時候，乘客卻不觀看。開車不久，他們就把車廂變成了一幅農村新年世俗風情畫：勾肩搭背、閉言碎語，嗑瓜子，吃桔子，亂扔瓜子殼，亂扔桔子皮。久一些之后，大多數人開始沉默了，露出一副麻木的表情。這种表情往好處說是沉默，它甚至在陽光從窗外瀉進的時候，讓車廂連接處變成倫勃朗式的油畫效果，從而竟會讓我有一种宗教感。這對風景的木然讓我感到沉重。
時值正月，山居頂著白雪，挂著火紅的春聯，人們還在拉著長長的隊伍走親戚拜年。這時是中國農業社會最有人情味、最讓人醉的時候，打工者節前千辛万苦奔回家鄉為的就是這個。是一种什么鋼鐵般的力量把他們生拉硬扯塞上南下的火車？這是一种最為生硬和殘酷的分別。
民工的經典表情是麻木、漠然。這就是道別后的表情，一种被割裂臍帶、被強行离家、被工業社會拐帶后茫然無知的表情。在這之中，我曾留意不少車上的少女。少女，尤其是川妹子的眼神本應是清澈明亮的，可這時都也沾染上了那种茫然，失去了神采。在我看來，少女可都是純洁可愛的，往后發展就是兩种可能了：一种是唾沫飛濺的胖大媽，一种是讓生活錘煉出韻味的女士。很不幸，我觀察后的結論是打工少女大多會走向前者。這讓人感到哀傷。這像是注定的命運。
再后來，列車路過湖北武當山。武當山下有座龐大的玉虛宮，規模相當于故宮之半。當年漢丹鐵路的設計師極富創造力，做了個貝聿銘式的舉動（貝聿銘在巴黎盧浮宮廣場修了個現代金字塔），把鐵路路基壓過宮殿遺址的橫中軸。由此我們的列車拉著中國的農民無情地碾過古代宮殿的朱牆玉闕了。
這一刻很有些象征意味：工業革命的怪物把農業社會強行拖向e時代。這一刻就像現代藝術，把各個時空拼貼在一起，讓我搞不清今夕何夕此身何處了。
我想，如果劉白羽在世的話，他也許會寫一篇《襄渝一日》之類的美文來。我反正是無心寫的，因為一個巨大的事實擺在面前：成千上万的農民遠走謀生，這時應是風景看著他們。
“農民起義”般的情景
在路上，我們共選乘了5輛南下列車，經歷了眾所周知的擁擠。還有一個一般人難以了解到的場面，就是多年經歷春運后，今年終于看了一個沖擊列車的典型的中途小站。那就是距武當山不遠的六里坪站。
初六傍晚我們赶到該站時，站台有三四百打工者准備搶上當晚開向廣州的三趟列車。車站都向他們賣了票，但卻不管他們是否能上車，如果上不了，可以改簽明日的車票，退票只能拿回50％的票价。前一天，我們就是坐這种四川到廣州的車來到六里坪的，我們知道，列車駛出車站后不久，均會發出超載緊急電報，要求沿站不再賣票，列車到站后一般拒絕開門。車站不公平的做法逼得打工者只有一條路：強行登車。
于是在每一趟列車到站時，我們知道了什么叫惊心動魄。列車未停，一隊隊、一群群就沿車奔突，尋找一個沒有關緊的窗子或車門，然后螞蟻纏虫般地附上去，拼命往里鑽。這里的背景聲是一陣陣“開門！”的怒吼，和往來奔突的大呼小叫。有人撿起鐵路路石砸碎車窗，然后用身體鑽入，擠開那窗上的玻璃口子。我見到一個車廂廁所，鐵條焊住窗子，只留下了大約20 0cm的空隙，但一個個奮不顧身地從這里擠進去。有個打工仔猛捶一個車門，叫里面開門，里面的人不理，突然他發現鎖是松動的，于是一陣狂怒，大聲指一指打工女，叫罵著一遍遍撞門，門一點點被撞出一條縫，打工仔進去了，也許那個女人還要躲閃他的報复。當時這打工仔臉上閃出的刻骨仇恨讓我心惊。
這“農民起義”般的情景就發生在我周圍，我卻像一個無關的人置身其中，他們當然也當我是真空。我當時一陣震撼，几乎過電般地躲在那里。那是一种置身歷史的感受。我感到巨大的悲愴。
然而，在爬車門的一些人中，在置身車窗高空的時刻，當閃光燈響起，他們竟會有嘻嘻哈哈的笑容。抓腿、頂著屁股，像一場游戲，他們感覺到滑稽，卻感覺不到我認為的痛苦。然后，投進車廂里后的女孩，或在車內被登車者擠得疼痛的女孩們，會發出一片抽泣聲。就像民工潮體現了中國社會的各种矛盾一樣，人類的各种情感會這樣混亂、無序地在同一刻爆發。
這整一個荒誕圖景。一連三次，大部分人終于成功了，反倒是我們無法上車。沒有一個車門敢為我們打開。
半夜，我們在古老的玉虛宮用數碼相机、手提電腦、無線電話向報社傳送剛拍下的圖片。這時我猛然感到：這种工作方式与民工爬車反差太大了，而這几乎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發生著，這給我的感覺，就像秦始皇在看《2001太空漫游》一樣。
看來，今天的民工潮，其所處的“歷史方位”已与20世紀80年代大不一樣了。我們必須重新加以審視。
我覺得20世紀80年代，民工潮進入珠三角，農民、市民都攪和到一起，一個平均主義的國度開始啟動其發展歷程，此后10多年階層開始萌動誕生（或稱重組）。就像化學實驗一樣，先攪和，再反應，再析出。到現在，可以說大致整出了資本所有者、中產階級、平民等不同的層次。
在經濟上，民工收入無大增長。現在流水線上的收入一般每月六七百元，比10年前增長不大，但感覺更糟，因為當初比民工強的也強不了多少，而現在，僅北京市而言，去年白領人均月入是7000多元，是民工的10倍多了。民工終于實實在在地處于收入最底層。
民工的社會地位、形象也是同樣。當然作為攪拌舊秩序的一根玻璃棒，民工在中國大地上“橫插一杠子”，以草莽英雄的形象，奔向南方，“闖蕩廣東”，是開放政策的象征之一；而現在，南方不再引領中國，浦東、北京甚至西北成為中國前進的先鋒，民工僅僅成為因謀生而流動的一群，社會意義降到低點，處于最底層——感覺更糟的底層。
這經濟和地位上的變化，根源在于生產力和貧富差距都像一個面團一樣被拉開了，扯大了，鋤頭和筆的差別，已變成鋤頭和互聯网的差別了。民工始終是那柄鋤頭，相對變得更低賤的鋤頭。
20世紀80年代的民工潮像一出古典悲劇，總有一种《出埃及記》一樣的感覺，體現著追求彼岸的命運感、崇高美；而現在正淪落成一出“悲的劇”，那种英雄和命運的交響曲已經樂聲漸去，闖蕩廣東所具的理想色彩已經淡薄，純屬一次糊口行動，已不再是主流社會的關注焦點了。他們僅僅是廉价勞動力而已。
潛在的最大問題
在達縣站，工作人員告訴我現在工作也不好做。因為民工也不同往日，以前“叫他坐就坐、叫他站就站”，現在稍一粗暴，民工就會投訴，甚或拿起法律武器。
我們在列車上也看到這种變化。車上已有不少穿西裝打領帶的民工，記者拍照時也有不少人會拒絕，會維護自己的尊嚴了。在六里坪，不少民工拒絕爬窗，他們認為自己應該堂堂正正走進車廂，于是宁愿走不成，也不做“趴著的人”。
在廣州，我接触過相當多的民工。民工群體有相當部分的人已經有意識地向白領或市民的目標前進。這种“階層的躍進”談何容易。我甚至見到不少經濟上富足起來的一些民工朋友，即使西裝革履，進天河城或綠茵閣也是怯生生的。這是兩個不相干的世界，即使在同一個城市，有兩套生活、工作、語言、交往的圈子和方式。能跨越它的人我几乎還沒見到。
但民工們的這一變化實在是個信號，不管它會在這一代實現還是“三代換血”。我隱約感覺到這是問題所在：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自身所處且不甘于此。
而在他們的背后，是傳統的田園時代已經過去，甚或田園本身已經消失。在不少農村，農業生態系統已經被破坏，有价值的地皮（如風景點、黃金地段、礦脈等）被資本擁有者占有，而有限的農田，其現實是大量拋荒，因為若把勞力折成价格，种糧等于虧本……
由此可見，21世紀的民工潮是這樣流動的：心怀向前向上的欲望，實際上背后已無退路。這亦說明，21世紀的中國潛在的最大問題，依然是農民問題。
(轉自萬維網)(https://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