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3日訊】申請調查原告及證人偽證
張西德訴陳桂棣等名譽權糾紛案——
關於依法調查原告及其部份證人的偽證事實
並依法予以制裁的申請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就原告張西德訴被告陳桂棣、吳春桃、人民文學出版社名譽權糾紛案，我們發現，為原告張西德出庭作證的大批官員，不僅沒有依法如實陳述，甚至對很多已為權威性文件確認的事實，也「勇於」肆無忌憚地提供偽證。根據最高法院證據規則第80條及其他有關規定，他們的行為已符合偽證行為的所有要件，應承擔法律責任。為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司法的嚴肅性，我們特申請貴院依法對以下證人的偽證行為展開調查，並依據民事訴訟法第102條和刑法第307條的規定予以制裁。具體事實和理由如下：
一、關於農民負擔問題的偽證情形
李超等人的調查報告第3頁指出，上訪農民所反映的負擔過重問題基本屬實，表現在：「1、超過了國家規定的5%標準。……田橋鄉和白廟鎮分別超出國家規定標準的3.6和4.1個百分點。……2、增項加碼，加重了農民負擔。……從調查的情況看，該鄉（田橋鄉）張樓村人均負擔118.58元，黃莊村128.54元、趙莊村133.7元、六里王村109.7元，分別佔上年人均純收入的11.8%、12.8%、13.3%、10.9%。白廟鎮在雙基教育人均25元的基礎上加碼至人均40元，攤派棉花押金調款人均18元，即提高糧價等。從該鎮的王莊、盧樓行政村的調查表明，人均負擔144.13元、126.60元，分別佔上年人均純收入的15.26%和13.41%。1993年白廟鎮增項加碼農民負擔131659元。」
因此，事實的真相是，臨泉縣的農民負擔在張西德時代確實過重，縣、鄉鎮、村層層都有加碼；王營村自然村村民在王俊斌、王向東、王洪超等人帶領下曾連續上訪，才使問題的嚴重性得到中央和省地縣各級黨委政府的重視；各級政府都有過全部清退加碼負擔的文件。證人王向東等人證實，當年邵營行政村多收的錢退了，但鄉鎮和縣裡多收至今未能退清。
我們認為，作為瞭解真相的幹部，以下證人在這一問題上作了偽證：
1.韓永忠，現任臨泉縣林業局副局長。韓永忠於1994年起擔任白廟鎮黨委書記，受命清退鄉鎮加碼，他不僅明知白廟鎮在1993年存在加重農民負擔的事實，還曾因王向東的不斷上訪而親自策劃和指揮了對後者的毆打。但他當庭作證表示當時白廟鎮沒有農民負擔過重的現象。
2.馬俊，現任臨泉縣林業局副局長。馬俊原任關廟鎮黨委副書記、鎮長，1994年年初調任白廟鎮黨委副書記、鎮長，作為清退鄉鎮加碼的責任人，他明知白廟鎮1993年存在農民負擔過重的事實；此外，1993年1月6日縣委會議紀要（原告證據）證實，在他任職期間，關廟曾發生一起農民負擔過重引發的爆炸事件，但他當庭作證否認白廟鎮有加重農民負擔的現象。
3.王俊斌，現任臨泉縣白廟鎮王營行政村黨支部書記。當年，王俊斌曾經領導了多次集體上訪，目的就是要求各級政府貫徹中央減負文件精神，把多收的錢清退回來。他還曾經計劃假如不能實現上訪目的，就將在天安門廣場或美國大使館門口自殺。現有的很多上訪文件上，都有王俊斌的簽名和指印。他比任何人都更瞭解村、鎮、縣加重農民負擔的事實。但他在當庭作證時，表示只是村裡有農民負擔加碼問題，縣裡和鎮裡都沒有加重農民負擔。此外，他還虛構上訪是受到了縣長陸有朝唆使和收買的結果（所謂搞倒張西德將資助400萬元），誣陷旁聽庭審和被告證人受到了陳桂棣的收買（即所謂若打贏官司將支持300萬元）。顯然，王俊斌不僅提供了偽證，還存在對其他公民的誣陷行為。
二、關於計劃生育政策執行情況的偽證情形
原告證據《關於田橋鄉計劃生育來信來訪的調查報告》披露，從（1995年）9月15日起至11月17日的50天內，「據不完全統計，共作女扎手術966例，其中二女結紮262例，引產187例，流產358例，上環306例，合計征收各類款項約250萬元。」「有些罰款項目毫無政策依據，純屬巧立名目，如無身份證、無結婚證、婦檢條無日期、生育年齡與結婚證或戶口本上不符、態度不好、罵人、干擾計生公務、說錯話、結紮婦檢不及時等也處以高額罰款。全鄉約3000戶被征收計劃外生育費和各類罰款，非計劃外生育費罰款約150萬元。」在田橋鄉為此成立的六個工作隊中，「200餘人成份複雜，有無業青年，有從縣城臨時聘用人員，素質不高，……不懂政策，方法簡單，態度粗暴。」；「有的工作隊趕豬、牽羊、扒糧食、砸門、破牆、扒房子、拉傢俱、毀壞私人物品。如北片工作隊，扒糧約2.7萬公斤，拉走縫紉機三部，傢俱兩套、豬三頭，扒房20多戶。」
李超等人的省地聯合調查報告證實，「白廟鎮王營村村民反映今年（1995年）9月1日，縣裡派300人的工作隊到該村突擊開展計劃生育清查活動和強化節育措施時，少數素質不高的工作隊員違法亂紀的行為與田橋鄉相似。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於不屬於計劃生育對象的農民，巧立名目罰款，如結婚沒生育的婦女及沒有結婚的男性村民等。突擊月活動中，白廟鎮計生罰款數萬元，40%留給行政村，60%被計生工作隊分掉，該鎮每天還要負擔從社會上調來人員的工資和租車費，群眾意見很大。」
因此，事實真相是：臨泉縣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方面，存在很多行政違法和侵犯人權的行為。1995年9月份開始的計劃生育秋季突擊活動，給田橋鄉和王營村村帶來了重的災難。難以想像，人均300元年收入的田橋鄉農民，在50天內竟被征收各類罰款250萬元，會是怎樣的噩夢！結合「四二」事件後王營村村民的惶惶不可終日，其恐怖場景恐怕不亞於杜甫筆下「三吏」「三別」對安史之亂後民間疾苦的描述！以任傳春為首的上訪農民，當年針對的就是突擊活動中的違法和過火行為，而他仗義執言的後果竟是自家的房子被鄉黨委的工作隊扒掉。
我們認為，以下證人在這一問題上提供了偽證：
1.劉啟龍，現任臨泉縣政協副主席，時任該縣主抓計劃生育的副縣長。時任計生委主任的朱占林證明，他要向劉啟龍匯報工作。對於當年在計劃生育工作中的亂罰款和扒房子等執行政策「過激」問題，劉啟龍是知情人。但他卻當庭作證說沒有過亂罰款和沒聽說過任何不規範的過激口號。
2.朱占林，時任臨泉縣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他的職務決定了他瞭解所有弊政和暴政。他既是當地過激政策的執行者，也應對所有問題承擔責任。但他在當庭作證時，聲稱沒有聽到過任何過激口號，否認1995年9月1日派駐王營村的計生工作隊存在違法違紀行為。
3.劉繼珍，現任臨泉縣紀委常委，時任該縣計生委副主任。她是1995年9月1日進駐王營的計劃生育工作隊的直接領導人，她知道在王營村發生了何種暴行。但她在證據交換階段出庭作證時，居然聲稱工作隊主要由大中專畢業生和軍轉幹部組成，素質較高，並且在本律師的追問下仍然否認對有亂罰款行為。
4.張東波，現任臨泉縣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時任該委員會幹部。他是王營村工作隊的直接參與者，他聲稱瞭解該縣計劃生育工作的具體情況。但在證據交換階段出庭作證時，他居然說工作隊沒有任何違法違紀行為，甚至連吃飯喝水都由縣財政撥款，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我們願意相信，他對計劃生育政策讚美是發自內心的，但我們不能容忍他睜著眼睛說瞎話。
三、關於「四二」事件鎮壓過程和刑訊逼供問題的偽證情形
雙方證據已經證明，「四二」事件發生後村民已經把槍支上交，不存在大規模社會衝突的隱患。但臨泉縣委居然在次日動用大批公安武警進行血腥鎮壓。李超調查報告顯示，警察和武警在這次行動中行為過激，鎮壓後果至今未能消除。我們在王營村實地調查時看到，親歷者對十年前的一幕仍然心有餘悸，不少人身上還殘存著當年酷刑折磨所留下的創痕。由於當天被抓的十餘人，包括當場被警察嚇死的王登封，無一與「四二」事件有關——他們都是安分守己的百姓，其中還有從鄰村（河南省）前來串親的中學生，因而官方文件中閃爍其詞的「行為過激」，就是百姓看到的「見人就抓」和「見人就打」。
另有證人證明，這些被「控制」的人全都受到了警察的毆打，他們被迫帶著腳鐐在看守所院內跑圈兒，稍慢一點兒就會受到鋼鞭抽打。王永明雙手拇指被警察殘忍地跺傷，至今仍未復原——兩隻大拇指至今大小不一且指甲均已受損。王洪超證實，他曾被反銬達一月之久，只能像狗一樣蹲在地上啃饃饃，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連警察在為他開鎖時都找不到鑰匙孔，解下來的手銬上竟然帶著一圈爛肉！
這表明，在對「四二」事件的鎮壓中，警察「見人就抓、見人就打」是客觀事實，被捕農民遭受了殘酷虐待也是客觀事實。
我們認為，以下證人在這一問題上提供了偽證：
1.李品政，現任臨泉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四二」鎮壓行動的前線指揮。當年是李品政進村直接指揮了這次「過激」的「解救」行動。他不會看不到被捕村民血跡斑斑的面龐，沒有理由聽不到百姓的哭爹喊娘！但他在當庭作證時，居然以一個黨員的名義聲稱在其視線所及範圍內，沒看見警察打人，似乎百姓身上的傷痕全都出自自殘與警察的「過激」行為無關。我們認為，盡人皆知所謂的「過激」就是打人的代名詞！
2.高傑，現任臨泉縣公安局副局長，時任該縣交警大隊大隊長，四二行動的直接責任人。高傑承認，他就是衝進王營村執行「解救」任務的人，他發現被村民「限制自由」的民警王樹奎並親手「解救」了後者；他指揮了干警和武警對「妨礙」其「解救」行動的村民採取了「控制措施」。我們堅信，法庭在分析李超調查報告和目睹被告證人的控訴後，不難認定官方文件和張西德、李品政、高傑等人所謂的「解救民警」和「尋找槍支」，其實是對王營村村民的血腥鎮壓。我們還堅信，李超《調查報告》中所說的「少數干警和武警行為過激，傷害了群眾的感情，部份群眾目前仍有冤氣，長期不能息訟罷訪，給做好該村的穩定工作帶來了難度。」，在王營百姓眼中就是「像日本鬼子進村一樣，見人就抓見人就打，連老人和孩子都不放過。」但他在當庭作證時，卻矢口否認警察有打人的事實。
3.林平：現任臨泉縣公安局看守所副所長，時任臨泉縣公安局看守所警察。庭審已經查明，在臨泉看守所內發生了如下慘無人道的虐待事實：王洪艷的頭被警察用開水燙傷；他們被迫帶著腳鐐圍繞看守所的院子跑圈兒，跑得慢些就被鋼鞭抽打；王永明雙手被警察穿皮鞋踩傷；王洪超在臨泉看守所被砸上背銬長達一月之久，等等。林平應當瞭解看守所內存在普遍的刑訊虐待現象，但他卻證明沒有農民在看守所內受到過任何虐待。
四、追究證人偽證責任的法律依據和現實意義
1.偽證行為不僅對司法機關準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構成威脅，而且是對司法的權威性和嚴肅性的挑戰。在本案中依法懲治提供偽證者，既是法院司法水準的體現，也是對公職人員泯滅良知行徑的當頭棒喝。
偽證是內容與事實不符或相反的證據，而製造、提供偽證則是一種訴訟違法行為。民事訴訟中的偽證，是指訴訟當事人和訴訟參與人，在法院審理民事案件過程中，為達到有利於己方的目的，故意製造和提供虛假證據材料。偽證的危害首先在於，它妨害法院的審判活動，影響辦案質量和辦案效率，甚至造成錯誤裁判；其次，偽證侵害對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第三，偽證損害司法權威，是行為人對司法權威的挑戰，誤用偽證將導致公眾對法院權威和法律正義的懷疑；第四，偽證還將激化當事人間的矛盾，助長違法訴訟行為。
一般認為，偽證的構成要件有四個方面，即主體上有製造、提供偽證的人，行為人主觀上出於故意，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製造、提供偽證的行為，偽證行為在客體上妨礙了民事訴訟和法院的審判活動。根據製造和提供主體來劃分，偽證可分為當事人偽證和訴訟參與人偽證。在本案中，張西德的偽證行為即屬於當事人偽證，而諸位官員證人的偽證則屬於訴訟參與人的偽證。
我們認為，張西德和為他出庭作證的官員證人的行為均符合上述構成要件。我們已經證明，張西德至少曾經通過臨泉縣檢察院幹部宋國法說項，企圖以5000元的代價誘使田橋鄉村民任傳春作偽證，雖然最終未能得逞，但並不能因此豁免其應負的責任；其餘官員證人也都符合偽證的主體要求，他們在主觀上出自故意，在客觀上都實施了故意製造和提供虛假證據的行為，並且對法院依法審理本案的司法活動造成了妨礙。鑒於作證是法律對證人的要求，作偽證要承擔法律責任；合議庭在每位證人出庭時已經對於作偽證的後果已經做出交代，並且他們全都承諾將作如實陳述。現在上述人等的偽證事實已昭然若揭，阜陽市中級法院當然應該依法追究其偽證責任。
另外，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凡是知道案件事實的人，都有義務作證。證人對於自己知道的事實拒絕作證，雖然不屬於偽證行為，但同樣是妨礙司法活動的行為。我們認為，西方司法體系中的沉默權制度，源於任何人不得被要求自證其罪的人權理念，屬於刑事犯罪嫌疑人的專有權利。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雖未明確規定證人拒絕作證的法律責任，但不等於證人對與案件有關的事實有拒絕回答的權利。我們看到，原告多位官員證人，屢次以「拒絕回答」來搪塞和回絕被告律師的發問，甚至對審判長的要求也不假以顏色。我們認為，他們的這些做法，至少是對合議庭成員和國家法律的藐視，同樣應當予以訓誡和制裁。
2.法院認定和制裁偽證行為的法律依據
最高法院證據規則第80條規定，「當事人或者其他訴訟參與人偽造、毀滅證據，提供假證據，阻止證人作證，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或者對證人、鑑定人、勘驗人打擊報復的，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的規定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02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1、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2、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人民法院對有前款規定的行為之一的單位，可以對其主要負責人或者直接責任人員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關於構成偽證犯罪的刑事責任追究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07條規定：「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他人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員犯前兩款罪的，從重處罰。」 1998年1月，最高法院等六部門聯合制定了《關於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在「管轄」部份中明確指出，偽證罪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上述規定表明，對證人的偽證行為進行制裁和懲處並非無法可依。
綜上所述，本案原告張西德存在收買證人妨礙司法的違法事實；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原告證人韓永忠、馬俊、王俊斌、劉啟龍、朱占林、劉繼珍、張東波、李品政、高傑、林平等人，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02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07條的規定，向法庭提供了偽證。我們鄭重申請合議庭在調查本案事實的同時，對上述證人的偽證行為進行調查並依法進行制裁，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司法活動的嚴肅性。
此致
安徽省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被告：陳桂棣
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 浦志強 律師
2004年10月8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