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1月30日訊】
1、開篇語
49之後，精英群體在土改、鎮反、整風、反右、文革等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被整治殺戮，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割韭菜」式的整人運動中，有出國留學背景的知識人更是罪加一等，遭到的整治尤為慘烈。即便逃脫這次運動，也難逃下次。即便僥倖逃脫多次，到了文革也逃無所逃，如葉企孫、顧准、陳寅恪、吳宓等一大批中華民族的傑出人物，竟無一倖免。
在這個挨整的知識人群體中，董時進與董時光是一對同胞兄弟。兄弟倆都是留洋學生。哥哥董時進49前已學成歸國，是中國農業經濟領域泰斗級人物。弟弟董時光1953年2月回國，執教於西南師範學院（現西南大學，以下簡稱西師）。49前後，哥哥董時進在國內，弟弟董時光在美國，因對土改運動和「抗美援朝」戰爭等重大時政問題發表觀點鮮明的言論，分別在大洋兩岸鬧出不小的動靜，並導致董時進離國出走，董時光愛國回歸。最終，兄弟倆人生命運冰火兩重天，令人扼腕歎息。
2、董時進、董時光兄弟簡況
董氏兄弟出生于四川省墊江縣（現屬重慶市）原武安鄉天星橋董家老屋（現為沙坪鎮白楊村）。兄弟共4人。董時進居長。3個弟弟分別是董時敏、董時恒、董時光。4弟兄均受過高等教育。二弟董時敏1949年早逝。三弟董時恒終身在大學執教。
董時進生於1900年10月18日。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畢業後棄工學農，於1917年考入北平京師大學農學院。1920年考入清華大學，公費入美國康奈爾大學，1924年獲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學位。之後旅歐考察農業和土地制度，1925年回國。回國後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等學校教授農業經濟，曾擔任過北平大學農學院、四川大學農學院、江西省農業學院院長及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等職。1929年，他和竺可楨、翁文灝等5人代表中國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曾創立「中國農業協進會」、「現代農民社」等組織。1938年在成都創辦《現代農民》月刊，全國公開發行。1940年在重慶沙坪壩井口鎮興辦大新農場，1947年創建中國農民黨，任黨主席。該黨成員多為大學教授和農業技術專家。因反對土改，農民黨於1949年6月25日被迫解散。1949年底，當土改運動在全國展開之際，董時進逆流而上，以《董時進上毛主席書》為標題，向毛澤東致長信，從歷史、現實、政策、後果等方面系統地提出不同意見，直言不諱地公開反對土改運動。他把信印了幾百份，同時寄發給有關高層要員、各黨派的領袖和若干朋友以及教育、學術部門。公開信寄出後，一直沒有下文，董時進預感不妙，恐懼遭到清算，於次年出走香港，後赴美國，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1984年4月16日辭世，享年84歲。
董時進一生致力於農業經濟研究與實踐，術有專攻，眼界開闊，見解獨到。其代表作有《農業經濟學》、《中國農業政策》、《農民與國家》、《農村合作》、《國防與農業》、《糧食與人口》等。
董時光生於1918年，當哥哥董時進逃離故土的時候，他還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研修教育學。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84號決議案，派遣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軍赴朝作戰，支援南韓政府抵禦金日成軍隊的進攻。董時光不認同美國政府的朝鮮政策，並撰文批評譴責美軍入朝是侵略戰爭，為美國政府所不容。上世紀50年代初正值「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董時光因此被驅逐出境，1953年2月回到祖國，被分配到地處重慶的西師任教。57年反右運動中因諍言招禍，被打成學院、重慶市和四川省（當時重慶隸屬於四川）的大右派，隨即被開除公職，押送勞教。此時，離他離美回歸、報效祖國僅4年。大饑荒期間，董時光死於勞改場所，年僅43歲。死因和葬身之地至今仍眾說紛紜。
3、董時進致毛澤東信的要點及土改的後果
董時進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是近十來年的事。一個離國出走68年，似乎已沉入歷史的學者被「打撈」出來，並且被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和研究，必然事出有因。想來，此「因」應是農業、農民、農村這個所謂「三農」問題的嚴重現實喚醒了人們的記憶。
「三農」問題分量之重，從2004年以來官方連續14年將其作為中共中央、國務院「一號檔」發佈可見一斑。僅從檔標題也可見其重視程度，以最近3年為例，2015年「一號文件」的標題是：《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2016年是《關於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2017年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2017年標題使用的名詞之新、之多，可謂前所未有。新得連經濟學界耆宿吳敬璉老先生都連連稱奇。
「三農」問題的根本，在於土地。放眼當下，土地拋荒、農民離鄉、農村空心化已成普遍現象。面對農業、農民、農村如此狀況，以農業立國的中國，能不令人揪心？遺憾的是，這種現實69年前已不幸被董時進言中。
1949年底，土改運動即將在全國展開時，董時進以《董時進上毛主席書》的長信，直接向毛澤東進言，旗幟鮮明地反對土改。近年來人們對董時進的研究也多以此信為重點。在這封致毛澤東的長信中，董時進分甲、乙兩大部分，觀點鮮明地闡述了他對中國農業問題，尤其是對土改運動的獨到而深刻的見解，細緻而坦率地向毛澤東提出意見和建議。
甲部分針對中國土地制度是封建性制度這一土改的理論依據進行批判反駁，認為中國的土地制度並不是「封建性制度」，因而土改的政策就是錯誤的，不宜進行土改。他向毛澤東提出「假使您贊同我的意見，請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並將土地政策提出修改……」
乙部分針對「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進行反駁，指出，「地主富農多半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是促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國家所應保護和獎勵的」。把地主當成敵人「與新民主主義的宗旨完全違背」。土改運動「這樣無故奪去一部分無辜人民的財產給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與中共保護私有財產之聲明不合。」
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董時進列舉出自己本人、家庭和社會的大量具體事例，從9個方面條分縷析地進行論證，指出土改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和危機。
為了引起毛澤東重視，他在信中寫道：「我之所以不惜屢次反復辯論，此次更不顧冒犯您的危險，乃是因為我感覺我對於這土地問題瞭解得比較深刻，比較正確；假使不將我的意見儘量發揮出來，我會永遠感覺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對不起中國，對不起無辜被奪去土地的人民。我想您是愛好真理，並能服從真理的，當您發覺政策有錯誤之時，您一定是能勇於改正的。」同時表明，自己反對土改，並非反對國家改善貧苦農民的境遇，而是反對用土改這樣的方法去改善。他在信中寫道：「國家當然應該幫助這些貧農去改善他們的境遇，但幫助他們的正當辦法，是在和平恢復之後，努力發展生產建設，多創造就業的機會，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夠賺到豐富的進款，而不是分給很少幾畝土地，把他們羈縻在小塊的土地上面，使他們繼續留在農人已嫌太多的農村裡面討生活。他們耕種那樣小的一塊土地，終年勞苦的結果除去了糧稅及各項開支以後，根本還是不夠維持最低的生活。」（注：引文部分均摘自董時進致毛澤東長信《董時進上毛主席書》。該信全文見《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
但遺憾的是，信發出後沒有回饋，土改運動已狂飆突進，橫掃全國。董時光感覺不妙，決定避禍。1950年的《觀察》週刊第六卷第十二期的一篇文章，標題為《關於董時進上書反對土地改革問題》。文章的內容其實是針對董時進上毛澤東書中的主要觀點進行批判。批判者都是農業方面的專家，多為董時進的朋友和同事。為這篇文章，《觀察》週刊還特別寫了摘要；「董時進君為反對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並又印了到處散發過。北京農業大學應廉耕、韓德章諸教授，曾在校內發動師生，舉行過幾次座談會。其中一次是有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幾位老會員出席的。」
董時進感覺情況不妙，三十六計走為上，不久後出走香港，繼而由香港赴美國，執教于加利福尼亞大學，直至1984年在美國逝世。然而，他沒有料到，49之後，隨著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等運動的開展，農民從土改中分到的土地不僅如他在那封致毛澤東信中談到的那樣得而復失，農民、農業、農村遭受的損害之大，完全超出了他的想像。放眼今日中國農村，大批農民失地、失業、失去家園，良田沃土、河流湖泊大面積被消失。大城市周邊百里以內難見稼穡。代之而起的，是荒蕪的土地、空心的鄉村，以及森林般從耕地上修建的「存量」（尚未賣出的）商品房。這種情況，連天府之國四川也莫能例外。其首府成都，自古沃野千里，水網密佈、阡陌縱橫。但眼下，在GDP年過萬億的同時，千百年來的景象已不復存在。如今的成都，在炫目的城市化進程中，流水環繞、林盤掩映的民居，蛙鳴鳥啼、稻麥飄香的良田被「批量」消失。成都平原那副麥苗青青菜花黃的天然畫卷幾成記憶。甚至連藍天白雲和乾淨的空氣，也幾成奢侈的夢想。面對森林般聳立的商品房，不知有多少失地農民暫住在「過渡房」中等待屬於自家的房子。這種令人痛心而又無可奈何的狀況，近年來媒體報導可見一斑。
應該說，以84歲高齡辭世的董時進，是懷著些許安慰離開人間的：他曾在「改革開放」後於1979、1981和1983年3次回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毛澤東死後，「十年浩劫」結束，農村土地政策鬆動，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期。董時進在故鄉聽到看到的，都是文革結束後，國家從「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迅速復蘇走向繁榮的向好局面。人們歡欣鼓舞，莊稼長勢良好。董時進看在眼裡，喜在心頭。然而老人畢竟一代農學翹楚，面對欣欣向榮的華夏故土，想必心裡明白——這無非是對農民的管制放鬆了一點、農民對土地有了暫時的使用權罷了。假如說這是「改革」，也僅是晨光初現，離他鼓吹的土地私有制，還早著呢。
土改至今70年過去，現在回頭去看，董時進與毛澤東都是明白人：毛髮動土改、董反對土改，兩人都「火眼金睛」，兩人對土改將會產生的結果都心中有數——
董看到的結果是：土地碎片化不利於農業發展；農民分得土地後激發出來的熱情不可能持久；農村生產力將遭到破壞；農民分得的土地將得而復失；國家稅收受影響；不勞而獲、用暴力手段奪取他人財產將導致人性淪喪……一樁樁一件件，不幸言中。
毛看到的結果是：鬥地主分田地分財產（有的地方甚至分地主的女人）所向無敵；貧苦農民的鬥爭熱情、發財欲望被極大地激發起來；通過土改運動，得到廣大農民的普遍擁護；向全國顯示了鋼鐵般的執政意志……毛澤東成功地收割了豐碩的土改果實。可以說，土改之後的幾十次運動無不潛藏著土改的兩條「基因」，達到了兩種結果。
兩條基因：1、發動者權力獨大，一旦「揮手」，運動便洶湧而起不可阻擋；2、整人與破壞成為每次運動的核心要素。兩種結果：1、每搞一次運動都把發動者的威權推向更高，為下一次運動「熱身」；2、每搞一次運動都把人性底線推向更低直至跌破。最終，權成刀俎，民為魚肉，整個社會陷於停頓與腐爛。
毛澤東發動土改運動與董時進反對土改運動，基點截然不同：董在專業與民生。毛在權謀與奪權。於是，《董時進上毛主席書》的結果由此註定；土改運動之後幾十次運動的不斷發動、民族精英不斷被整治殺戮、國家一次次被推向災難也由此註定。
4、董時光回國情況
弟弟董時光，就遠不如哥哥董時進幸運了。回國僅4年即被打成右派，接著被判刑勞教，在服刑中死于勞改營。死亡原因、地點、埋骨之地至今眾說紛紜。因為他回國不久即落難，押送勞改營後即與世隔絕，後來又死於與世隔絕的勞改營，致使世人對他瞭解甚少。在目前面世的有關他的文章中，對其年齡、留學情況、出國、歸國時間等都多有錯訛。
董時光回國後，住在北京豐盛胡同18號回國留學生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他親筆填寫的《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登記表》（以下簡稱《登記表》），該表由「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製作。填寫內容包括個人、家庭、留學經歷和回國經過、對新中國的認識、回國動機及回國後的感想等。《登記表》顯示了董時光部分人生軌跡，也可以看出他是個思想進步、熱愛祖國的留學生。
1947年，董時光考上公費留學，曾是四川省派五名公費生之一，但不知什麼原因，始終未領過公費，所以系自費留學。他1948年4月27日出國，1953年2月27日回國。回國時35歲，未婚。出國後先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後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留學，從事教育理論、教育史、教育心理、哲學等學科的研究。
在「家庭成員」一欄，他填寫了3個人：大哥董時進、三哥董時恒和侄兒董保華。在3個人的「政治面貌」欄內，對大哥董時進，他填寫的是「親美反動」；三哥和侄兒都是「愛國前進」。
在「有哪些進步的社會關係」一欄裡，他填寫了胡士襄、滕大春等，胡、滕兩個人的「政治面貌」都是「前進」，即進步人士。胡士襄當時在北京心理研究所；滕大春在天津河北師範學院。49後，胡士襄（2006年去世）、滕大春（2002年去世）同為河北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兩人都是《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者。胡士襄曾任天津市政協委員，滕大春曾任河北省社科聯副主席。
緊接著，在「有哪些反動的社會關係」一欄裡，他只寫了這樣一段話：「本人生性耿直，素缺涵養，凡是政治意見相左者，均不能容忍，所以，沒有法子同這幫人往來，連自己的親哥哥也因此常常爭吵。」沒有填寫任何「反動的社會關係」而是填寫這麼一段看來與「社會關係」不粘邊的話，一則表明自己沒有任何「反動的社會關係」，二則借此表明政治態度：即使董時進是自己的親哥哥，也因其「親美反動」而常常與其發生爭吵。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董時光確實是一位「愛國前進」的進步人士。至少，他以此表明了自己「愛國前進」的政治態度。這點，他在「登記表」接下來的各欄中填寫的內容還可以進一步得到證實。
在「國內外詳細學歷和經歷」表的「證明人」一欄，他分別把文幼章和陳天池分別填寫為自己在多倫多大學和科羅拉多大學留學的證明人。文幼章，加拿大人，英文名James Gareth Endicott，終身致力於中加友好的國際知名人士。1948年當選多倫多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1953年榮獲加強國際和平史達林獎金。陳天池，浙江諸暨人，1941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學生運動積極參加者，1946年赴美留學，1949年任科羅拉多大學研究員，1950年回國，先後參加土改和「三反」「五反」等運動，1954年加入中共，1960年出席全國文教群英會，1968 年死于文革。兩位先生無疑都是進步人士。
「回國經過情形」一欄，他填寫道：「……1950年夏朝鮮戰事爆發，我曾作文抨擊美國對外政策投到Bonlden城的英文報《每日攝影》上（董喜愛攝影）……該報將我的稿子大概是送到特務機關去了。1951年9月我在三藩市以共黨嫌疑被捕，審訊一次，所發問題大半根據那兩篇稿子的內容，終以證據不足，十天後交千元保證金（借來的）釋放。但被判驅逐出境，在獄外聽候驅撥。以後一直沒有下文。1952年10月，我自己寫信去催，直至1953年2月4日始執行。我之所以寧願接受驅逐，是為了省下一筆路費。」
「在國外對新中國的認識及回國動機」一欄，他真情地填寫道：「……解放前國內一片悲觀，很少有人料到會解放得如此之快。……及解放以後，大規模的建設又接踵而至，每一條鐵路，每一個工廠，每一所學校、醫院的建立，每一種法令的頒行，無不使人興奮。朝鮮戰事爆發後，我志願軍一鼓而驅美軍至三十八度線以南，使我們海外留學生第一次感到作中國人的驕傲。至個人回國動機，簡單說來有下列幾點：1、鄉土觀念。中國是我的祖國，我生於斯，長於斯，自然有一種像小孩對母親的那種愛情。2、在外國常受迫害，已如前述，此處不贅。3、祖國光明前途的引誘。我們出生的時代，恰逢我國歷史上受帝國主義侵略最嚴重的時代，因此我們日日夜夜所夢想無不過是一個富強的祖國。今天這個願望終於現出實現的可能。我們現在雖然還有重重困難，但是我正在堅決地向這條富強之路走去。我回來也正好親自參加這偉大的階段。」
「你在回國後有何感想？」一欄，他談了從深圳入境後幾件小事對他的影響。過海關檢查行李時，關員異常和氣；公共廁所乾淨整潔，出乎意料；看見軍車壓死一隻貓，開車的解放軍趕忙停車向貓主道歉……社會狀況和國民黨時代相比，已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尤其在京漢路上聽一位鐵路上的老工程師說，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要建設一萬公里鐵路時，覺得「這簡直是好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因為過去幾十年一共才有2萬多公里，現在短短五年中就要修建幾十年總和的百分之五十。對北京的感想是這樣寫的「北京原是我舊遊之地，小學、中學都是在這裡上的，七七事變才被迫回到四川故鄉。久違的北京有許多地方是改變了面目，也有許多地方仍然是昔日淳樸敦厚的老城。大規模的建設正在開始，大街小巷全堆滿了建設材料，使人心中浮現出一個新的中國，新的北京——燦爛而輝煌的遠景。用四個字來概括我回國的感想——隔世之感。」
新政權建立後的新氣象深深地感染著離國5年的遊子。在美國被捕受審，繼而被驅逐出境的董時光，真的感到了回歸祖國懷抱的溫暖。此時的他，和那一代知識人一樣，充滿報效國家民族的激情與憧憬。
在《登記表》「工作志願（部門、地區）」一欄中，董時光填寫了3個志願：1、教育方面的課程，成都；2、英文的教學（交流、讀本、寫作、翻譯等）重慶；3、攝影方面的工作或教學，北京，到康藏等邊區作攝影工作，以短期為限。結果，他被分配到了三哥董時恒任教的學校，位於重慶的西師教育系當講師。不是教授或副教授，可能和他在《登記表》填寫的，出國留學「當初並未作學位打算，所以沒有證件。只有華西大學畢業文憑，亦不知丟到何處去了」有關。
從董時光在《登記表》填寫的情況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熱情真摯、表裡如一、愛恨分明而又生性耿直的愛國者。如在一個正常的國度，他自然是一個精英人物。然而不幸的是，在一個重謀略而非民生、重權力而非法治的獨裁者治下，國家無非是個招牌，名字可以叫民主、共和，核心卻是最高統治者的絕對權力。任何人若與此相悖，或者被統治者認為與此相悖，便被推上了不歸路。這一點，已為過往的歷史證明。
其實無須證明，毛澤東60年前已經直言不諱：「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000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注：引文部分摘自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因此可以說，董時光從踏入國門那一刻起，悲劇便已註定。
5、董時光在反右運動中的遭遇
反右運動中，像董時光這樣出身地主、留學歸國的知識份子，本已屬被打的大概率中人，加之有思想，有擔當，不媚俗不阿世，基本上便在劫難逃。如果再「生性耿直，素缺涵養，凡是政治意見相左者，均不能容忍」，便註定只有死路一條了。何況，董時光還有句大逆不道的話：「你共產黨有四百萬軍隊，我董時光有正義感！」有了這句話「墊底」，即使他再不發聲，也註定了被打成右派的命運。在當年，這句話想必有「醍醐灌頂」般的震撼力，以至56年之後，同樣被打成右派的張先癡在其勞改回憶錄之一的《格拉古軼事》一書中還這樣記述道：「一九五七年四川省被揪出的數萬名右派分子中，我相信沒有一個具有董時光那樣坦蕩，那份勇氣，也沒有能像他那樣佔據過《四川日報》那樣多的版面……在鳴放中報紙上以整版篇幅，刊載著他的大膽陳言，雖然話語中難免有偏激之詞（例如他說，『你共產黨有四百萬軍隊，我董時光有正義感』就是一例）」（張先癡著《格拉古軼事》，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P422，「路邊的同學」）。
對董時光的揭發批判聲勢浩大。從學院到重慶市、四川省，討伐文字連篇累牘：
1957年5月11日，董時光應邀參加西師黨委舉辦的老教師座談會，幫助黨委整風、提意見，在會上發了言。5月29日，《重慶日報》即根據他的發言，以《我與「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鬥爭》為題刊發文章。董時光看見報導後，發現文中對其發言多有斷章取義和歪曲篡改之處，要求改正，但報社未予理睬。後來，《四川日報》「重慶通訊」以「牛鬼蛇神現形記」報導：「在5月11日西師黨委邀請的老教師座談會上，右派分子董時光（教育系講師）首先向黨、向社會主義放出了第一支毒箭。」
這裡，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反右派運動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和同一天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為正式開始的標誌。在此之前，是中共4 月27日開始的「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為了搞好整風運動，要求黨組織「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中共中央1957年4 月27日公佈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董時光5月11日參加座談會，就是應西師黨委邀請，響應「向黨提出批評建議」的號召，發言向「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進行批評。基於此，5月29日《重慶日報》對座談會進行報導時，才有董時光「與『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鬥爭」之說。二是，董時光本來是應黨的邀請，向黨提出批評建議，卻成了「首先向黨、向社會主義放出了第一支毒箭。」並因此被打成大右派，引來殺身之禍。「引蛇出洞」，此之謂也！
6月11日，《重慶日報》以《董時光繼續散播反動言論，西師師生員工群起駁斥》為題，專門報導了對董時光的批駁，說董時光對「盧郁文匿名恐嚇信事件」提出疑問，認為這可能是當年德國國會大廈縱火案的翻版，受到猛烈的批判。
《四川日報》1957年7月4日2版，以《重慶人民展開了反右派鬥爭》為題，繼續報導：「西南師範學院講師董時光5月29日，在重慶日報發表了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的文章後，又在西南師範學院、重慶大學、西南政法學院、重慶師範專科學校等發表反動演講。董時光散佈所謂『黨的危機』的謬論，他污蔑黨和老黨員說：『共產黨打天下打七、八年，就腐化成這樣子，他們（指老黨員）騎在人民頭上，虐待人民，傷害人民，甚至殺死人民』。董時光把偉大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說成『缺點是主要的，沒有成績』。他說這些運動：『沒有一次不是殘酷，都是共產黨屠殺人民』。當全國人民同聲斥責盧郁文所揭露的恐嚇信的事件時，董時光就捏造說這是『某個共產黨員偽造的』。」
《四川日報》1957年7月11日1版《重慶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聲勢浩大》報導：「曾經倡狂一時的右派分子董時光，所有他去點火煽動的學校，學生普遍組織起來進行消毒工作，有些曾經被迷惑過的學生，撤回了同情他的信，西南師範學院學生並要求召開北培區所有大專學校的群眾大會，來批駁董時光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
重慶市委宣傳部辦公室1957年8月編印的《重慶右派言論選輯》裡，第一集、第一篇、第一個就是董時光的言論，還專門加了編者按：「董時光，教育系講師，大地主家庭出身，在美國混過五年，參加過反動地主政黨『農民黨』。其兄董時進，『農民黨』黨魁，現是美國『自由中國協會』負責人，搞著反革命勾當，與董時光有密切聯繫。」
四川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一本書，名為《董時光想把青年引向何處去：駁董時光等右派分子謬論》。
接下來已經沒有懸念，董時光被「批倒批臭」後，押送四川省公安廳築路二支隊，即著名的「四一五」勞教。4年後，在大饑荒中死於勞教場所。
6、董時光死亡之謎
董時光滿懷愛國激情回歸，未及施展報國之志便橫遭不測，和千千萬萬蒙冤抱屈的右派那樣，慘死于荒野大漠。對於他的死，目前至少有4種說法：1、在雷馬屏勞改農場當馬倌時，因撿食馬糞中殘留的胡豆充饑被告發，慘遭批鬥毒打，不治身亡。2、用衣服換牛肉幹，因過食被脹死。3、饑餓勞累導致心臟病突發死亡。4、因勞改隊應付上級檢查改善伙食，暴食而亡。眾說紛紜中，後兩種說法為張先癡和陸清福兩人的著作所記述，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張先癡曾與董時光見過面並與搶救過董時光的兩位醫生相識，陸清福曾與董時光一道勞改半年，並同在一個小組。
張先癡被打成右派後，被判5年勞教，押送「四一五」服刑，被編在201中隊。「四一五」開往雲南鹽津縣修築內昆鐵路，在一次挑煤途中，張先癡「遇見一個放下擔子在路旁休息的中年勞教分子，他大汗淋漓氣喘吁吁反復用一條髒手帕在臉上抹汗，他戴著的一副斷了一支『腿』的眼鏡，斷『腿』則用一根黑線挽上掛在一隻耳朵上，這個有點創意的狼狽相似乎別有風味，我也就多看了一眼，隨即挑著我的煤擔繼續前行。」事情到此本可以結束，但張先癡挑著煤擔前行「才數十米，又看見一個我認識的勞教分子在路邊休息，他叫羅相毅，貴州赤水縣人，是西南師範學院的學生」，羅相毅問他「剛才看見那個戴爛眼鏡的『同學』沒有？」張先癡回答「看見了」，羅相毅說「他就是董時光！」張先癡對董時光的深刻印象已如前述。勞改營裡眾多右派也知道董時光這個名字，因此，羅相毅才會專門告訴張先癡路邊那個人就是董時光。
後來，張先癡因越獄逃離「四一五」，被抓後再次被判重刑，押送到雷馬屏農場服了整整15年苦役，熟知那裡所有的知名右派，但從未聽說董時光在雷馬屏呆過。張先癡在一次勞改犯轉移工地途中得知董時光死亡的消息，時為1965年。告訴他消息的，是原「四一五」勞改醫院的醫生、「前同學」李壹。「這位畢業於哈爾濱軍醫學院搞X光專業的醫生親口對我說，在勞教隊醫院裡『董時光死在我的肩頭』」。1979年右派陸續「平反」後，大家時有聚會。聚會中，當年被判刑，在「415」醫院作主治醫生的車玉生也曾親口告訴過張先癡，董時光因心臟病死在「四一五」醫院。（注：引文部分摘自張先癡著《格拉古軼事》，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P420-422「路邊的同學」）
陸清福被打成右派後，也被流放到「四一五」服刑。他和董時光相遇也是在修建內昆鐵路期間。1961年秋，「四一五」把老弱病殘分解出來，另建一個新的中隊，派往甯南鉛鋅礦勞改。董時光由215中隊分出，劃入駐在「13公樁」的213中隊。陸清福與董時光在這裡相遇，並被編在同一個小組。「我與董時光相識於『13公樁』等待甯南鉛鋅礦來人接收之時。有幸同組改造，為期約半年許。」在「13公樁」等待接收的那段時間裡，「可能是時代和命運作媒的緣故，董時光和我已成莫逆。願意將『獄中日記坦示於我』。」兩人從此在一個小組裡勞改，直至董時光不幸死亡。
1961年冬，213隊到達甯南鉛鋅礦，陸清福和董時光一起被指定在河灘上修電站。陸被事務長選中，到運輸組拉車運給養。因兩人同睡上鋪，陸清福利用進城拉給養的機會，不時偷偷送董時光一點食品。在董時光生日前，甚至搞到三條烤魚為他祝壽，董時光深為感動。因糧食緊缺，1961年底董時光患了浮腫病。1962年過年前夕，鉛鋅礦為迎接省勞教檢查組檢查，破例改善伙食。長期挨餓的犯人們因為突然暴食，當晚許多人暴病。僅電站就有11人被送到礦部醫院搶救，其中就有董時光。五天后，礦部醫院通知：「董時光因腸道嚴重阻塞，導致腸道多處潰破，搶救無效，死亡。請派人前來埋葬。」
陸清福參加了董時光的遺物清理和掩埋。董時光被埋葬在礦部醫院背後一個叫「松林坡」的地方。陸清福為董時光挖墓穴，「墓穴足足挖了一人多深，將席片裹著的愛國者輕輕地安放在他生前不曾想到的荒涼之地。墳頭向著那條通往內地的碎石公路，好讓安息者時不時地聽到汽車的叫聲，同伴的呼喚和家人的歎息……」（注：引文部分摘自陸清福著《左右春秋》，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2月，P201-230，第十六章「董時光之死」）。
無論死於心臟病還是腸道潰破，都和長期挨餓有關。無論埋在「四一五」醫院還是甯南鉛鋅礦，都埋在勞改營。但願隨著生者對歷史的追索、扒梳一步步深入，董時光死亡的真相能有定論，他的冤魂能夠安息。
49之後，運動不息，整人不止。土改、鎮反、整風、反右、文革……運動連著運動。50多次運動到底整了多少人？「四一五」、夾邊溝、雷馬屏、興凱湖……在遍佈各地的勞改營中，到底有多少人死於非命？這些問題至今仍和董時光的死亡一樣是個待解的謎。但整人者的目的是明確的，並一以貫之，那就是：消除異見，權力獨大。結果顯而易見：「偉大領袖」橫空出世，領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精英人物則像割韭菜般一批批倒下，終致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華夏大地滿目瘡痍，民生凋敝。國民經濟被搞到瀕於崩潰的邊緣。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這樣痛心的局面，豈止董時光們的悲劇，那是中華民族的災難！
－－原載：民主中國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