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1日訊】二十多年前，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每當鄧小平提到經濟體制改革時，他總是要特別強調教育體制和科技體制的改革。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實踐證明了鄧小平的先見之明。在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今天，沒有比教育和科技更重要了。
沒有人會否認，人才的競爭是全球化時代所有競爭的核心。在這二十多年時間裏，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儘管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但隨著市場制度的確立和與世界體系的接軌，新的經濟體制已經爲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教育體制顯然就沒有那麽幸運了。儘管作了種種努力，但大概沒有人能夠誇口說，教育體制的改革也是成功的。雖然有進步，但在這個領域，中國和先進國家的距離不僅沒有在收小，反而在擴大。
顯而易見的是，教育體制越來越成爲中國深度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爲什麽會這樣？可以把教育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作一比較，看看前者的改革爲什麽不成功。
經濟改革的成功可以歸納爲內外兩大因素。內部因素就是企業本身的自治自主性。中國的企業本來並非市場經濟中的企業，而是政府的一部分，負有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功能。只有當企業和政府分離開來後，經濟改革才有了突破。
中國的教育和國有企業沒有什麽大的分別。直到現在，教育還是政府的一部分，特別是國家宣傳機器的一部分。儘管教育作爲一個特殊的領域很難完全和政府脫鈎，但政府對教育業的管理必須改變現有的形式。
缺乏自治自主性
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教育部還是停留在計劃經濟的水平。教育部權力越來越大，大多和教育有關的資源還是由教育部來加以分配。從教育經費到職稱評定到莫名其妙的博導體制，都和教育部對資源的壟斷有關。和政府的緊密關係意味著教育業沒有任何自治自主性。美國大學成功發展的根基就是自治自主性。
哈佛、普林斯頓、耶魯等現在的頂尖名牌大學，在開始時其實沒有什麽了不起，當時也沒有人會希望它們會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但它們都有最重要的品質，就是自治的發展。
就連大學教授的終身職也是爲了保護教授們的自治自主性。有了終身職，他們就不用因爲自己的學術觀點而受學校的解聘或者受外界不利的影響。
經過多年的努力，這些大學成爲了標準，質量的象徵，爲其他教育機構所仿效。只要中國的教育界還是政治的一部分，就不會成爲一個具有自治性的組織，就不會成爲高質量的教育機構。
當任何教育資源都是由政府來分配的時候，政府的評介也就成爲教育界所要追求的指標了，這就失去了教育界本身的目標。這個惡性循環不打破，教育改革就沒有希望。只有當教育界發展出自主性的“行規”來約束自身和評介自身的時候，才有可能製造出高質量的産品來，即人才。
沒有外在的競爭壓力
中國經濟成功的另外一個制度環境就是外在的強大競爭壓力。經濟體制之所以能夠轉型在於非國有企業特別是私人企業的快速增長。中國的非國有企業從小到大，再發展到主導地位。
非國有企業的發展不僅培養出新的體制因素，更重要的是給國有企業帶來了莫大的壓力，促使後者的改革。
但中國的教育界就沒有這樣一個競爭環境。教育基本上還處於國家壟斷狀態。儘管有各種類型的民辦學校（包括大學）産生，但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很難在可見的未來教育界能夠發展出一個強大的“非國有部門”，和已有的國有部門進行競爭。
更爲糟糕的是，新産生的民辦學校往往就是企業，以盈利爲目標，忽視教育的特殊性。內部沒有競爭壓力，而外在的（國際）的壓力更難影響到教育部門上。
在沒有競爭壓力下，中國的教育制度改革缺乏動力。結果，教育界就象一個虧本的大型國有企業。教育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個無底洞。只見無窮的投入，但不見好的産品出來。
教育本來是培養國家人才和精英的地方。但沒有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教育界形成了一種誰也不想看到的精英淘汰制。最顯然的就是人才外流。有一位在國外有非常有成就的華裔教育家曾經感慨萬千地說過，中國的一些學校是“武大郎開店”，一流人才就很難回流。
或許有人會說，人才外流是經濟原因。但現在中國好的大學的教員收入已經不比任何國家差多少了，還是沒有一流人才的回流。
這裏制度上的因素還是第一位的。如果教育制度不改，即使中國經濟再持續增長數十年，中國的教育制度也很難趕得上先進國家。
教育改制難行的另外一個後果就是教育投資的外流。現在，每年有數以萬計的中國學生到國外留學。而這些學生到底在學什麽，學到了多少？沒有人研究過。但很顯然，很多海外教育機構（多數是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學校）只是把中國學生看成是一個教育的市場罷了，贏利是第一位的，而教育的成分有多少，只有那些學生才知道。
說到底，反正國內教育機構都在賣文憑，國外大學也也變相地加入進來。教育體制的改革再也不能回避了，政府必須痛下決心，徹底改革舊制。人才競爭場上的失敗永遠彌補不了其他方面的偉大成功。原因很簡單，教育是個百年大計。
(7/21/2004)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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