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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菡:帶血的記憶——六四30周年回憶

自1990年以來,為了紀念中國天安門廣場鎮壓受害者,香港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燭光守夜,而任何提及北京對1989年6月4日呼籲民主的學生的野蠻鎮壓仍然在大陸受到嚴格審查。(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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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6月03日訊】1989年偉大的愛國學生民主運動和後來震驚世界的六四悲劇,已過去30年了。30年後,當我回首當年往事時,仍然覺得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因為這是血與火的記憶,是任何時光之流都沖不垮的記憶之堤。

我們那時不但沒有電腦,更不知互聯網為何物,甚至我自己窮得連一台黑白電視機也沒有,但這並沒能使我放棄對時局的關注,特別從那年4、5月起,風起雲湧的民主學潮,更引起我極大的注意。我除了每天去看單位上或鄰家的電視新聞外,更主要的是靠自己省吃儉用積下的錢買的一台半導體短波收音機。凡是收聽過外國華語廣播的人都知道,那個敲鑼打鼓,或像絞死貓兒怪叫似的的「干擾聲」,至始至終都伴隨著廣播的話語聲不絕於耳。不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用接上外天線等方法還是能夠「反干擾」而基本聽清楚。美國之音、BBC、澳廣、法廣……每天都會把大量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的各種信息,送給像我這樣千千萬萬中國大陸的聽眾,甚至那時的央視也可以聽到一些不與官方「保持一致」的對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支特,以及要求反「官倒」、反腐敗的真話。這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直到今天的七十年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但是「六四」(實際上是6月3日午夜)一開槍,央視、報刊、廣播的「腔調」馬上就變了。「反革命暴亂」、「動亂」之類的誅語,配合著殺人的槍聲鋪天蓋地而來。但強權、暴力並不能讓所有的人都屈服。據當年外媒導,中共的一位英語播音員李丹(音)利用她的「職務之便」,公開將殺人的真像「捅」向世界,雖然只有短短幾句話,播音就被「掐斷」了,李丹至今生死不明。但真理的聲音會永遠彪炳於史冊的。也有的人雖不及李丹如此義薄雲天,英勇壯烈,但仍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自己的義憤。

央視播音員薛飛,在播送所謂平息暴亂「公告」時,一襲黑色西服,一臉愁雲,以讀「悼詞」的語調,照「本」宣「告」,結果被撤職查辦,後來去了國外經商。甚至香港中共的「喉舌」《文匯報》、《大公報》也以「開天窗」和大書「痛心疾首」四字以示抗議。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許家屯先生更憤然掛冠而去。此亦足見當時中國人的良心、道德、正義感,還沒像今天這樣已經墮落到唯知官、勢、錢的可悲程度。

大約幾天以後吧,「央視」上突然「抓出」了一個「造謠犯」。此人名叫肖斌,看上去約三十多歲,大連市民,後又聽說是在工廠做工,當然應是「工人階級」了。

中國的川戲中有一手表演的「絕活」叫「變臉」。即演員在一掉頭或用扇子、袖子把臉一遮擋,幾秒鐘之間其人的臉面就完全變成另一個樣了。沒想到這種表演手法,也被央視的播音員學到手了。一些幾天前都還在說真話、人話的播音員,一下子就變得歇斯底里地對著電視觀眾大叫:「請看,現在抓到的這個壞人,就是在群眾中造謠誣衊解放軍開槍殺人的犯罪份子肖斌!」於是肖斌被兩個武警反剪著雙手,按著頭頸部被推到電視屏幕上來了。接著鏡頭一轉,肖斌已在「公安」人員面前接受審訊,承認自己是在「造謠」,低頭認「罪」了。

多麼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啊!鎮壓你一介草民的肖兵,還不比掐死一隻螞蟻更簡單?!因為就在肖斌「造謠」的前幾天,當時擔任中共國務院發言人的袁木先生,面向億萬電視觀眾,面不改色而且斬釘截鐵地宣稱:「沒有一個學生、市民死亡,死傷的都是解放軍戰士」。有人說「無知者無畏」,其實無恥者才更加無畏,從這個意義上講,袁木堪稱「無畏勇士」。然而「勇士」卻偏偏遇上了肖斌這個「不識時務」的「傻子」,竟敢不與國務院的袁大官人「高度保持一致」。不抓你,不判你,那還了得?最後肖斌以「反革命造謠煽動罪」被重判十年!殺一儆百,看誰還再敢來說三道四?

可是當年毛澤東暴政那一套,畢竟有些失靈、不大管用了。以人民大學丁子霖教授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英雄群體,通過多年的努力,通過艱苦的追尋、探訪,終於收集到了一百多位六四死難者及傷殘者的名單,其中就包括丁教授的獨生子、年僅16歲的中學生蔣捷連,六四之夜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開槍打死。當時蔣捷連既未施暴又未示威,僅是一名路上的行人,便遭此毒手。血寫的事實,粉碎了袁木大官人無恥的謊言。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名單上那麼多一個個死難者,傷殘者的鐵的事實。把袁木這樣的小丑永運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天安門母親英雄群體用血寫的事實雄辯地證明了肖斌不是罪犯。而那些審判肖斌的人,才是在說謊造謠,才是一群罪犯!

再接下來就在全國范國內開始了大清查。不管你機關、學校、工礦、團體概莫能外。特別是在京、津、滬,從及像我們這樣省會大城市出現了大規模學潮的地方,更是清查的重點。首先是學習報刊文件,傳達鄧小平的講話……這一套「過場」以後,就開始人人「過關」。主要就是你首先「自報」六四前後這段時間,你在哪裡,你在幹什麼?然後大家「公議」互相證明,你是不是沒有去參加所謂的「動亂」活動。特別是六四前後兩、三天必須逐日說清楚,上午你在哪裡,下午你在哪裡,晚上你在哪裡,有誰可以給你證明?有的人逼得沒法,只好把晚上幽會女友的事都交代出來了,還拉上滿臉通紅的女友來「作證」才過了「關」。在這一派血雨腥風的恐怖氣氛中,什麼個人隱私,什麼人的尊嚴,什麼公民的人權,統統見鬼去吧!

本人雖無幽會情人的隱私,卻也有塊「心病」。 那就是我曾先後三次給北大方勵之教授寫信表示支持。從老布什來訪北京邀請方教授參加國宴,被人「堵截」到民主學運高潮,我先後寄去了三封信,其中肯定有「反動言論」,恐怕不亞於肖斌同志的「造謠」。六四後方教授成了當局通緝的頭號人物,在那個「運動高潮」中,這種行為當然是百分之百典型的「反革命」行為。因此當時我已作好了被捕的準備,把在六四前後寫下的詩詞、書信等「罪證」通通付之一炬。不過鄙人當時已經是與這個獨裁專制當局打了多年「交道」,更經過了一系列「運動」洗禮的資深「老運動員」,用人家的話來說,已經是一個「狡猾的階級敵人」。所以縱然我們的單位領導,雖一再「苦口婆心」動員大家:不管在六四前後做錯了什麼事,只要老老實實向黨、向組織「交心」,就一定能得到黨的諒解和寬大。但我對這一套,早已看透看穿,所以絕不會給他們「坦白交代」什麼。我在會上裝得若無其事談笑風生,我早已打好主意除非你把我的親筆信拿到我面前來,否則我根本不會認帳。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也沒人問過我。我想,一是方教授知道形勢險惡,閱信後即毀了。若如此,我真得向方教授在天之靈深深鞠躬致謝。二是他當時來往信件已被「監控」根本就未收到,我的信早被「公安機關」收入囊中(這種事在中國太尋常見了)。不過當時北京的「公安機關」忙得焦頭爛額,無暇來過問我這點雞毛蒜皮的事。三是那些「公安」大蓋帽也不是鐵板一塊,其中不少人也是為了吃飯、養家餬口,才不得不來幹這個「髒活」。就是現在的「國保」中也時不時有人對被監控的民主知識人說,「我們也只是執行命令」,言下之意我們也是幹了這一行,沒辦法被迫而為。特別在那場偉大的民主風暴中,許多人心中也是矛盾痛若的,所以有些小事能不管,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無論是哪種情況,反正我就僥倖「漏網」了。這也映證了當今社會上的一句順口溜「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果然如此。但幫閒文人也許要說「這不證明改革開放好,比毛澤東時代進步了嗎」?是的,是的,不但比毛澤東年代進步,比雍正、乾隆時代更進步,那時「謀反」還要誅九族咧。但你千萬別拿去和美、英等民主國家相比啊!

六年以後,也就是1995年我來到北京。一位老朋友引我去拜會了某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對方不願公開姓名,我只能以「女教授」稱之),女教授的兒子小夏當時正要赴美留學。1989年的六月三日午夜,小夏出去走了一趟回來,媽媽見他白色的球鞋的鞋幫已被血染成了紅色。女教授嚇得直打哆嗦,叫兒子快脫下鞋去洗。小夏沉痛地說:「媽媽,我幾天後就要去美國了,鞋子不要洗,我要把它好好地保留下來,讓後人、讓世界知道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去拜會這位女教授時,雖然時間已過去六年了,小夏還在美國。她把這雙鞋子還保存在一個精美的盒子裡。打開盒子,鞋上血跡仍然鮮紅奪目。鞋上蓋了一張白紙,上面用黑字寫著:

愛國學生和市民血染的風采!

看著這血染的風采,我心中響起了魯迅先生在《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那憤怒而沉痛的吶喊:

「時光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幾個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

但被魯迅先生稱作的「並非人間」裡,在慘案發生後,段祺瑞在劉和珍遺體前長跪不起,以示謝罪。而我們從氣壯如牛的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到羞羞答答的「六四風波」,誰說過半句道歉的話?——老子永遠都是「偉光正」!

老山前線「血染的風采」那只不過是「同志加兄弟」打鬧著玩,現在老山地界已永遠歸屬「友邦」越南了。但我相信,愛國學生與北京市民血染的風采,將永遠彪炳於中華民族的史冊!!

——轉自《議報》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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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3 4:1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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