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回顧2003年公民維權運動

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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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3日訊】回顧2003年,在中國發生的一件最值得注意的動向就是民間人士發起的一波又一波的維護基本人權的活動。有人把這些活動稱為新民權運動,把2003年稱為“公民維權年”,稱為“新民權行動元年”。

考察這一件件維權個案,我們發現,它們涉及的具体問題是多方面的。有的是針對言論自由權利,有的是針對人身自由,針對生命權,遷徙權,有的是針對財產權或受教育權,等等。維權的手段和方式則大同小异,主要是公開發表言論,例如發表文章(常常是通過互聯网),發布呼吁書、請愿書、聯名信或征集簽名信,披露事實真相,呼吁社會關注,要求政府依法辦事或者是廢除舊法惡法。從這些維權活動中,人們可以更加深切地体會到言論自由的偉大意義。言論自由不但是目的而且也是手段。它既是一項基本權利,又是維護其他各种權利的基本手段。當我們的其他權利受到侵犯,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運用我們的言論權利大聲疾呼。如果我們沒有言論自由,我們就沒有維護其他任何權利的基本手段。

這里,我們要澄清一种流傳已久的錯誤論調。有不少人說,言論自由只是知識分子最珍貴的价值,工人農民和一般大眾不是靠言論吃飯,所以言論自由對他們就不那么重要。

這种看法無疑是錯誤的。因為言論自由并非只是知識分子著書立說的自由。言論自由是每個個人表達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自由,因此,它和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在某些情況下,工農大眾甚至比知識分子更需要言論自由權。作為一個群体,我們可以說工人有工人的利益,農民有農民的利益,但是,知識分子并沒有所謂知識分子的利益,因為知識分子并不是一個特定的利益群体,知識分子缺少共同的利益。如熊彼特所說:“知識分子不像農民或產業工人那樣是一個社會階級;他們來自社會世界的各個角落,他們的大部分活動在于自相斗爭,以及充當不是他們自己階級的諸階級利益的矛頭。”知識分子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自己的主張和觀點。一個知識分子選擇了某种主張和觀點,他也就選擇了某种特定的群体歸屬或階級歸屬,從而選擇了某种特定的利益。

記得几年前,有几位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成立了一個農民之子論壇,專門研究農民問題。為農民的利益呼喊。很快地,這個論壇就被當局下令解散,其成員也遭到迫害。本來,這几位大學畢業生已經离開了農村,擺脫了農村戶口的束縛,成了所謂知識分子。如果他們不是念念不忘農民的利益,一心一意為農民的權益呼喊,如果他們只是選擇當局容許的和鼓勵的問題作研究寫報告,他們完全可以混得很好,把小日子過得很舒服。那些仍然留在農村的青年農民就不同了,不管他們在政治上怎樣小心翼翼,只要他們還擺脫不了農民的身份,他們就很難擺脫農民的共同命運。如果我們把這些農村青年和前面提到的几位來自農村的知識分子相比,誰更需要言論自由呢?

知識分子只要把農民的權益置之腦后,使自己的言論迎合當局,哪怕沒有言論自由,他們也能獲得很大的現實利益;農民青年就不同了,除非他們有言論自由,除非他們運用言論自由為自己的權益大聲呼吁,從而獲得社會的積极反響,否則他們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處境。在這里,農民不是要比知識分子還更需要言論自由嗎?年輕的農民問題專家于建嶸在對中國的三農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之后提出,解決三農問題的真正辦法是“要讓農民自己講話。”這無疑是多年來農民問題研究的一句最精辟最到位的畫龍點睛之論。

不錯,共產党一向對知識分子打擊迫害,但事實也證明,正因為知識分子并非一個特定的利益群体,因此他們也比其他的群体更容易被分化--事實上他們從來就是高度分化的,其中不少人更容易被專制政府所收買。

2003年的維權活動不是沒有它的弱點。由于持續的政治高壓,勇于參加這种維權行動的人數還不夠多,一些重大的侵害基本人權乃至生命權的事件,如法輪功事件,“六四”事件,除去法輪功成員和少數异議人士以及“六四”難屬群体一直在孤軍作戰之外,其他民眾仍然未能直接伸出援手。不過,正如大陸學者秋風所言:“新民權行動是脆弱的,還充滿了隨机性。但哪怕只維護了一個公民的權利,也是一件具有崇高价值的事業。”2003年的公民維權行動只是一小步,但是它標志著中國人權民主事業的再出發。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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