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3日訊】台灣大學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日前舉辦了一場「名醫談生死」的講座，邀請到了3位在台灣醫學界中堪稱最高科技醫療泰斗的名醫，分享他們站在科技頂峰上，面對了數以千計的生死之後，對生命的省思。該場座談由台大哲學系系主任孫效智主持，3位醫師分別是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部主任（同時是家醫科教授）邱泰源、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同時是外科副教授）柯文哲、及台大外科主治醫師（同時是外科助理教授）黃勝堅。
在台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擔任15年主任的柯文哲醫師，掌管著台灣最高科技的救命技術。他表示，「葉克膜、各式各樣的呼吸器、洗肝機、洗腎機、人工心臟、人工肝臟、腎臟支持……什麼辦法、什麼機器在台大都有。全世界有那麼多設備的不超過5、6家，台大外科加護病房水準在亞洲第一肯定沒問題，在全世界也是頂尖。」
然而，對醫生而言，機器背後隱含的更多的人性難題。柯文哲回想起多年前一位7歲小男孩，肺炎雙球菌敗血症、急性腎衰竭，四肢全部黑掉，「你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四肢剁掉繼續救，另一個是葉克膜關機讓他走。救？還是不救？我坐在辦公室想了一整晚，第2天他就走了，那種情況要救就要當機立斷，不過他四肢都沒有了，就算是救起來，下半生怎麼辦？其實經過那麼多年，真正的答案我還是不知道。」
黃勝堅則是提到一個搶救生命的例子，一位腦死的男孩，醫生認為沒有機會了，告知家屬後，家屬決定隔天接男孩回家。「這位男孩明天要完成家屬回家的心願，但就在那天晚上，我們住院醫師坐在那個螢幕前面越看越害怕，血壓七八十、六七十，馬上輸血、打強心劑、灌很多水，好不容易穩定下來了。」
「但是隔天爸爸一來，『這是我兒子嗎？』他叔叔把我拉到旁邊去，看起來像個黑道，『拜託，你們是撲羅（pro，意指professional，專業的）耶，怎麼把我姪子搞成這樣？』那時候，我真的懷疑，我們真的是professional嗎？我們一天到晚都在面對生死的人，反而是不知道怎麼去面對失敗，但是卻讓家屬去承受最後的代價。」
他們開始對醫生的使命有了進一步的思考，「我們不斷在搶救生命，一路上真是感到驕傲，但當時間越來越久，實在越來越懷疑，醫學的本質真的是只有搶救生命嗎？高科技是會讓死亡過程變長的。很多病人你救不起來，那救不起來你要怎麼辦？」
死亡帶來生命意義
當醫生開始省思，他們也就開始在病人的死亡與家屬的行為中發現深刻的意義。2003年一位出血性腦中風的83歲阿嬤被送到台大，醫師告知她兒子「已經腦幹衰竭，沒有希望了。但因為現在加護病房沒有床，要調一下，請先在急診這邊等5、6小時」，兒子反而很疑惑地問醫師「不合理啊，我媽媽不會活為什麼要進加護病房？」
黃勝堅告訴他，「你媽媽不會呼吸，要靠呼叫器」，兒子卻當下表示「我知道，但是你要知道我媽媽這一輩子都在做好事情，依照我媽媽的習慣，她要死了她也要救一條命。不要！我媽媽的死亡過程不要占加護病房一張床，你讓我媽媽到普通病房死。」
「我聽了眼淚都快掉出來了！」黃勝堅感性的說道。「醫師在搶救生命時，採取醫療常規是合情合理的，我們也發現醫師可以操控死亡過程、延長死亡時間，但如果在面對醫療極限時，還在用醫療常規，就會顯得不倫不類……」
對醫學教育的省思
過去，醫學院的教育告訴學生「醫生以救人為天職」，但柯文哲表示，「一個每天在處理死亡的職業，他的職業養成教育卻沒有生死學，也從來沒有人教過學生『遇到不能救的病人怎麼辦』，所以很多醫師遇到會死的病人就呆掉。」
「站上了山峰，才看得到山後的風景」，也或許如此，柯文哲現在看到了機器背後的人性問題。「剛進醫學院的時候，看人就是看到人，後來當到很厲害的醫生的時候，看到人我卻只看到器官，『這是急性腎衰竭，這個是猛暴性肝炎』，我沒有看到人，我只看到一個一個的病人，但我現在又可以把病人又當作人看待了。」
柯文哲談到一次他在加護病房與一位心臟外科醫師的對話，柯醫師說「這位病人快死了」，那位醫師看了看說「可是他心臟跳的很好」。「我說這病人快死了，他卻只看心臟。另外有個80幾歲的病人心臟開刀，後來腳黑掉，左腳先鋸，右腳後鋸，然後從下面鋸到上面，我說『饒了他吧，你們在幹什麼？』他卻說『這個心臟跳的很好，要繼續拼』。這就是台灣醫學專科化太過度的問題，很多專科醫生都已經沒有辦法看到一個人。」
全心照顧病人與家屬
邱泰源表示，末期病患在最後一個月要面對平均9.1個症狀，每1個都可以擊垮病人的生存意志，因此「用心照顧病人與家屬是非常重要的」。而其中「溝通是關鍵」，邱泰源引用醫學之父的話表示「Hippocrates兩、三千年早就告訴我們，不是每一個病人都可以治癒，但是我們要常常解除病人的痛苦，要常常讓病人與家屬安適。」
一位早年就喪夫的70多歲婦女，非常優雅，獨立把2個小孩培養成教授。在末期的時候，意識變化，看到醫護人員都會暴力相向，而且講三字經，讓教授孩子感到不好意思。邱泰源的團隊因為了解整個過程，將教授請到協談室，告知他「你母親早年喪夫，在中南部當女工，周圍都是會罵三字經的男工，所以在她腦海深層存留很多三字經，她那時候修養好，腦皮質強，但今天她身體功能敗壞，現在呈現出的是她的人生經歷，不是她的修養，所以你媽媽以前是非常辛苦的養育你們。」此時，教授兒子淚流滿面，不再對母親有不尊敬之意。
曾任台大醫院副院長的陳榮基教授也說過，「人生終需一死，絕症病人的死亡，並非醫療的失敗，未能協助病人安詳的往生，才是醫療的失敗。」現在，柯文哲醫師領導的團隊，每個月都會花時間反求諸己，「為什麼我們的病人沒有善終？再來一次會不會更好？」
「做這個其實很辛苦，一個外科醫生每天從早上7點多跟家屬開家庭會議，開到晚上，一天開5個，收入零！但是病人往生之後收到家屬文情並茂的信，我們就又充滿熱情。」黃勝堅醫師說道「不過，現在我們的熱情不必靠信來撐了，因為文獻上都支持我們做的是對的」。
「讓病人善終，其實是對生者最大的哀傷輔導，」邱泰源舉例說到「一個媽媽想到20年前，她兒子被急救的時候壓斷幾根肋骨、牙齒掉的滿口是血，20年後你用再高超的哀傷輔導技巧，她還是非常痛苦。現在我們安寧照護可以很好的控制症狀，經過許多的溝通，很多小朋友過世前還會在床上跟媽媽跪下，表達對媽媽這些年來的照顧，小朋友也了解她要去當小仙女了，過世了以後媽媽就還會有力量回去社會工作，這是最大的哀傷輔導。」
醫者的生命反思
看遍上千生死，柯文哲認為人生不管是黑白的或彩色的，到了最後結局只有3種顏色：黑（心肺功能不好，最後發酣）、黃（敗血症、多重器官衰竭、黃膽）、白（流血過多、貧血）。「所以我常跟醫生說，我們生死看最多，怎麼會名利放不下呢？如心安則為之。」
孫效智最後以莊子的「嗜慾深者天機淺」與大家分享，「全球暖化，但人心卻是持續的冷化。一個人如果耽溺於世間那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慾望，他就不會有太深刻的智慧，他會以一種淺薄的、扭曲的、不和諧的、而且貧乏的方式活著。」
醫學教育的迷思
（陳霆、陳愷萱）
日前，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在擔任2009年醫評會評鑑委員時，有感於台灣大學醫學系學生上課態度不認真，在《天下》雜誌發表〈不想讀，就讓給別人吧？〉一文，堅持身為學生應「敬業」。
在該文中，洪蘭不僅清楚描述台大學生上課百態，文末更希望台大學生珍惜資源，不要「尸位素餐」。針對此事，台大醫學系系學會經過兩週策劃，隨即舉辦「力挽洪蘭」座談會予以回應。這一連串事件引發一系列的討論，附和者有之，撻伐者亦有之，一時熱鬧萬分。誠然，醫生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懸壺濟世的高尚職業，因為工作跟生死直接相關，社會賦予他們的責任與要求也大。然而，教育本身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今天我們給予學生的，將成為學生明天的表現。因此，我們想要追問的是，在期待醫生符合社會期許的同時，究竟我們的教育體系給了醫學系學生什麼？
根據台灣大學醫學系網頁，台大醫學系學生畢業學分共有283學分。分別是共同必修（國英文）18學分，通識12學分，系訂必修253學分。而系訂必修學分中和人文生死相關的共有哲學概論2學分、醫學心理學1學分、生死學1學分。換言之，醫學系的學生能夠接觸到的人文類課程，總共只有12個通識學分與4個系訂必修學分。
當然，各個醫學院有各自的課程安排，但一般而言，人文類的課程在醫學院中，多半是在低年級開設。而這樣的學程，究竟有沒有幫助呢？
就讀高雄醫學院的黃同學表示，學校的人文相關學程中，有些課程老師會上到有關哲學和死亡等議題。黃同學說，這類課程的實際幫助，她覺得並沒有很大。主要原因是，開始這類課程時，自己的年紀小，對於醫生工作的實際內容也不是很了解。
而就讀於台大醫學系、喜歡接觸人、對人體結構有興趣的的王同學則表示，自己在大二時有修過哲學概要的課程，王同學談到，醫生時常要面對一些抉擇的情況，例如病患家屬要求放棄急救時，究竟要怎麼處理等，覺得這類課程可以幫助自己，增加面臨選擇的判斷力與角度。
對於之前發生，洪蘭教授批評醫學院學生的事件，王同學則認為，這是大學生的普遍情形。他表示，不少來自明星高中的同學說，他們從高中的時候就會上課吃東西。所以，王同學認為，洪蘭事件的發生反映的是早在高中以前的教育問題。
醫學系一直是許多青年學子參加升學考試的首選，他們的選擇多半源於父母的期待或者分數的落點，當然也有部分的孩子真的視醫生為其一生的志業。然而，醫生醫的是「人」，面對的也是「人」，而「人」到底是什麼？我們真的提供足夠的條件，讓他們準備好了嗎？@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