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系列之八

【中共黨史】蘇聯扶共侵華陰謀的大揭發

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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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6月29日訊】香港資深傳媒人程翔最近在《眾新聞》發表系列文章,就中共建黨百年,分析這個黨的本質,現轉載如下。

在中共的歷史敘述中,從1924年中蘇建交到1927年中蘇斷交這幾年是「大革命時期」,也叫做「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黨總裁孫中山先生接受蘇聯的建議,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所謂「三大政策」。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分裂為左右兩派,右派主張「清共」而左派繼續親共,最終導致1927年中蘇斷交,而第一次國共合作也以失敗告終。在國共合作期間,雙方取得北伐的成功,建立了黃埔軍校等對雙方都有重要影響的軍事人員培訓機構。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及中蘇斷交的原因,國共雙方各有各的說法,筆者在此短文裡無法詳細交代各方的觀點。但是最直接、最關鍵的導火線卻是北洋政府張作霖搜查蘇聯駐北平大使館,抓獲中共領導人之一的李大釗以及繳獲大批蘇聯意圖顛覆中國政府的原始證據。事發後,蘇聯老羞成怒宣布與中國斷交,國民黨則驅逐蘇聯顧問鮑羅廷,並且開始鎮壓共產黨,從此中共走上血腥土改和武裝割據的道路。

直接導致中蘇斷交是張作霖搜查蘇聯駐北平大使館的事件。此事發生在1927年4月6日。對這件事,中共諱莫如深,即使其創黨人之一的李大釗在事件中被處決,中共都不敢張揚,很明顯中共是心虛的。在中共70周年和90周年的兩部黨史上,對此事基本上「無聞」,而這兩部黨史都一字不易地、輕描淡寫地說:

「繼上海的4.12反革命政變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搜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大革命遭受了嚴重的挫折(70周年黨史是 p.59-90, 90週年黨史是 p. 144)。

兩部黨史都儘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處理其黨魁遭處決的重大事件。習近平100周年黨史則對李大釗的被捕作了表揚褒獎的評論,卻仍然對其被捕的過程隱而不談。

鑒於此重要歷史事件在中共官史中「被消失」了,筆者覺得有必要詳細記載,因為它證實了筆者通過蘇聯解密檔案還原了當年蘇聯豢養中共以便顛覆中國的歷史事實。

以下筆者權充「文抄公」,大幅引用當時人沈雲龍:《民國十六北京搜查俄使館之經過》[1] 一文,以保存歷史真相:

(略)搜查結果,拘獲共產黨人李大釗等六十餘人及俄人十餘人,檢出槍械、子彈及關係蘇俄赤化中國之重要文件多起。當是日下午二時,軍警正在搜查時,俄使館武官室,突然起火,蓋欲毀滅文件證據,經消防隊馳往救滅,然已由俄人縱火焚燒重要文件不少矣!(參考「國聞週報」四卷十五期:懶泉著「俄使館黨案始末記」及同期「大事述評」;「革命文獻」第九輯,田鵬:「從俄使館案至國民黨清共」)。

此次搜查俄使館之最大收穫,厥為發現蘇俄赤化中國之軍事、政治秘密文件,達百數十箱之多,經北京當局於四月十二日起,陸續公佈,擇其要者譯為中文,次要者舉其目錄,都百萬言,其後輯為《蘇俄陰謀文證彙編》一書行世(詳下),於是世人始瞭然第三國際、俄共與俄國政府、鮑羅廷與其政治、軍事顧問團以及中國共產黨,均一脈相通,而實以享有治外法權之俄國使領館為行使陰謀之策源地,其赤化計劃之周密、狠毒、對華政局之分析精到、購買密探之遍佈全國、使用經費之龐大,雖時隔半世紀以上,情異勢遷,然從歷史觀點言,猶足資國人警惕。茲略舉如次:

(1)蘇俄政府寄駐華武官訓令。

據北京警察廳公佈,此件系莫斯科致駐華武官隨員訓令,內容關係國際甚大,業已被火,原文上端左角及下部均已焚燬,僅餘全文二分之一,其譯文為:

茲特附送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通過之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並將根據該項議決案所擬定之訓令寄發,仰即遵照辦理可也。

①現時應全力注意增長中國革命運動之國民性質,為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以國民黨為中國國民獨立黨,而為有利國民黨之宣傳,應擴大利用漢口各種事件,及英國對於各該事件之態度,資為證據。第一可以證明國民黨國民工作之進步。第二可以證明歐洲各國對於中國革命戰鬥力之顯然的薄弱。

②必須於張作霖軍隊所佔領之地域內,造成排歐之混亂。

③破壞張作霖之威信,宣傳張氏為國際間各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妨害中國國民黨自由工作之受僱者。

④激動反抗歐洲暴行之風潮及英國計劃(以下被焚)。

⑤必須設定一切方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為達到此種目的起見,必須設法獲得各國對於國民群眾之適用武力戰鬥。為引起各國之干涉,應貫徹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遇有與歐洲軍隊衝突事件發生時,更應利用此種機會,實行激動。

⑥現時應暫緩實行共產黨綱,因此時實行可使張作霖之地位鞏固,並加重國民黨之分裂。吾人已向鮑羅廷嚴重訓令,暫時停止對於資本階級之過激手段。張作霖失敗以前,應抱定自己之宗旨,即在國民黨內,暫行保留國民之各種階級,資本階級亦應保留。

⑦實行此種排斥歐人之運動時,保存各國間之不協調,非常重要。日本能於最短期間派多數軍隊來華,故令日本與各國隔離,尤為特別重要。為達到此種目的起見,於一切運動之中,必須嚴加監視,務使日本僑民無被害之人。但於激動排外風潮之時,將日本除外,殊足以引起不愉快之觀感。故實行激動排外風潮時,必須假托反對不列顛(英國)運動之名義也。本件抄本,迅速分送各分部及指導人員(以下被焚)。(原註釋:轉引自懶泉著:《俄使館黨案始記》)

(2)蘇俄在華密探之組織。

其有關文件載於《蘇俄陰謀文證彙編》者凡七件,由是可知蘇俄當時在華設有軍事及政治兩種密探系統,而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揮,在華亦通過使館互相協助。軍事密探組織只有縱的關係,而無橫的聯繫。各地共產國際機構,在國民革命軍中蘇俄顧問人員,均須協助軍事密探工作。中共中央執委會、軍委會代表,且接受蘇俄訓令,參加其北京軍事總機關,以從事研究及計劃蘇俄在中國之軍事行動等項工作。

其密探機關部之組織,則規定「各分機關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機關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員。各分機關部除得消息後,各自報告北京總機關部,由北京轉達莫斯科。在中國之各分機關部,得藏設於使領館等機關內,以托庇護,有時亦得暗設於市上飯店商號之中。現為節省經費工作便利起見,宜正式藏匿於大使館或商務代表處等機關,因吾俄人頗不易與華人發生關係故也。又如廣東俄國技師、顧問能與該司令部有直接關係者,分機關部卽可藏彼處,以資保障。惟在此種保護之下,無論如何,須以能保全秘密,及隨時探寄消息為要。」

至密探分機關設立之地點,按照中國疆城及外國人在中國之勢力,區分為①奉系方面,為東三省,設哈爾濱、奉天兩分機關部:前者管轄吉、黑兩省分團,如海拉爾、齊齊哈爾及吉林之處是;後者管轄遼東、四平街、安東、大連、營口、錦州等分團。 ②直系方面,為揚子江流城,設上海、漢口兩分機關部:前者管轄南京、杭州、上海等分團;後者管轄漢口、長沙、宜昌、重慶等分團。③國民軍力面,為西北各省,京兆區域,亦在其內,設北京中央機關部,管轄天津、煙台、濟南、正定、張家口、鄭州、北京等分團。④國民黨方面,設廣州分機關部,管轄廣州、汕頭、梧州、雲南等分團。分團之下,於重要地點,設密探員及遞信員,而核編各分機關之報告文件,則為北京中央密探總部。

以上系就外勤而言,復於北京、上海、漢口等處,設有內勤密探部,遣派密探員滲透於軍政憲警各機關及兵工廠暨各使領館,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運作自如,消息迅捷,其謀略之深遠,決非他國所能及。(參閲《蘇俄在華密探局組織法》及《蘇俄在華特務組織系統表》,均截於《蘇俄陰謀文證彙編》。

(3)蘇俄在華使用之經費:據北京警察廳公佈搜獲文件中,有關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二六年四且一日蘇俄在華軍政費半年度之預算,計(甲)對於中國全國之普通經費共美金九三、八五三元,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黨部軍事指導人員經費五○、○○○元;(乙)馮玉祥軍隊經費共美金一四八、八三○元;(丙)國民二、三軍(按卽胡景翼、孫岳所部)經費共美金一四○、二四○元;(丁)廣東經費,因缺乏相當報告,未擬定預算。總計除廣東外,半年卽需耗美金三八三、九三三元,約合中國大洋一百萬元。以民國十四、五年間物價之低,蘇俄所用在華軍政及培植共黨經費如此之鉅,其用心叵測,不難窺知。 (筆者按,引用沈文畢)

李大釗被殺後,張作霖將部分在蘇聯使館搜查到的文件公開展覽,並請中外人士參觀,1927年4月中,他把懂俄文的張國忱從東北調來北京編譯,翻譯整理出版的《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一書,只印了極少冊數,這個版本目前已經很難找到,據聞台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部。《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最早由張國忱編譯,1928年由文海出版社出版,共十一冊。1988年台灣出版過一套共七冊,也是文海出版社,作為《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四十一輯》,由沈雲龍主編。承蒙讀者鼎力支持,提供了沈雲龍版的影印本給我,才得窺全豹,見下面附圖一:蘇聯陰謀文證彙編

當年張作霖的材料公開後,馬上被各國駐華使館翻譯成各自國家的文字,例如附圖二的英國版本。其後,根據陳公博的回憶[2] ,上海的英國別發書莊(英文名不詳)出版社在1928年出版了英文版《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1956年,牛津大學出版社重印了此書,保存原名,編輯是 C. Martin Wilbur 和 Julie Lien-ying How。

這批文件的發現,有力地證明蘇聯豢養中共並通過鼓吹國共合作來蠶食國民黨、支持北伐來製造南北矛盾、刻意在北洋政府控制的地盤製造事端以挑撥中國同外國的關係等等,而其建立的諜報機構遍及全國,亦在中國軍隊中大量安插蘇聯人員等等。

筆者曾經在本系列4 指出,在中蘇1924年的建交聲明中,蘇聯承諾不支持中國境內的叛逆集團。該聲明第六條說:

「六、兩國政府互相保證,各該國內不準有圖謀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行動,並承諾不對對方國內公共秩序社會組織有相反之宣傳。」

所以,蘇聯是嚴重違背了其建交承諾。事發後蘇聯提出抗議,並提出四項要求。北洋政府轉達蘇俄政府:「公使館之治外法權,不能容許組織助長所駐國內亂機關。此次未搜查使館,僅於其附屬房屋內,查出軍火、宣傳物品,並捕獲重要黨人,足證俄人有意擾亂中國治安,破壞中國秩序,所提四項要求,與事實不符,礙難照辦。並聲明俟所獲宣傳共產文件翻譯告竣,再提嚴重抗議。(參閱《東方雜誌》二十四卷十二號:《時事日誌》) 。

這次事件是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國民黨下決心清除共產黨(中共的叫法是「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導火線,中共的官方史完全略而不提,無他,心虛也!

附圖二,由英國領事館翻譯印發的蘇聯陰謀文件

附圖三,由牛津出版社出版是蘇聯陰謀文件

茲把該文件集的目錄及部分內容顯示如下:

一、目錄(附圖四)

二、部分內容1(附圖五)

三、部分內容2(附圖六)

註釋:

[1] 沈雲龍:《民十六北京搜查俄使館之經過》

[2] 謝泳:《何故亂翻書:謝泳閱讀筆記》引用陳公博《苦笑錄》p. 248頁,秀威出版,2008年2月1日。作者對《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近年來被史學家重新發掘使用有很詳細的記載。

作者授權,轉自《眾新聞》。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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