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風靡一時的“和平崛起論”，在“武力統一論”日漸抬頭的情況下，暫時銷聲匿跡了。和平崛起有兩大前提，一是和平革命，二是和平消化。我認為，和平革命，走向共和；和平消化，走向統一；和平民主，走向崛起，這是二十一世紀中國和平發展的三大趨勢。
和平革命，走向共和
二十世紀中國產生了三位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這就是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孫中山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創立了中國的“第一共和”。中華民國，這一名稱，就是對帝制的否定。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中國從此就走向了“第一共和”。孫中山宣導民族、民主、民生三大主義，締造第一共和國，不僅是一位巨人，而且是一位偉人。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由於根深蒂固的專制傳統，出現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帝制的企圖，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軍閣割據的混亂之中。
毛澤東與孫中山一樣，都是他們所處歷史時代的產物。大清王朝的專制腐敗，是產生孫中山的土壤；而軍閣割據與中國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正是產生農民革命領袖毛澤東的土壤。
在“第一共和”時代，蔣介石對消除中國軍閥割據局面，實現中國統一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蔣介石的“統一”卻被兩大力量撕裂了，一是日本的入侵，二是中國日趨嚴重的貧富對立，而後一力量，產生了一種更大的反作用力，就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日本的入侵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為中國共產黨人奪取中國大陸政權創造了條件。
當我們拉長“時間尺度”看中國歷史時，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毛澤東時代，不同于唐宋元明清和國民黨時代，公有化、人民公社化、計劃經濟、個人崇拜都是毛澤東時代的特色。毛澤東最高權力的終身制和文化大革命的“三忠於”、“四無限”，使“人民共和國”黯然失色，人民共和，名為共和，實為帝制。
鄧小平是“文化革命”中造就出來的，面對“文化革命”造成的後果，鄧小平提出“廢止終身制”，把中國引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但鄧小平同樣擺脫不了中國專制主義的傳統，面對一九八九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一手製造了“六四大屠殺”。在全世界輿論譴責的面前，當“六四”衝擊波從蘇東返回中國時，鄧小平仍運用他的影響力，使中國最後擺脫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束縛，使中國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曲折，回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上來了。毛澤東說鄧小平是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沒有說錯。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新開端，毛澤東時代普遍貧窮的、平均主義的社會突然變成一個貧富兩極化的社會。官場的普遍腐敗、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這些比蔣介石還要蔣介石的時代，正是產生另一個毛澤東的土壤。
然而，蔣介石、毛澤東時代，歷史的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歷史不會簡單地回復到過去。在蘇聯解體、俄國和東歐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發生翻天覆地變化後的今天，十月革命的炮聲響不起來了。在中國各地區經濟越來越密切聯繫的今天，軍閣割據的局面不會重演，這樣的一個中國，難於像上世紀那樣再造就一支遊擊隊、一個新的農民革命領袖。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已不可能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回到公有制、計劃經濟和個人崇拜的時代。
今日中國，官場腐敗和兩極分化，使中國許多地方的農民發生反對貪官污吏的抗爭，出現了層出不窮的上訪。然而，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進步已不可能引起一場大規模的、全國性的農民革命、農民戰爭。二十一世紀，中國進步的動力，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發展基礎上的一場和平革命，一場改革中國政治體制的偉大變革。由於中國專制主義傳統根深蒂固，“第一共和”的中華民國和“第二共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帶有濃厚的專制主義因素。二十一世紀中國和平革命的目標，就是要最終結束中國的帝制傳統，最終廢止最高權力的終身制，建立起民主政治，走向新共和──“第三共和”。
和平消化，走向統一
從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開始，北京的對台政策發生了大的變化。一九九六年，北京為了影響臺灣大選，向臺灣周圍海域發射導彈。二○○○年，北京為影響臺灣大選，繼續執行“對台恫嚇”的政策，結果適得其反，事與願違，把李登輝和陳水扁先後推上了總統寶座。北京對臺灣的“持續恫嚇”，完全無助于北京“和平統一中國”的目標的實現，相反，只能使臺灣民眾越來越疏離中國大陸。在今年臺灣大選前，北京雖然沒有向臺灣周邊海域再試射導彈，但“持續恫嚇”的政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加上“三一九槍擊案”，還是使陳水扁保住了手中的權力。
臺灣三次選舉已用事實證明，一九九六年以來北京的對台“持續恫嚇”政策，是一種從反面觸發台獨勢力增長的政策。隨著台獨勢力的增長，勢必引發台海兩岸之間的衝突和戰爭。北京的主戰派在“軍事革命”的旗號下，將對臺灣實施最新式的戰爭──摧毀“點目標”的“點擊戰”（有人稱“第六代戰爭”）。不管臺灣有些人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台海兩岸的戰爭都是“中國人打中國人”。然而，當戰爭敵對兩方都具備“點擊戰”能力時，“點擊戰”就會失控，就會引發台海全面戰爭。這一戰爭，將會給兩岸人民帶來沉重災難，不僅會造成兩岸人民之間更大距離，而且會引發中國大陸政治上的突變。台獨勢力的最大幻想，就是在中國大陸發生災難性突變時公開宣佈獨立。台海戰爭也將改變中國周遭環境，日本一定會以台海戰爭為借囗進一步擴充軍力，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將大力抗衡中國，中國將會失去解決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的許多有利條件。台海戰爭和中國武力統一，必將使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相當長的時期內陷入西太平洋“大三角”──中國、日本、東盟“大三角”的困境的漩渦中。
現在，中國和平統一的主導權仍在北京一邊，北京要實現和平統一，現在已經到了改變一九九六年以來對台政策的時候了。我認為，只有在和平、自願、對等的原則下，以“邦聯式聯邦”才能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而只有在不斷發展兩岸之間的經貿聯繫、促進兩岸人民間的瞭解，交流的情況下，才能奠定和平統一的基礎。用通俗的語言說，不斷擴大、加深兩岸之間的經濟、貿易、文化聯繫，就是“和平消化”。“持續恫嚇”必然走向戰爭，而“和平消化”，才能走向和平統一。
和平民主，走向崛起
在世界歷史上，一國的崛起，幾乎都是通過戰爭，通過擴張領土或侵佔殖民地而實現的。對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和美國這些大西洋兩岸的國家來說，從來就沒有什麼“和平崛起”，“大西洋時代”歷時五個世紀，這是世界史上“戰爭崛起”的霸權交替時代。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雖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東盟或巴西的崛起，都不可能再走戰爭和海外擴張的道路，唯一的道路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對中國這樣還沒有建立民主政治的國家來說，唯一的道路，是和平民主崛起的道路。
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崛起，將依靠三大要素：
（一）市場經濟的規範化；
（二）中國的和平統一；
（三）民主政治的確立。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政治。法治就是法的統治。在法治下，政治、執政黨、國家領導人都要服從法律，政府的權力是受到法律的限制，人民的權利是受到法律保障。民主不等於法治。民主是政府與人民的一種關係，是人民通過選舉和投票掌握政府最終控制權的政治。在有十三億人囗的中國，實行民主，要探索自己的道路，要從一開始走出一條防止金權和黑槍介入選舉的道路。然而，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民眾的苦難不是依靠無窮無盡的“上訪”和領導人的關注、同情和善良願望可以得到解決的。民主政治是政黨政治，政黨是民眾要求的聚集器，民眾中的苦難和呼聲只有通過自由組織的不同政黨才能得到集中表達，只有通過選舉和投票，才能影響政黨和政府的政策。為了建立民主政治，中國有必要制定一部完備的政黨法，防止選舉、投票中可能出現的弊病，使多党政治建立在堅實的法治基礎上。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也是台海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提，當兩岸的經貿聯繫，文化聯繫越來越發展時，一個民主化大陸將與民主的臺灣自然而然地達成統一，到時候，中國將要制定自己統一的憲法，走上“第三共和”的新時代。
世界政治的“中心區域”是不斷轉換的。“地中海時代”歷時二十個世紀，“大西洋時代”歷時五個世紀。而現在，二十一世紀開始，人類將進入“太平洋時代”。中美兩國分屬太平洋兩岸，和平統一使中美之間再也不存在“臺灣問題”，中美友好合作應當成為“第三共和”時代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石。中國要在“太平時時代”有所作為，在中國實現“完全統一”後，有必要妥善解決好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島嶼問題。釣魚島和南海島嶼，是中國海疆上的明珠，中國將從這裏出發，邁入中國和平民主崛起的新時代──太平洋時代。
（2004年9月9日於紐約）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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