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都秋雨聖約等教會的被清除看中共敵視信仰的本質及控制手法

作者:zhifeng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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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12月18日訊】中共當局正對位於四川成都的秋雨聖約教會實施規模空前的一場清洗,該教會包括王怡牧師在內的十多名負責人分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非法經營、尋釁滋事等刑事罪名被抓捕。教會及教會所創辦的神學院、少兒聖經學堂等機構一併被取締,僅僅秋雨聖約這一間教會,被抓捕及抓捕後再釋放的會眾,就已多達百人以上。

其實,中共政權全國範圍內針對整個基督徒群體的迫害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只是中共善於對宗教信仰實況的包裝美化,再加上對言論的嚴格管制等原因,外界對這場以國家名義發動的對基督徒發起的隱蔽的、持續性宗教戰爭的嚴重性知之甚少。

筆者自身是一名在家庭教會敬拜上帝的基督徒,同時又是曾在中國長期執業的律師,現以親身感知的中共對打壓基督徒的本質及慣常手法予以揭露。

一、對基督教會的國家壟斷化

中共崇尚唯物主義,宣稱沒有神,但是,卻試圖控制全國的基督教會,妄圖所有教會都是共產黨管理或者創設,但這一企圖和做法卻十分隱蔽,唯有通過剖析其所頒佈的所謂宗教管理法律及實踐中的具體操作手法才得以現其端倪。

中共從來不會承認有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實存在,不僅不會,其頒佈的憲法還有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看起來十分漂亮的條文,但是,這些條文從來就不會遵守,因為所謂信仰自由的保護前提,只有它認為所謂合法的信仰才行,而信仰上合法與非法,讓崇尚無神論的共產黨官員來判斷本身就荒誕無比;其次,在所謂法律層面,則根本就沒有一個具體、明確的法律檢驗尺度,而實踐中的執法部門的執法標準,則是所謂領導人講話、公開或秘密的檔、互相矛盾且繁雜的所謂宗教政策之中。

以憲法為例,就規定了「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的條文,看起來相當不錯,但玄機卻就是句中的「正常」二字,非它所控制或者乾脆就是它所開設的,它當然不會認為是正常宗教活動,像秋雨聖約教會這樣的家庭教會,當然不是所謂正常的宗教活動;再如,中共大肆渲染的所謂宗教管理法治化里程碑式的,由國務院頒佈新修的《宗教事務條例》,儘管裡頭並沒有一句的具體條文判斷非官辦「二會」之外的任何教會「違法,只是宣稱教會登記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信眾的合法權利。立法宗旨看起來「非常的好心」並且做為政府要求教會形式上的登記本身也沒有太大問題,但問題的問題是,這個條例裡設定的申請登記主體須是「二會」成員,全國所有像秋雨聖約這樣的 教會,得首先得加入「二會」成為會員才行,否則連提出申請的主體資格也沒有,而不去登記,則就不是它所宣稱的收到法律保護的宗教信仰了。

在中央和地方層層設立的所謂「二會」與管理宗教事務的行政機關民族宗教事務管理局(民宗局)合署辦公,人事、資金安排全都由其一手操辦,因此,這個「兩會」系統下設立的所謂教會,已違背普世教會所認可的「政教分立」原則,加上這個體系中信奉的神學與普世教會不一致的經過中共改造的神學,這個機構不過中共在宗教界的週邊組織而已(愛國統一戰線)。

中共就是通過若干這些「巧妙」的制度設計,試圖控制全國的教會,要實現教會的全部的官辦化。

二、壟斷神學思想

中共不僅形式上要壟斷教會的開設,而且還要壟斷神學思想,根據宗教事務條例的規定,所有基督教神學院都必須由這個「二會」才能開辦。全國性神學院都由國家級的兩會設立,全省性的神學院都由省一級的「二會」開設。這些神學院的領導竟然是具有國家編制,屬於所謂國家事業單位國家幹部。

這些官辦神學院的招生物件,一般都是「二會」系統內推薦的學員,而其所受所謂神學教育,則是「信聖經、但不完全信」的「新派神學」。一般而言,只有經過這些中共神學院培養的「愛黨愛國」即將中共這個政黨以及國家至於上帝的愛之上的神學觀 點接受者,才能做為教會講員、按立牧師,只有這樣的神學思想才是中共認可的正統神學。中共就是這樣通過「二會」控制的教會系統裡宣講這樣神學思想。反之,對於不符合自己神學思想的,則動用國家機器進行消滅。

筆者在以辯護人身份為受迫害基督徒辯護的案件中發現,多地法官不約而同引用中國公安部所謂邪教用書判斷的機密檔,將旅美華人佈道家馮秉承所著《遊子吟》、考門夫人所著《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等一般為普世教會所認可的靈修書籍列為邪教用書,並將使用這些書籍的基督徒按照「利用邪教破壞法律實施」的罪名判刑定罪。一個號稱人民的法院,用來將公民定罪的居然是一份秘密文件,各地法官的統一做法,都只是將這份判斷依據口頭的告知辯護人,拒絕接受辯護人對這份檔本身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任何的質證。

除了上述做法外,中共各級政權組織還通過所謂宗教政策文獻方式,對屬於教會內部事務的牧師按立、財務管理,甚至講員跨區域講道進行禁止等手段控制教會的神學思想。現在發展到一些教會的講台在開始敬拜上帝前,先由政府邀請的人首先進行愛黨愛國教育,而這些走上主日講台的人,可能是中共官員、警察,甚至是僧人。一些教 會已被強迫安裝上視頻監控設備,講員所講授內容需接受中共的審查。

中共最近甚至在醞釀放風,要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標準來重新翻譯聖經。

三、控制福音資訊傳播

首先,在出版領域。除非官方的「二會」,在傳統出版方面,福音書籍的出版、福音廣播、電視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從來就不允許出現。即使官方「二會」出版的有限的出版物,也嚴格限定傳播範圍——不可在任意一家公開營業的書店出售,只能在內部流通。即使《聖經》的印刷出版,同樣也這樣,只能經由官辦「二會」才有資格, 同樣也禁止公開出售。公眾從來就沒有機會通過公開管道獲得《聖經》。若違反上述條件,則中共的文化稽查部門,則以非法出版等理由罰款、扣押,甚至啟動刑事司法程式,按照「非法經營罪」的刑事罪名構陷。對秋雨教會這次的清洗中,有基督徒就是套用的這 個刑事罪名。

其次,互聯網福音資訊傳播,曾經曇花一現,但隨著中共專門控制互聯網的超級國家機器——網信辦橫空出世後,互聯網上的福音資訊幾乎也已被遮罩得一乾二淨。各網絡平台服務商會,往往根據網信辦的指令(也許就是一個電話),不需任何手續或者理由,便能隨意刪除宗教團體的帳號以及福音資訊。筆者所在的教會以前每週都會在微信平台上發佈的牧師的文章——《每週牧函》,突然一天便再也不能發送,連帳號都被查封無法登陸。

再次,對福音資訊的範圍控制,除了對上述種種對福音資訊本身的控制外,中共還出台了一些列諸如學生、軍人、公務員不能信教的關於信仰群體的範圍限制類規定,有些禁止性規定是之前就有,有些則是新近幾年頒佈或者重修。不僅如此,還有些執法部門內部掌握一些秘密檔(如先前筆者以辯護人身份得知的中共公安部規定的所謂邪教用書的名單的秘密文件)。諸多種種,不勝枚舉。

中共這些對福音資訊的嚴管死控手段,看不著、摸不著,做為一名生長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國人,如果從來沒有接觸過福音資訊,你不會覺察到這樣的嚴密管控,但若你接觸過福音,甚至是一名基督徒,你才會發現這些控制的嚴重性以及控制的無處不在。

中共還對宣教進行嚴格控制,這種控制一般又兩方面。一方面是不允許國外的進來,國外宣教士進入中國領域後被抓並驅逐的比比皆是,甚至國外基督教背景的慈善機構也不得進入;另一方面中共也不允許國內的宣教士走出去,2017年在巴基斯坦國宣教而被IS殺害的年輕宣教士李欣恒、孟麗思事件發生後,中共政權不是敦促巴基斯坦國捉拿兇手,維護本國公民的合法權利,而是將曾與被害宣教士同行的基督徒帶回國後一併拘留。並且還波及到宣教士在國內母會以及家人;再如長期在中緬邊境宣教扶貧的曹三強牧師,則被以非法偷越國邊境的罪名判刑7年。

四、醜化恐嚇基督徒群體

中共的國家機也全方位的醜化恐嚇基督信仰 。

在教育領域,以國家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名義,使用官方統一編寫的教材,對全體國民從幼年時起,就實施無神論、生物進化論、辯證唯物主義的強制教育。每個7歲至16歲的孩子,在接受義務教育的年齡階段中,都要加入共產黨的後備組織:少年兒童先鋒隊和共產主義青年團。那些官方按照共產主義和無神論標準進行編撰的教材,宣稱所授為唯一真理,不容許任何哪怕學術上的質疑。這些教材,幾乎僅除了數學課 沒有外,其它全部課程,教授的都是變換著方式花樣的上述共產主義、唯物主義、無神論以及篡改的用以仇恨中國之外的全部文明世界的歷史。這些教材,還公然醜化宗教信仰,稱宗教是人類的精神鴉片。

這個國家教育機器夜以繼日的做著這一切,摧殘著所有在中國出生並成長的孩子的心靈,這些孩子們,早在成人之前,基本上都已喪失了獨立思考能力、形成了蔑視宗教信仰的條件反射。這些人成人後普遍都是狹隘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

在社會宣傳領域,所有能夠公開出版的影視作品涉及宗教的部分,從來就沒有其信仰起碼的尊重,而是一味醜化,將宗教信仰等同為封建迷信的代名詞。

在社會管控方面,更有甚至,以防範邪教名義,無論是修訂刑事法律,還是筆者前文提到用以認定邪教書籍的秘密文件,根本就是故意將一些基督教特徵當做邪教來防範,比如現在社區讓居民耳熟能詳的防邪教的宣傳標語:科學文明使人進步,迷信愚昧使人落後;相信科學,反對邪教、提高素質、促進和諧;邪教迷惑人的心智,科學照亮人的前程……

這些標語,將信仰與科學對立宣傳,而標語中的「邪教」又語焉不詳,幾乎可以替換成任何宗教。這種極盡醜化在無孔不入的無縫覆蓋的宣傳中。

五、對有影響力的教會實施定點清洗

中共從來沒有直接宣佈要消滅「二會」之外的家庭教會,但卻從來沒有停止實施實際消滅這些教會的行為。具體實施,一般都是採用恐嚇、分化瓦解等「潤物細無聲類」手法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不會輕易使用像這般對待秋雨聖約教會這樣的手法,中共一般並不希望公開暴露打壓教會的想法,和因此造成海內外較大影響。

以筆者之觀察及親歷,最慣常的手段一是騙,比如頒佈新修訂一個宗教事務條例,設置一個巧妙的騙局讓許多家庭教會自願登記;二是嚇,強迫登記信徒身份資訊,有單位通過單位威脅停止信仰,沒有工作單位的威脅信徒親友;三是流氓式執法,城管查教會建築違章、消防查設施安全、公安查出租屋登記威脅房東、公安國保查海外聯繫,筆者代理的教會案子都經歷過這些。有時取締教會就是口頭宣佈,一紙法律文書都不給,筆者所在教會的一個堂點就這樣,由區民宗局宣佈,但拒絕出示任何法律文書。一般這樣幾個手段下來,一家教會形式上很快就會被拆毀。

像對成都秋雨聖約、北京守望、貴陽活石等教會,則是是採用上述手段但效果並不明顯的情況下,而採用的定點清洗手法。這種情況下,因擔心教會的繼續發展危及所謂共產主義的思想基礎,這時便顧不上其宗教信仰自由的表面包裝,便對教會負責人采用刑事上的煽動顛覆政權、非法經營、尋釁滋事、利用邪教破壞法律實施等罪名抓捕,對教會其它負責人行政拘留。其中,利用打擊邪教名義的抓捕一般是用來對付偏遠窮困地區的教會,筆者參與辯護的雲南、貴州等地,就是這些手段,最終將這些基督徒分別判處三到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中共的所謂反邪教宣傳深入人心,一旦宣佈基督徒是邪教,在這這些地方,這些無辜定罪的基督徒在社會上根本就得不到任何同情,同時,由於這些偏遠地方的基督徒不會使用網路,隨便這樣一個罪名給辦了,也沒有人幾個人知道,2017年雲南省全省 聯動,多個縣市突然抓捕上百人,許多都是在一審定罪後才得以被外界所知悉的,筆者和其它律師介入時,許多都已一審定罪超過了上訴期的時候。以上是對有影響力教會常見的清洗守法。

六、對基督徒等宗教領袖個人的定點清除

除了上述對教會的具體打壓手段外,中共對所謂異見人士的進行監控是不公開的秘密,而基督教領袖當然包含在它的異見人士名單之內。這是一個立體的監控網路。具體來說,它是由各級公安機關內的一個機構——國家保衛部門、覆蓋到社區的資訊化網格,以及公、檢、法等國家機構職能實現。

公安的所謂國家保衛,其實質是種類思想員警,簡稱「國保」。這個機構的人員具有 警察身份但系並不著警服的秘密警察,他們的行動不受法律程式的限制,為了所謂工作需要,可以變換各種身份,如變換商人身份開設公司,通過特殊途徑拿到律師牌照 進入律師協會等行業組織。當然,他們也會化身「基督徒」打入教會,監督教會負責人和教會活動。筆者曾在自己所在的教會進行過法律講座,是關於從法律角度如何防 範政府破壞教會的相關內容,講座才剛結束,便接到管理律師的幹部的「好心勸告」。

像王怡牧師這類宗教領袖長期必定都處在秘密員警的監控之中。這些監控手段,會讓被監控者因在巨大壓力下生活從而影響到日常的工作,並且監控還發揮著收集日後定罪的證據或者證據線索。各類宗教迫害案中,比如王怡牧師和秋雨聖約教會的十多名教會領袖,進入到所謂司法程式後,用以定罪量刑的,必定是這些秘密機構提供的,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非法經營、尋釁滋事的相關證據。

上述種種,不一而足。應當注意的是,中共在不同時期對付基督教的策略會有所調整、變幻,比如中共正在試圖和羅馬建交,但絕不意味著中共對信仰管控的放鬆了,而可能是這一時期它認為需要的所謂外交形象的樹立,抑或根本就是為了完成更大的管 控目標——借機消滅地下天主教;再如,在2017年的時候修改宗教事務條例,決不能相信它所宣傳的是為了實現所謂宗教管理規範化、法治化,而是相反——為了用最小成本用欺騙手段來實現共產黨對所有教會的控制……

筆者還注意到,就在此時,成都清洗秋雨聖約教會,其它省份如河南、廣東……也在同時進行。近年對教會逼迫的加劇,這是因為,中共面臨國內國際的巨大壓力,這個時候它要肅清所謂不穩定因素,以確保它的所謂政權穩定。

但一旦形勢好轉,它又會幻化成「溫和」的樣子。儘管手段千變萬化,但萬變不離其宗,中共做為無神論政權本質決定它不會停止消滅基督教企圖的。

寫於2018年12月14日,為秋雨聖約教會的禁食禱告日。

筆者是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律師(在中國執業16年)。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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