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2月06日訊】漫漫冬日，讓人感到沒有盡頭，沒有希望。明知冬盡春將至，但每一場冰雪，依然會增添一股寒意。尤其當得知昔日好友乘仙鶴西去，那綿綿的惆悵豈是三五日可以驅散？
猴年將盡雞年尚未到達之日，我們得知昔日老友，全美學自聯的老骨幹，原「六四之聲」電臺台長李三元博士於2017年1月21日在加州灣區駕滑翔傘因事故不幸去世，終年59歲。
三十年前，在芝加哥的李三元就是我們留學生中的活躍分子。一九八六年的學潮後，我母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校長管惟炎、副校長方勵之被掃地出門，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更進一步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因此引發了全國範圍的大抗議。當時海外留學生也冒著可能被逼迫回國和受迫害的危險抗議暴政，三元兄就是領頭人之一。
之後在以中共的六四屠殺為終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海外留學生更是積極聲援，而美國的中西部各校學生尤其表現出色。這和有陳興宇博士和李三元博士這樣的領袖人物是分不開的。一九八九年七月底，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美學自聯）在芝加哥正式成立，場面壯觀。三元兄成立了「六四之聲」電臺，將海外的情況及時傳播。
我因當時已經有了個全職工作，很難參加學自聯的大多數活動。但無論是我參加得比較少的學自聯活動，還是參加得比較多的組織反對黨的活動，都能見到三元兄高大的身影，默默地錄影錄音。在那些沒日沒夜的日子裡，我常常會感到勞累，但看到包括三元在內的其它朋友那樣神采奕奕，勞累感也就消失了。我最後一次見到三元，正值北京六四慘案20周年暨全美學自聯成立20周年，幾十位初建者集聚一堂，在芝加哥度過了一個難忘的長週末。三元兄來了，卻沒有久留。可惜當時人多時間少，未能與他好好聊聊。
三元兄畢業於北京大學，之後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他性格活潑，瀟灑英俊，勇於承擔責任，做事認真負責，是我所處的美國中西部的「名人」。他建立的「六四之聲」電臺幾台錄影錄音設備在當時都很先進，作為搞光學工程設計研究工作且對照相錄影有天生愛好的我，總愛和他聊聊。可每每見他一絲不苟地錄影、錄音，或是忙於照看他的機器，我就不忍太打攪他。我常常歎息這曾經的交流是如此短暫，如流星般瞬即消失。可如今連三元兄也如流星般逝去，更是令人唏噓。
當時大家就知道，三元兄娶了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將軍兼政治人物程潛之女程玉為妻，以現在愛用的詞就算是共產黨「體制內的」。因此，三元兄的奮臂一呼更為不易。數年後，三元淡出了，據說是為了能回國，不得不寫了保證書。這類情況數不勝數，為此也曾有很多爭議和討論。但我覺得，能不寫固然最好，但在沒有人性的中共暴政的壓迫下，不得不為人之常情而忍辱負重的人是需要理解和原諒的。我們不應過多地譴責他人，而更應將矛頭指向萬惡不赦、反人性的中共極權統治。那些即使被逼迫，也還能保持良知、拒絕為虎作倀與人民為敵的人是應當得到體諒與尊重的。
我知道，近二十年來，三元一直低調隱居在印地安那及芝加哥地區。而我也不再想打攪他平靜的生活，再不曾主動和他聯絡過。直到這次聽說他在灣區出事，才知他不久前搬到了加州。駕滑翔傘也曾是我的夢想，能領略到不同尋常的自在和風光。而這個夢想已被三元兄實現了多年。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三元兄正在美麗的太平洋此岸乘風滑翔。在他不幸墜落的那一刻，也許他正在遠眺彼岸，夢想著那個我們曾經為之付出那麼多時光和青春的故鄉！三元兄，雖然你的滑翔傘摔入了太平洋，但願你曾經的夢想還在，能帶著你的靈魂飛翔到那遠方的故鄉，再到天堂！
三元兄的過世驚動了我們學自聯過去的老朋友。三十來位曾經的老友難得聚到一起簽名捐款，對他表示哀悼和紀念。還有兩位朋友參加了他的追悼會。近三十年的滄海桑田後，曾經風華正茂的我們開始老去，甚至開始死亡。在三元兄過世的這個陰影下，這種震撼是不言而喻的。為了中國的自由民主未來，年輕的有良知的我們曾經在1980年代的那些風風雨雨裡走在一起，遊行示威，呼籲呐喊。但二十多年的歲月滄桑，乃至理想與個人生活的偏差，將我們生生地撕裂開來，各自一方。當我讀著那些我曾如此熟悉的悼念名單時，感慨的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
我雖未能趕上三元兄的悼念儀式，但看到了他的遺容。他依然如二十多年前那樣清秀英俊，只是多了些華髮。我突然意識到，的確二十年是人生的一大塊，雖說我們奮鬥了這許多年，而我們的夢想–中國的民主尚未實現。這個事業不是三五年就一定能達到的目標，甚至不是一代人能做到的。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建立一個豐碑，紀念那些與我們志同道合，做過重大貢獻乃至犧牲的人們。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忘了像三元這樣的朋友，那些曾經相沫以儒的朋友，哪怕他們已經遠離了。今天我在這裡紀念三元，讚揚他曾做過的貢獻，也是對遠行的他的最後送別。
遠離的三元讓我傷感，遠離的其它朋友也讓我心痛。其中之一便是一年多前因病過世的吳學燦先生。這一年多來常常想到他，竟有種此恨綿綿的感覺。一位敢說敢為的英雄曾經奮臂高呼，他的呐喊震驚了全中國。惜乎，生不逢時，他卻靜悄悄地去世了，似乎連最起碼的通知與追悼都沒有。
吳學燦畢業於廣東中山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生班。他曾任職為人民出版社編輯及《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1989年民運期間，吳學燦勇敢地與《人民日報》時任記者張抒、宋斌等人一起將「趙紫陽的五點聲明」印成《人民日報》號外。因此他被公安部全國通緝，後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外有期徒刑4年。在秦城監獄關押的2年半時間裡，他被單獨監禁，長時間失眠，體重曾驟減至35公斤。吳學燦於2013年被診斷罹患肺癌晚期，於2015年9月25日逝世，享年64歲。他的妻子楊素梅稱，丈夫從來不抽煙不喝酒，得肺癌是因為監獄生活對他的身體摧殘得太厲害。
吳學燦的生前意願是死後不舉行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動，一切從簡，骨灰撒向大海。他的肉體消失了，但他的堅強剛正的精神和思想不朽。使我感慨的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吳學燦還不忘和關心著中國，他在自由亞洲電臺的評論節目上懷念善待他的老上級，並指出習近平反腐敗是選擇性的反腐。
我至今還記得初識吳學燦的那一天。那是1997年夏天全美學自聯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召開第八屆大會，會上選出了包括吳學燦在內的理事會。然而，會議尚未結束，就有代表要求開除吳學燦和陳邦錚博士兩位新任理事，理由是他們「反共」，不益於學自聯今後和中共官方搞好關係。他們甚至強調了吳學燦曾在1989年被中國政府所通緝並坐牢4年的歷史。「反共怎么了？我就是反共，反對中共的獨裁暴政！」我至今還記得他憤怒而又堅定的言語和表情。
經過一場大辯論，吳學燦和陳邦錚還是擔任學自聯的理事。但當時學自聯理事會的官方通訊文字是英文。這使得剛到美國不久又不懂英文的學燦甚為苦惱。他曾要求將通訊文字改為中文，但被像我這樣的已經十多年不曾用過中文，也不會打字的理事們否決了。事實上，在我任學自聯主席之初，我自知自己缺乏中文上的才氣和文字功底，不得不請求他幫助我起草中文的通知和公告，並打出文本來。可惜這個過程太複雜且太艱巨，我們之間的言語和詞彙區別也相去甚遠，長途電話費又太貴，我最終還是放棄了。但我對學燦的熱誠幫助將永記在心。
可悲可歎的是，對於大多數政治流亡人士來說，在言語不通的異國他鄉生存是非常艱難的。曾在中國官媒人民日報專職任記者和編輯的吳學燦就更無法發揮他的優勢，乃至人到中年的他不得不做體力活，以圖自食其力。這正是中共驅逐流放這些政治領袖的如意算盤，也是我認為必須眾人拾柴，齊心協力來幫助魏京生這樣的領袖人物的重要原因。須知，我們並不僅僅是幫助某些個人，而是為整個中國的民主自由大業添磚加瓦，才來保護和扶持這些出色的領袖人物的。
學燦來美後不僅生活不易，他想在民運方面做貢獻的理想也未沿他所期望的方向發展。每次和他通話，他能滔滔不絕地抱怨和聲討兩三個小時。以致於每次我給他打電話前，要先看看有沒有足夠多的時間先留出來。好在他重複的內容裡時不時會有些新意，比簡單的祥林嫂要強。比如說他發明了「黑領工人」這一名詞，就很有些黑色幽默。那是他為了生存不得不做苦力，到中餐館送外賣，到電話公司拉客戶，最後在一所學校做清潔工的現實體會和真實寫照。
雖然學燦也努力試圖以他可能的方式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做貢獻，可惜海外條件並不稱心如願。他曾因介入一次並非簡單的所謂「民運內鬥」而傷透了心。我們這些週邊者也幫不上什麼。雖說他在自由亞洲電臺做了多年的特約評論員直到生命的最後階段，但那個收入是根本不夠糊口的。在他初來咋到的早期，我雖曾力所能及地給過些幫助，但實屬杯水車薪。
後來，學燦的太太和女兒終於來到了美國。那天，學自聯的另一位理事請她們吃飯，為她們洗塵。我也陪同。席間，這位理事出言不遜，冒犯了學燦。我雖覺尷尬，但也不便多說。之後，學燦曾多次向我表示對那位理事的抗議，要求道歉。但我總覺不妥，使自尊心受到傷害的他失望了。之後他從學自聯淡出了，我們也沒能挽留。
我深深地感到，學燦來美後，壯志未酬，身無用武之地的失落感是很強的。許多政治流亡者也多少有這種失落感，伴隨的便是對生活的失望，乃至對理想的懷疑。所幸，聽說學燦的女兒來美後發奮圖強，學有成就，孝敬父母，和她的母親一起為吳學燦提供了不僅僅是家庭的親情也是更艱難的最後幾個月的臨終關懷。這多少彌補了我們這些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朋友們的遺憾。
人總是要死的。但還活著的我們不該忘記這些早逝的朋友。我們讚揚他們曾經的貢獻和犧牲，也是對自己曾經和依然堅信的理念和事業，包括自己所做的貢獻和犧牲的認同和讚揚。我們會承前啟後，繼續他們未竟的事業，這也就是對他們最好的悼念。
冬日將盡，春花就會盛開。李三元，安息！吳學燦，安息！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