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眼,我離開中國22年了,22年來我與中國毫無來往,中共國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傷害太大了,十年的文革改變了我的一生,因此我永遠不能原諒造成這一切的中共。但是,過了五十歲後,我對中國的懷念逐漸萌生。想起來也真令人難過,由於文革中中國人互相揭發、背叛,為了所謂革命不惜犧牲家庭、親人、朋友,當時人人說謊話,互相提防,所以我在中學和後來工作的單位沒有一個知心朋友。儘管如此,我仍然無法按捺對中國的懷念。尤其是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看到奧運會的節目,更加強了我回國的欲念,因此我於2008年十月一日帶著我的兩個澳洲出生的孩子踏上了我的故鄉北京。
在我細心計畫我們中國行程的時候,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忘了十一是北京度假的黃金週,更有甚者,奧運會期間,北京禁止外地人到北京旅遊,(記得小時候,黨給我們講「萬惡的舊社會」,在上海的外國人的租界,有牌子寫道「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已經崛起到「華人與狗不許進京」)。而十一是奧運會後第一個外地人可以進京的假日,北京到處人山人海,連我這個北京長大的人都大跌眼鏡。我小時候不興旅遊,更確切地說,那時人們窮得連旅遊這個詞都沒聽說過,我當時知道的跟旅遊稍微有點關聯的詞是「串連」和「上山下鄉」。而現在中國人富有的可以旅遊了,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都要與一隊隊高舉隊旗的旅行團和諧共處,爭先恐後地向我們的目的地進軍。北京被外地人全部佔領,我一直在問我自己,北京人都到哪兒去了,偶爾碰到一個說老北京話的北京人,我立刻感到無比親切,猶如在海外遇到一個中國人的感覺。長城更是驚心動魄,幾乎一下車就開始排隊,根本無法正常走動,在排隊時仰望長城,你會發現長城中間擠滿了人,雄偉的長城猶如一條巨大的長蟲,緩緩地向上蠕動,而我們則是長蟲的尾巴。
北京的交通令我心驚膽顫,每次過馬路我都緊張萬分,無論是斑馬線還是紅綠燈,車和行人都照走不誤,我帶著兩個孩子,他們是澳洲長大的,過馬路是先看右邊再看左邊,因為我們這裡汽車是靠左行使,可想而知我的緊張程度了,生怕我的孩子看錯方向而出交通事故,幸虧當時七十碼事件還未發生,否則我可能根本就不去中國了。回悉尼以後我在網上發現一條新聞,在中國的外國人,第一死亡原因不是空氣污染,不是食物中毒,而是交通事故,可見我的擔心不是杞人憂天。
在朋友的介紹下,我帶我的孩子去了一家度假村,據說那裡有水上遊樂,水療和桑那,下午有自助餐並有專車將遊客送到東直門。聽起來正合適,孩子們可以玩兒水上遊樂,我可以洗桑拿和水療。我們乘地鐵到東直門,再乘公交到達度假村,北京的公共交通真的很好,我不明白政府為何鼓勵老百姓買小汽車,北京的交通擁擠和空氣污染是眾所周知,為了老百姓的利益,政府應該鼓勵大家乘公共交通。
我的孩子玩兒的很高興,我也得以閉目享受桑拿,緩緩幾天帶孩子遊玩北京的辛苦。但是好景不長,二、三個小時以後我女兒開始嘔吐,我只好帶女兒去換衣服,穿好衣服出來,卻找不到兒子,原來他在男廁所裡嘔吐,我急得淚流滿面,一個有同情心的人介紹我們去醫務室,那裡值班的很友好,按按我孩子的肚子診斷為急性腸炎,給了他們每人一把藥,並且免費。雖然他們不斷嘔吐,還是按醫囑將藥服下,隨即立刻吐出,令我為孩子的不識抬舉而備感羞愧,趕緊用一個桶將嘔吐物接住。但那醫生並不在意,將嘔吐物倒入下水道,然後將桶放入我孩子不久前玩兒的游泳池內清洗,估計他們的病菌將在水中茁壯成長,為下一個急性腸炎做重大貢獻。
友好的服務員給了我們一盒面巾紙和一把塑膠袋,我和孩子匆匆上了去東直門的專車。兩個孩子一人拿一個塑膠袋,一路大聲地嘔吐到東直門。我們決定打的回到西直門外的住所,很快找到了計程車,但聽說我們去西直門外,司機說正值週五下班高峰,二環路交通一路堵死,根本無法開動車,唯一的辦法是乘地鐵,而我的孩子此時已經痛苦得無力走動,而天漸漸地黑了,誰說天無絕人之路?!無奈還得繼續前進,我們互相攙扶著,開始了我們的長征。為了省電,或無錢買車而乘地鐵的屁民不配電梯,地鐵的電梯都不運行。一邊下樓梯一邊嘔吐,終於上了地鐵,拿著塑膠袋站著嘔吐更是艱難,但沒有人給讓個座位,我還不斷向人們道歉,對不起打擾各位了,我們本想打的,但交通堵塞,只好請大家原諒。好容易到了,又得一步步上樓梯,當時的艱難我一輩子也忘不了,而我的孩子發誓永不再去中國。
我和北京的朋友把孩子的病歸罪於水土不服,但回悉尼後我學會了中文打字,開始上海外的中文網,發現了一條關於北京奧運會的消息:國際奧會對北京的自來水進行了化驗檢查,發現北京的自來水不夠國際游泳比賽用水的標準,他們不得不將北京的自來水專門處理後才達標,換句話說,我們北京人喝的水還不夠外國人游泳的水乾淨,更別提北京度假村游泳池裡的水了,怪不得我孩子嘔吐的那磨悲壯。
哎,家鄉的山啊,家鄉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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