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8月22日訊】也許是我的運氣還不錯，1956年我從杭師畢業時，正遇上全國高等教育大發展，特許在職的中小學教師和應屆師範畢業生報考高等師範院校。就這樣，我考入浙江師範學院中文系。這說明那時的高考政審相對還算寬鬆，除軍事院校以及保密性較強的專業外，普通高校還能接納地富子女。記得當時與我同一個小班的，還有一位來自上海的資本家沈世禮同學。
因入團要求屢屢被否，當時我在政治上已不思進取，只想低眉順眼做個不生事的順民。即使在似乎最自由的1957年春天，不少同學熱衷於集會演講貼大字報，我仍然埋頭在心愛的文學書籍中，與那些轟轟烈烈的活動隔著一條鴻溝。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我像鴕鳥般將頭深深地埋進故紙堆裡，從書籍的閱讀中取得愉悅的同時，也期望「書中自有黃金屋」，能以「學問」為自己築個安身立命的小巢。也正因如此，後來反右時，我這樣不左不右的邊緣人物得以僥倖躲過那頂帽子。
然而到1958年，形勢不同了。隨著大躍進口號的提出，校園的革命也在往縱深發展，連大人物康生都到我們學校來視察過。整風、交心、拔白旗插紅旗、紅專辯論、教學革命……一環扣一環，一浪接一浪。課程基本停止，無論師生員工不管你願意與否，在上邊統一佈置下，全都得投入運動。在這種革命形勢感召下，我再次萌發了要求進步之心。我想給自己以徹底的清算，擺脫地主家庭在思想、感情上加於我的羈絆，否定舊我，生出個新我。恰逢此時整風運動進入向黨交心階段，我向團支部提出了引火燒身自我檢查的要求。
起初支部沒有答覆，大概是憐我年幼，並非他們認為的問題學生。禁不住我再三請求，由團支部主持，1958年早春的一天，我向全班同學作了思想檢查《暮氣之根在哪裏》，將我的官僚地主家庭情況，我對反動親屬的依戀之情，我在反右中對右派言論在思想上的附和與同情，以及自己的個人主義等等和盤托出。聽完我的檢查，同學們幾乎愣住了：這小傢伙，怎麼那麼複雜啊？但他們還是紛紛表了態，以最大的熱情歡迎我的進步。那一陣，我確實覺得輕鬆了許多。我想，我這麼赤誠地交了心，組織上肯定會信任我，我將如鳳凰涅槃獲得新生。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如我期望的那樣。我並未獲得新生，反而從原來的邊緣人墜落為異類。我明顯地感覺到了接踵而來的排斥歧視。在當時要求的全民健身二級勞衛制測試時，我被剝奪了打靶的權利——儘管只是一般的小口徑步槍，我也得到了不許持槍的通知。
政治上的歧視，我可以俯身承受，但隨之而來的經濟打擊，卻是我無法解決的。從1958年開始，我就讀的浙江師院改為杭州大學。作為普通高校，收費在所難免，如果想繼續享受原來的免交學雜費、膳宿費優待，就得另外申請。這種申請並不困難，一般學生都會被批准。但家境特別困難的我卻成了例外，學校拒絕給我發放困難補助。我只能硬著頭皮不交膳費，每日裡腆顏捧著飯碗進餐廳，吃著「嗟來之食」。
這麼熬了幾個月，我終於產生了離校的念頭。除經濟的窘迫外，潛藏在深層次的是內心的恐懼。我比以前更害怕了。因為在此期間，我又目睹了幾個同學的被迫遣返。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鄰班的「青年作家」葉宗軾，據說老家有農民來信，揭發他解放前曾參與家裏的收租，應是地主分子。於是作為階級異己分子，他被開除回家。走的那天，我見他坐在一輛三輪車上，身旁堆著行李書籍，沒有任何人相送，踽踽而去。他的遭遇，給我敲響了警鐘。我不禁猜想，下一個被趕回農村的可能就是我。明知頭頂懸著達克摩利劍，卻不知這利劍何時掉下來，這種戰戰兢兢等待宰割的滋味實在難受。
我決心擺脫它，就向校方打了休學一年的報告，表示要自己出去掙學費。這個報告很快被批准，也許它正符合校方清退異類的需要。與我談話的是學生科一位姓趙的科長，以前從未接觸過。他神色嚴峻，沉著臉告誡我：「像你這樣家庭出身的學生，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原籍去接受農民監督改造。」在辦理例行休學手續時，他在我填就的表格上揮筆寫下了一行類似判決的文字：「該生出身反動家庭，本人表現不好。」說實話，對於這樣的判詞我是很難接受的。出身反動是事實，這「表現不好」實屬莫須有。大學期間，我並未犯過任何錯誤，還不時在報刊上發表些詩歌散文，屬於成績優秀的學生。但在趙科長的權力話語鉗制下，我只有默默忍受。
拿著這張鐫有罪孽「紅字」的表格，去校內各部門辦理離校手續時，我多次遭到白眼。在醫務室，一位年輕護士以奚落的口氣念出了那行字，我聽後哼了一聲，她立即責問道：「怎麼？還不服氣！」我沒敢再出聲，只盼望她快快把章子給我蓋了。其時我恐懼已極，生怕他們真的把我押解回鄉，我只求速速離開這所曾經是我夢寐以求的大學。我害怕再次見到那位趙科長，又擔心給我的正式文本上會附有我的「罪狀」，於是連休學證明都沒有領取，只帶著一枚校徽匆匆登上西去青海的列車。這時，1959年新年的鐘聲正敲響，我剛滿20歲。我的大學生涯，從此戛然而止。
在青海，先我一年退學的姜君夫婦，已為我聯繫好去省衛生學校教課。學校人事科長聽取了我的情況介紹後，竟立即將我拒之門外，只撂給我幾句冷冷的訓誡：「像你這樣家庭出身的人，不能自己出來工作，應該回農村接受監督改造。」兩位不同地區不同單位的政工幹部，話語竟是如此相似，我不禁為自己的命運打了個冷戰。失望之餘，倒也生出另一種逆反心理：既然你們都認為我只能發配回原籍改造，我卻偏要拚一拚，寧死也不回去！
有了這般破釜沉舟的勇氣，我就穿街走巷，遍叩西寧地區各學校大門，到處推銷自己，想憑藉那枚單薄的校徽去另闖個天地。在最無望之時，我曾混跡農場招工處，準備出賣體力，當個農工，也遐想過像有些盲流那樣，弄個鎬頭背兜，到山上挖石膏謀生。總算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我惶惶然四處奔走覓食時，經同學請求，省衛生廳的領導居然直接干預了我的工作之事，逼得衛生學校做出承諾，留下我充當語文代課老師，只是月薪僅給36元，相當於當地一個剛畢業大學生半個月的工資。三個月後，我就離開了那所勉強收留我的學校，到一所小學找了個同樣是代課老師的職位。從中專下降至小學任職，月薪反而提高到42元。
青海地處偏遠，古來就是囚犯發配之地，1957年後各單位接收了全國各地為數不少的右派和所謂有歷史污點的人員。相比之下，像我這樣僅僅是家庭問題的大學生，竟可算是清白之身。於是在1959年夏，憑著自己在杭州師範求學時向名師顧西林先生習得的二胡薄藝，被青海廣播文工團錄用為二胡演奏員，後又併入省民族歌舞劇團，成為該團的樂手。這期間，因為自己常有文學作品見諸報刊，遂被劇團領導賞識，調入創研室擔任編劇。位置的漸行穩固，使我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不僅脫籍盲流，還已擺脫家庭出身的羈絆，儼然真成了與他人同樣的「革命文藝戰士」。
讓我重新意識到自己原罪在身，是在1964年四清時。我作為主要執筆人撰寫的劇本《達爾龍山下》，在省內現代劇會演一度走紅，然而很快隨著全國性的批判文藝黑線被定為毒草。在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後，隨之而來的處理就是遣返回家。劇團領導在與我談話時，一再強調這與劇本之事無關，因為我屬於盲流，按政策不得不如此辦理。其實，這時困難時期已過，對待盲流已比較寬鬆。以盲流攆我回去，無非是在階級鬥爭這根弦又繃緊時清除成分不好者的一種藉口。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雙重不光彩來歷帶給我的沉重負擔。但我依然劣性不改，不願俯首帖耳地接受這樣的組織安排，就使出了一個盲流可用的種種求生手段，四處奔走，腆顏求人。那時我心理上已做了準備，大不了再次去尋個代課教師職位，在偌大的青海總不至於凍餒而死。
這番奮鬥，果然有了效果。我的一位記者朋友，帶領我夜闖省委宣傳部部長午人的住所。該部長在劇團排演《達爾龍山下》時，曾經來團視察並捎帶問起過劇本作者，對我有所瞭解。他認同了我的聲訴，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得以化解這次大難，留在劇團。由此我想到，即使在共產黨內，由於個人的素質涵養之不同，在執行同樣的階級政策時也寬嚴有別，有時也不乏頗濃的人性化處理。午人後來在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任內離休，我曾去西安探望過他。如今斯人已逝，但援手之恩從不敢忘。
雖然逃過了「遣返盲流」之劫，名義上仍留在劇團擔任編劇，但我自己心知肚明，已再次淪落為三等公民。外地來演出內部話劇《葉爾紹夫兄弟》，沒給我發觀摩票，原來聯繫密切的幾個報刊，停發我的作品，後來乾脆將我編入團內臨時組成的勞動隊，去農村與社員「四同」。這時團內已有一些幹部作為四清工作團成員下鄉。同為下鄉，兩者性質卻是迥異。他們是去領導、整頓基層組織，也就是改造客觀世界的，而我們則是純粹的幹活和向貧下中農學習，亦即改造主觀世界。
勞動隊的組成人員，或歷史有污點，或出身反動階級，總是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生活作風算是其中較輕的。有位黨員副領隊，就是犯了生活作風錯誤的舞蹈演員。也許是在勞動中「惺惺相惜」吧，待這期勞動結束，我竟與已離婚的她悄悄建立了戀愛關係。但這段感情還不到一年就被她單方面地停止了，告吹的緣起竟是我慇勤地請她看了一場電影。
那是老片子《白毛女》。她是跳舞的，我認為請她看舞劇是最合適的表達情意方式。去影院的時候，我用自行車載她。車輪疾轉，她緊緊地摟著我的腰，還真有點鴛鴦雙飛的感覺。但「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等到影片結束時，她的情緒突然不對了，堅決不肯與我同車而歸，兩人默默無語地返回團內。
我知道事情有變，但不明白這麼短時間內到底發生了甚麼。在我忐忑不安地等待幾天後，她終於道出了拒絕我的理由。原來是她在看《白毛女》時受了刺激，想起自己將有一個像黃世仁母親一樣的婆婆，實在無法忍受。聽完她的表白，我黯然無語。革命文藝的力量實在強大，我為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感到苦澀的自豪。
1966年五一前夕發生的一件事，也是令我終身難忘的。那時候每逢五一、十一，全國各大城市都要組織遊行。節日前夕，劇團創研室的負責人向我打了個看似很不在意的招呼：「明天的遊行，你不用去了！」我聽後，心裏一陣冰冷。當我回到房內時，發現與我同室的孟犁野也在發呆。他是在《中國電影》編輯任上被打成右派的，下放到青海人民出版社摘帽後調來我團，與我均為編劇。我見他的神情異樣，猜到他也與我接到了同樣的指令。我們沒有多說甚麼，也不敢多說甚麼。
第二天，他早早地躲出去了，不知道上哪兒獨自發呆，而我則蜷縮在屋內，聆聽著外面熱鬧的人聲鑼鼓聲，沒有踏出房門。我害怕遇見別人，遊行都不去，這算是怎麼回事？難怪我的母親將那份偶然得到的「人民證」珍藏起來。我這個「國家幹部」，不是也同樣享受不到勞動者的節日權利嗎？這一年的國際勞動節，是我過的最黯淡的一個節日。本世紀初，在犁野君已調回北京並擔任了中國影協書記處書記後，我倆相聚時還曾提及那次「非我族類」之辱。就是事到今日，我們也沒搞明白，像那樣一個無絲毫保密意義的群眾集會遊行，有甚麼必要禁止我們參加？除了人為地製造冷漠歧視仇恨分裂，它於社會又有甚麼好處？
進入文革後，我更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西寧人民劇院召開批鬥大會，我混跡其內想一看究竟，只聽主席台上一聲大喝：「黑五類子女滾出去！」儘管並無人指名道姓地指證我，我自己卻彷彿已被公示於眾，連忙裝作上廁所匆匆逃離會場。從此我對於那些革命造反派總是敬而遠之，從不敢覬覦光彩奪目的紅色袖章。就這樣小心翼翼，還是未能免除派仗之累。在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發起「二.二三」事件，槍殺「八.一八」戰士三百餘人，開創了全國以武裝鎮壓反對派的首例後，我受命參與了妖魔化對立面的派性戲《二月風暴》的創作，在半個月時間內就完成了該戲的排演稿。雖然這是違心之舉，我絕非趙副司令支持的「捍衛隊」一派的信徒，但主觀上確有諂媚手持武器的掌權者以避禍自保的成分。
正當這個派戲緊鑼密鼓地排練當中，事情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向，黨中央、中央文革等最高權威部門於3月22日發佈了為「八.一八」平反的公告。「二.二三」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趙副司令固然成了階下囚，底下的「捍衛隊」大小頭目也難逃程度不同的懲罰。按理說，我並非「捍衛隊」成員，《二月風暴》這個派戲的始作俑者，其實是從北影調來青海的演員張亮夫婦。張亮曾出演過電影《林家鋪子》、《革命家庭》，在社會上有些影響。他們夫婦雖在「八.一八」平反初期受了不少皮肉之苦，但到了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階段，由於出身沒問題，已轉化為「革命群眾」；我則因為原罪在身，就成為主要的清算對象。1968年4月30日，《紅宣兵戰報》發出配有我漫畫頭像的戰鬥檄文《揪出<二月風暴>的黑筆桿陳士濂》，署名《紅宣兵》編輯部。
在徹底擊潰「二月逆流」新反撲的鬥爭中，省話劇團革命委員會率領八.一八紅宣兵和廣大革命群眾，不停頓地向階級敵人發動進攻，揪出了反革命黑戲《二月風暴》的黑主筆、周揚黑線、黑網上的小爬蟲——陳士濂。
揪得准！揪得好！
陳士濂何許人也？乃一貫利用小說及文藝作品進行反黨活動的反革命分子。
陳士濂出身於反動的官僚地主家庭，狗父是雙手沾滿勞動人民鮮血、罪惡纍纍的偽官僚，解放後繼續與人民為敵，1951年被我鎮壓；其母地主分子，被管制；一個狗叔是反革命分子，已被我人民政府判處死刑；另一個狗叔陳肇英是偽國民黨中央委員，解放前夕潛逃台灣；一個狗表兄是國民黨偽縣長，解放後被捕入獄（已死）；另一個也是地主分子，被管制。陳士濂就是被殺、關、管、斗的反革命家庭之犬。
接著列舉了「陳賊用手中的黑筆，為中國的赫魯曉夫陰謀復辟資本主義大造反革命輿論，大書特書其反革命父兄的遺囑，大干反革命罪惡勾當」的種種罪行。
那一陣，我不僅要參加團內的批鬥會，還得像如今的大明星趕場子一樣，「出席」外單位組織的批判會。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省市文藝系統批鬥會，「八.一八」造反派的司令、擔任過省革委會副主任要職的馬集文親臨指導，作了長篇講話。那天發言的人很多，其中京劇團的紅宣兵頭頭張學文，開得口來就是一連串的謾罵，甚麼「狗崽子、狼崽子、蛇崽子、王八崽子」，一口氣罵了十幾個「X崽子」。這說明，在他們的眼中，我罪惡中最「昭彰」者，還是出身異類，乃某種最可惡動物的崽子！
批鬥會後，我被編入劇團的牛鬼蛇神組，組長就是後來蜚聲影視兩壇的李丁。我們將近二十人被集中到一個大房間裡，門上大書「牛棚」兩字，讓過往行人更有力地監督並可從敞開的窗戶像參觀動物園般觀賞這些醜陋的「人體動物」。在群眾雪亮眼睛的注視下，我在靠床頭供自己面壁思過的那一小方牆壁上，端端正正地貼了一幅自撰自書對聯：「一定老老實實，絕不亂說亂動。」其時猶如罪人歸位，我已定下心來，等待最後的處理。我知道，兩位政工幹部早先的預言這回要實現了，我肯定得乖乖地滾出文藝隊伍，回去接受農民的監督改造。於是，我未雨綢繆，先將我唯一的一塊手錶托人賣了，準備沒薪水領時可以頂兩個月的生活費。我還趁跟隨團裡木工汪師傅做道具的機會，努力學習手藝，以便將來被趕回農村後能掙得一碗飯吃。
想不到百日之後，1968年的8月31日，我意外地等來了青海話劇團專政小組、專案小組聯合頒發的《公告》。
在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的關鍵時刻，在億萬革命人民徹底批判反動的「多中心論」的革命大批判高潮中，我們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對革命群眾揪出的陳士濂反覆的交代了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指明出路，進行教育。現陳士濂對其自己的反動家庭、本人罪行、大毒草「二月風暴」等問題，都有較好的認識，交待的較為徹底，與我專政小組、專案小組反覆調查研究核實的材料基本相符合。
根據這一情況，我專政小組、專案小組認為，陳士濂確有徹底低頭認罪、悔改自新的誠意，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及毛主席親自批示的「北京新華印刷廠對敵鬥爭經驗」，我們將此情況上報文化局革命領導小組、群眾專政小組，要求將陳士濂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解除群眾專政。現上級有關部門已經批復，同意我們的意見。
現出公告，正式宣佈解除對陳的群眾專政。我們熱烈地歡迎陳士濂同志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邁進了一大步。這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偉大勝利，是黨的政策的偉大勝利！
在院牆上發佈此公告的同時，已從歌舞劇團分離出來的話劇團革委會還在大會上，宣讀了對我解除專政決定的有關材料。這份材料寫得非常詳細，還很有點辯證意味：既指出我的家庭、社會關係很複雜，又說明我並無隱瞞；雖沒有與家庭劃清界限，但還不是堅持反動立場；既指出我在大學時思想落後右傾，又說明材料來源於「向黨交心」，不能作為罪證；既指出我在《達爾龍山下》、《二月風暴》等劇中的問題，又說明其炮製的責任主要不在我，而我自己的文章只是屬於資產階級世界觀範疇。
說實話，當時我對這份材料及其結論是心服口服的。我甚至覺得，在我所在的這個小單位裡，那些從無執政經驗的演職員，其認識問題處理問題的水平較之於我前邊遇見的兩位政工科科長要高過一籌。而且，我對為解決我的問題千里迢迢外出的調查者和那些被調查的同學、鄉親都心懷感激。只要他們其中任何一人加我以某項似是而非之罪狀，以那個時代的政治氣候，我的遭遇就會很慘。當然，我當時更為感激的還是領袖，是政策。我在當天的日記裡極其真誠地寫道：我要千遍萬遍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文革中對黑五類及其子女家屬的打擊，此時達到了高峰。從我切身體驗看，自「清理階級隊伍」以後，由於執政者的矛盾指向所謂的走資派，對黑五類的壓力反而有所減弱。待到粉碎「四人幫」，特別是普遍地給地富分子摘帽後，我才真正地感受到一個人不被歧視、不再受壓是何等的舒暢。也就在那時候，素來令我心生畏懼的政工幹部居然主動來找我，動員我寫入黨申請並主動做我的介紹人。其時我對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的舉措心悅誠服，覺得黨大有希望，故而寫了申請並很快地得到批准。1983年，正值重用知識份子、提拔年輕幹部之際，省委一紙調令，將我從話劇團的普通編劇，一下子提升為青海省文聯副主席，任職至1998年提前退休。
作為一個社會關係極為複雜的「狗崽子」，能在階級政策如此嚴酷的情境下，從夾縫裡求生，從盲流轉入體制內還獲得了一定的地位，這是甚麼原因呢？步入晚年後，我也曾反躬自問。我覺得除了機緣巧遇，以及自己有些微弱的抗爭意識，在那個聽任組織安排的年代敢於自謀職業越級上訴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我總體上服從了階級政策的需要，已經從「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演變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裡有一個從被迫到主動、從認罪自保到自覺配合的過程。
從上初中開始，我就不斷地被灌輸要與家庭劃清界限，其後又是與此相關的一連串運動。經過多次打壓不斷地自辱、自貶後，我已磨盡了曾經有過的不平，認可了原罪，接受了不公正待遇，將其視為合法合理的差別對待。記得文革初期血統論甚囂塵上之時，像遇羅克那樣的熱血青年正奮起反擊，而作為受害者的我，卻將登載在小報上宣揚血統謬論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階級路線萬歲」抄錄在日記本上，承認該文的立論「老子反動兒混蛋」適合於自己。既然自我矮化到極致，對於組織上偶爾恩賜的「賞識」、「重用」與後來「牛棚中的解放」自然會感恩戴德山呼萬歲。
我的這種滲透於血液中的「脫胎換骨」改造，更明顯地表現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其實，我的處女作、發表在1957年6月號《東海》雜誌上的散文《孩提之愛》，顧名思義還是寫童真童趣屬於人性範疇。但後來的作品，特別是那些需要更多人參與的劇作，則完全是為具體的政治目的服務，杜撰出一些所謂的階級鬥爭。像《達爾龍山下》，就編造了一個妄圖復辟的牧主頭人和貧苦牧民鬥爭的故事，它與現實的牧區，除生活細節有所相似，其他都是克里空的產物。《二月風暴》更是從「八.一八」是反革命這概念出發，按「捍衛隊」一方所提供的點滴材料，加以無限的生發虛構，編造出一場血淋淋的階級報復奪權鬥爭。
這說明，經過多年自覺或不自覺的磨練，我已做到自覺聽命於當權者的政治指揮，完成了從一名純真的文學愛好者到為權勢者秉筆的蛻變。這種內傷是致命的，有時甚至不可逆轉。即使在「四人幫」粉碎後我重新握筆時，也始終擺脫不了「階級鬥爭」的思維定勢。像我重續兒童文學前緣編寫的童話《白唇鹿青青》，明明寫的動物，也要硬塞進個千戶和管家，有意妖魔化我並不瞭解的藏族上層人士，生硬地將階級鬥爭搬進天真無邪的孩子生活中去。
上個世紀末，思想解放之大潮洶湧澎湃。在屢獲啟蒙，人權意識、民主意識漸次浸淫於腦際之後，我對自己已凝固於腦中的「階級觀點」產生了懷疑。首先是我到底有甚麼罪？出身不好，能成為受歧視、遭打壓的緣由嗎？人生來就是平等的，「免於恐懼的自由」更是最重要的普世價值之一。那種將黑五類的子女長期置於被壓制地位，讓他們始終誠惶誠恐地生活，是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所不能允許的。既然我本無罪，那麼就不應該被作為非類、打入所謂的「牛鬼蛇神」，不應該接受超乎法律之外的「群眾專政」，更沒必要為這樣的「解放」而感激涕零。
――轉自《黑五類憶舊第１１期》，焦國標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