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2月08日訊】［內容題要］中共在它統治中華民族的幾十年期間，人世間恐怕沒有哪項關於「惡」的概念和定義與它無關。但是也沒有哪一個關於「惡」的概念和定義可以解釋或說明中共是一種甚麼樣的「邪惡」。
在對信仰的迫害中，如果說大約兩千年前，古羅馬皇帝尼祿命令將基督徒投進競技場，羅馬權貴們在大笑中看著這些人被猛獸（獅子）活生生地撕裂咬死，是人在借用猛獸凶殘的「獸性」來取樂、恐嚇民眾遠離基督教從而迫使基督徒放棄信仰的話；那麼，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就是：中共這只邪惡怪獸的靈體附著在「人」身上，取代人的靈魂而將人變更成「猛獸」、直接用人當成「猛獸」去撕裂「咬死」法輪功學員來謀取暴利，醜化、欺騙並恐嚇民眾去仇恨和遠離法輪功，從而迫使法輪功學員放棄——這種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對「真善忍」的信仰。
中共要毀滅的不僅僅是民主、自由、憲政、所謂政治異己分子、法輪功……和看似是它們敵人的人；它要毀滅的是整個民族以致人類，同時也包括了中共黨員在內的任何人，直至中共最高領導人也不可能逃脫被毀滅的命運。
［正文］
二、 關於「平庸的罪惡」和中共迫使千千萬萬人「犯罪」
（一）平庸的罪惡
簡單來講就是：服從命令而行惡之人的邪惡。這是美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阿倫特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平庸之惡」。 也有人從體制的角度認為，「平庸的惡是指極權主義下或者說現代官僚體制中的個體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即判斷善惡是非的能力，而變成了官僚行政體系中一隻被驅動的齒輪。」
上個世紀60年代，阿倫特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組題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關於平庸的惡魔的報告》的系列文章，她提出了一個非常富有啟示性的觀點，即像艾希曼這種組織實施大屠殺的納粹軍官，具有的只是「平庸的惡」，比如順從和不負責任……。
阿倫特認為，平庸之惡可以毀掉整個世界，根本原因就在於整個社會缺乏批判性思考。思考能力的缺失為芸芸眾生犯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惡行創造了可能性。思考，就像是在最安靜的時候面對自己；思考並不需要更多的知識，而是獲得分辨是非美醜的能力。思考賦予人們度過關鍵時刻的力量，從而防止災難性的後果。
（二）江澤民迫使千千萬萬人成為比「艾希曼」更邪惡的罪犯
上世紀末，江澤民發動了一場遠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猶太人迫害更為嚴重的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採取肉體消滅、搞臭名譽、掠奪財產等無所不用的古今中外所有迫害手段，對上億旨在願望成為好人的練習法輪功的人類成員進行了長達十四年的慘無人道的殘酷迫害。在這場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迫害運動中，江澤民又迫使千千萬萬人成為比「艾希曼」更邪惡的罪犯。
2000年10月，馬三家勞教所的警察將18位堅持修煉不轉化的女法輪功學員扒光衣服投入男牢房，任他們強姦，導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餘者致殘。據一位被關押在那的女學員對親友說：「那裏面的情景是想像不到的邪惡。」
2001年4月，被劫持在一大隊的法輪功學員鄒桂榮（被迫害致死）、蘇菊珍（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含冤離世）、尹麗萍（下肢癱瘓，一度精神失常）、周敏、王麗、周艷波、任冬梅（未婚）、趙素環等九人，先後被馬三家送到張士男子勞教院，與四、五十個男人關押在一起受盡蹂躪和摧殘，有的女學員18天後精神失常。
在馬三家勞教所，這樣的暴行幾乎天天發生……。
一位年僅四十五歲的法官鄂安福因腦出血，歷經近兩個月的搶救無效而早逝，在他臨終前自己深深的懺悔:這是我這輩子幹的最大的虧心事兒！他參與了和秘密判處了多名法輪功學員重刑，數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刑五到八年。鄂安福參與了這些案件的非法審理。鄂安福說，被無罪判刑的女法輪功學員中，其中第三小學的體育老師王敏是自己昔日的同事，鄂安福原來也是第三小學的老師，後來考入法院。他說：我竟把自己昔日的同事王敏送進了大北（遼寧）女子監獄，後來得知王敏在獄中吃了不少苦，還得了重病，心裏感到有些內疚。
鄂安福還說，近幾年，在法院不斷的接到法輪功學員的真相電話和信件，知道自己當年做錯了，但卻沒從內心對自己的行為真正的懺悔。我今天把這些十年前干的壞事都說出來，向那些被我迫害的法輪功學員深深的懺悔我要在死之前，說出自己幹的這些昧良心的事。
鄂安福表明自己要退出共產黨的一切組織，沒有共產黨的謊言欺騙，自己當年不會對法輪功那麼仇恨，以至於助惡為虐，迫害好人，使自己犯下了大罪，受到天理的懲罰。
據說，艾希曼也曾經有過不適應。一次他的上級要求他提供死亡報告，他因為不願意去現場目睹慘不忍睹的場景，而提出辭職報告（在審判法庭上他說自己會「噁心」），他的上司繆勒回答：「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性。」因此，他仍然堅守崗位。實際上他的工作也主要是在辦公室進行，他直接打交道的是各種文件、電報、電話以及紅色鉛筆，他每天埋頭於時刻表、報表、車皮和人頭的統計數字。他具體的工作目標是效率和提高效率，衡量他工作成敗與否的直接標準是他的運輸「能力」。他聽不見遇害者慘烈的叫喊，像發明「毒氣浴室」，也是為了讓任何人聽不見。藉助於先進的現代技術，在納粹德國統治下，殺人變成了一個工業流水線，被分解成若干個互相分離的單元，在這個流水線上「工作」的人們只是各司其職，做好本職工作，不去過問下一個環節將要發生甚麼，他們所要完成的像是一個龐大的技術工程。難怪艾希曼為自己辯護時，反覆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隻，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作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作為一名軍人，他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
阿倫特以艾希曼的行為方式來闡釋現代生活中廣泛存在的「平庸的惡」，這種惡是他不思索，不思索人際，不思索社會。惡是平庸的，因為你我常人，都可能墮入其中。這種惡決不僅僅是發生在納粹集中營，發生在畸形的年代，比如「文革」中大量出現的各種「不得已」的告密、檢舉、揭發等，它同樣以各種形式出現在我們身邊，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及的惡。把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服從體制的安排，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或者說成為不道德體制的真實的毫不質疑的實踐者，或者雖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憑藉體制來給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為提供非關道德問題的辯護，從而解除個人道德上的過錯。這就是現代社會技術化、體制化之中個人平庸的惡的基本表現
人的生命除了肉體生命，更重要的是人的靈魂。人們認為：靈魂居於人或其他物質軀體之內並對之起主宰作用；部份科學家認為靈魂是主宰人的思想、行為、精神、感情等潛意識是一種未知的非物質因素，每一個人都有他獨特的靈魂，並能伴隨著其成長發生變化。中共這場對法輪功的迫害除了使百萬法輪功學員肉體被殘害和失去生命外，更為邪惡的是，迫使上億的法輪功學員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我們知道，讓一個有正信，用真、善、忍嚴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的好人，被強迫放棄做好人，這無疑比殺害這個人還要更可怕！因為這將直接導致人類的自我毀滅。
雨果小說《悲慘世界》裡的警察局長，加維爾，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多年盡忠盡責，追尋著逃犯的冉阿讓的行蹤。在自願為了領功而請命冒充革命志願者混入革命隊伍中，不慎被識穿。在命懸一刻之時，冉阿讓救了他，加維爾並不領情，在他轉身離開的那一刻冉阿讓他震撼了：因為冉阿讓：要求的並不是兌換放棄追捕的條件，而是明確的說自己冉阿讓–是個好人。加維爾的信仰是盡忠—職業道德，而冉阿讓的信仰是行善，沒有對與錯的絕對比較，但是更寬闊的人性永遠會讓狹隘的人性自我論證失敗。冉阿讓的仁慈也徹底觸動到了加維爾對他自己一生的思考在內心的糾結和矛盾中，加維爾越來越覺得這謹遵法律的職責，社會的信條追捕冉阿讓的幾十年是最沒有意義，是這輩子最應該懺悔的。然而又無法跳出自己作為一個職業警察，從未瀆職過的矛盾心理。他完全迷茫了，無法排解，不知該如何面對以後的人生，於是在塞納河畔徘徊了很久後，跳進河中結束了自己循規蹈矩缺乏人性的一生。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讓千千萬萬的華人同胞同樣完全迷茫、也必將認識到與邪惡為伍而無地自容、痛不欲生。
（三）「惡首」依賴「平庸的惡」達到目的
邪惡之首要達到它的目的，必須利用人性的弱點來培植它的死黨，同時要依賴廣大的像「艾希曼」這樣的罪犯。
如《九評》所言：作為一個個體，中共黨魁可以同時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惡，如果其選擇「善」，那麼就可以暫時抑制中共邪惡黨性的發作；如果其選擇了「惡」，那麼中共的邪惡黨性就充分地暴露出來。
在「六四」之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無意鎮壓學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執意鎮壓。鄧小平當時說：「殺20萬人，換來20年的穩定。」這「換20年的穩定」實質上是要換中共20年的政權，這符合了中共獨裁專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輪功問題上，當時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中，也只有江澤民執意鎮壓。江澤民提出的藉口是關係到「亡黨亡國」，這觸動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加強了中共的鬥爭意識。江澤民維護個人權力和中共維持一黨獨裁在這裡取得了高度的統一。
這樣一來，一場欲將全體中共黨員和人民變更成像「艾希曼」這樣的和比他更邪惡的「罪犯」——鎮壓人類「好人」的在中共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最邪惡的運動發生了……。它超越了人類的一切道德底線，而成為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 （待續）
轉自《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