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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9日訊】其實，我也曾寫過爲王朔辯護的文章。幾年前上海某個一度挨整的作家撰文給王朔扣帽子時，我寫過《屋檐的水滴在舊窩窩》。王朔貶斥金庸，也與我志不盡同而道相合。我之所以”深惡痛絕”王朔，除了他是影響一代青年的痞子語言的”大師”，主要是十分反感他的以下論斷：”中國社會最可惡處在於僞善，而僞善風氣的養成根子在知識份子……”關於僞善風氣養成的根子，翻開馬恩全集，頭兩篇文章就有十分明確的答案。馬克思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中說：”起道德敗壞作用的只是受檢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惡？？僞善？？是同它分不開的；從它這一根本劣點派生出它的最醜惡的（就是從美學觀點看來也是這樣）劣點–消極性。”他說：”受檢查的出版物的僞善、無性格、閹人的語調和搖？不停的狗尾巴，只不過表現了它的內在實質的條件。”馬克思還說：”作家（即王朔說的”知識份子”–鄢）–可以說就是檢查官的秘書。如果秘書不能表達上司的意旨，上司就乾脆刪去不合用的作品。可見這種出版物是由檢查制度創造的。”然而，王朔卻一口咬定”制度的嚴苛還是第二位”！並非要擡出”革命導師”壓王朔，而是想請大家看看，作爲知識份子的馬克思與痞子領袖王朔誰講的話更接近人們的日常體驗，即誰更真切。
王朔痛駡知識份子的腔調，總使我想起雍正皇帝與乾隆皇帝，這兩個專制君王動輒指斥別人是”假道學”。雖然士大夫中確有許多沽名釣譽的”假道學”，但專制帝王劈頭蓋臉罵盡天下”知識份子”，意不在辨道學之真假，而在於壟斷道德評判的話語權，進而壟斷所有的話語權，不容”知識份子”議政。
從戰國時代義不帝秦的高士魯仲連，到備棺上書直言”嘉靖嘉靖，家家皆（收刮）淨（盡）”的海瑞，從先秦到晚明，中國知識份子中一向不乏敢做敢說的真”道學”。有明一代，受時風熏陶，更是出了不少”愚不可及”的真道學，他們與劉瑾、嚴嵩、魏忠賢等權奸鬥，不怕株連九族；張居正乙太師、首輔身份攝政，權傾宮內外，照樣有不少政見不同的人敢捋虎須。那個後來力主爲身後蒙垢的張居正平反的鄒元標就是當年彈劾他的人之一。在廷杖（當朝打屁股）、充軍、殺頭面前，衆多士大夫臉不變色心不跳。爲什麽呢？皇上與權臣說他們意在”賣直邀榮。””直”而可”賣”，可見宮廷之外，另有道德名譽評估標準和市場在。而這正是雍正、乾隆皇帝等絕對集權主義者所深忌的。所以，他們不僅要大興文字獄，還要詆毀一切批評者的動機，動輒給人扣上”假道學”的帽子；連假帶真一塊杜絕，才能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所以，清朝開國君主明令禁止任何人”指斥乘輿”（批評皇上）；所以，有清一代僞善成習，只見”假道學”，再也見不到海瑞一樣的真道學。（時代風氣的變化參見巴蜀書社出版的鄧子琴先生遺著《中國風俗史》第五章《清代風俗》，第一節《清代政教》目錄爲：”一、人民不得議政，二、不得見好民衆，三、不容指斥乘輿，四、不容有黨嫌”。）
請聯想一下，1978年以前的中國，從批俞平伯、批《武訓傳》、批《清宮秘史》，到反右到”文革”，文字獄之多，對知識份子整體性的貶抑，與今天許多人津津有樂道的雍正王朝、乾隆盛世是否一脈相承？
因此，聽到王朔口口聲聲罵人假道學，我就覺得他簡直就是奉旨罵人的”三德子”，反感至極。
我知道，我的文章有一個毛病，就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大概是寫千字文與生俱來的缺陷，不可能周到地全面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偏激就偏激吧，反正話還得說下去，也得大家說，我輩並不想也無權一槌定音，無害于王朔們的發迹發財。
──原載《作品》200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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