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洗腦
「天堂河」是個地名，位於北京市大興縣。勞教所建在這裡，所以「天堂河」荒誕地也成了勞教所的名稱。
「天堂河」的入門程序跟調遣處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在一間水房進行搜身，這讓我有機會用滿是污漬的手捧幾大口自來水喝。
等一切就緒，天已黑透。我們五十一個新來的被編做四個班，每班十幾個人。四個班組成一個新中隊，叫「入所隊」，意即新進勞教所的隊。我和王可被編進三班。
鎮壓法輪功前，北京市女子勞教所一共只有兩中隊：一中隊和二中隊。一中隊全是吸毒的，叫「粉兒隊」，意即都吸「白粉」；二中隊，主要是賣淫、盜竊、搶劫、賣黃色光盤的組成。
勞教所第一個法輪功學員是1999年10月進來的，第二個是11月，第三批是2000年新年進來的，然後就是5月26日進來的一大批，共三十多人。這批人跟我們同時被判勞教，不同的是她們沒先待過調遣處，而是在原來的「北京市犯罪人員遣送處」短暫停留後，就直接送進勞教所，分散編進原有的兩中隊。
緊閉的大門東邊有幢小樓，叫「團聚樓」，醫務室和家屬會見室都在這裡。西邊是「監獄中的監獄」──集訓隊和禁閉室所在地。據說是新蓋的，一看就比勞教所其他房子新，外表呈蜂窩狀的六邊形，有說不出的怪異和詭秘。
「入所隊」和一、二中隊同住東面那幢樓，每隊各占一層，互不相干；西面那座關著「少教隊」四十多個十幾歲的少年男犯。男、女勞教所互換時，他們沒跟著其他成年男犯搬走，大概那邊地方不夠吧。
來之前就聽春玲說，到了勞教所就可洗澡了，就寢前小哨終於來領我們到水房，給我們二十分鐘。
水房沒有淋浴設施，只有兩排洗臉池，八個水龍頭只有四個是好的，班裡四個吸毒的一上來就占了三個，我們八個法輪功學員只有一個水龍頭可用，只能輪流用最快的速度用臉盆接點水端到一邊去洗，好將水龍頭讓給下一個人。
想在二十分鐘內洗淨三十多天攢下來的污垢可是大不易。我飛快擦著身子，生怕時間來不及。剛洗沒幾分鐘，就聽小哨在外邊叫：「曾錚！隊長找！快穿衣服！」
沒容我將身上的水擦淨，小哨就催促我進了警察值班室。
值班室只有一個年輕警察，她皺著眉嘟著嘴，像在跟誰生氣似的。心不在焉問了我幾句話，既同情又不理解：
「你們這樣折騰有什麼用呢？國家能聽你們的嗎？白白來受這個罪！」
我看看她那張年輕的臉，一時不知該怎麼說，只說了一句：「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她愣了半晌，似乎再想不出別的詞兒，就生氣地說：「回去吧！」
後來我才知道，勞教所漫長而殘酷的「攻心」和「反攻心」、「洗腦」和「反洗腦」、「轉化」和「反轉化」這就算開始了。對其他類型的人來說，到勞教所就是干活掙分，攢分評獎，爭取提前回家，或者到日子走人。而對法輪功學員來說，那完全是另一碼事兒。
硬的不行來軟的
回到班裡，其他人都洗完了，在小凳子上枯坐著，不許睡。功友趕緊問我什麼事，聽說只是問了幾句話，大家才放松。調遣處是動不動就把人叫出去電一通、揍一通，常看到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人。在那樣的環境待久了，對那些事已見多不怪，這裡沒把我怎麼樣，大家反倒有點意外。
慢慢才知道，這是他們精心設計的陷阱。調遣處的警察先充當「惡人」，用電棍、不許說話、不許抬頭、不許洗澡、不許洗衣服、長時間蹲、站…等高壓手段，進行最殘酷的「嚴管」，讓你沒有半點人格尊嚴和自由，讓你心理上的承受超過極限；然後再由勞教所這邊扮演「善人」，不再要求你「低頭抱手」，每天洗漱時間延長到五分鐘、甚至有套換洗衣服等。
在你全神貫注准備應對更殘酷的折磨時，環境驟然松弛，反過來「和顏悅色」地待你，「無微不至」地「關懷」你，用一「緊」一「輕」的強烈對比，在你的心理造成巨大落差，然後問你：「你看，法輪功好還是勞教所好啊？你煉法輪功煉進勞教所了，李洪志在國外好吃好喝的，也不來救你；可是隊長們對你們怎麼樣啊？我們沒有拿你們當犯人，只要思想上轉過彎來，國家照樣還當你們是人民……。」
有人一下子就從心理上被擊垮了。硬的不吃，軟的總吃吧？軟的不吃，再上硬的也不遲，反正有的是時間慢慢整治你。
十二月來的一個學員就是這樣被「轉化」的。北京十二月的天很冷，溫度早降到零下。我們在調遣處是熱得受不了，她們在那裡則天天凍得直哆嗦。搜完行李，有棉襖、厚毛衣也不讓穿，一律打包放到庫房，每人只許穿件薄毛衣坐在班裡，門成天開著，嗖嗖的冷風不斷灌進來，洗臉巾都凍得硬梆梆。她們白天黑夜都被凍得牙齒打顫，從沒暖和過。有個學員腳趾被凍出好多像燙傷的大水泡，連鞋都穿不進去，走路也很困難，一到晚上還奇癢無比。
賭氣寫保證
枯坐到半夜，大隊長又找我談話。她姓侯，四十多歲，黑瘦干癟，沒有半分女人味，也毫無個人的思想與判斷。黨成功地將她培養成一個只知執行命令的工具，只不過她不自知。
她劈頭蓋臉訓了我一通，看我絲毫沒有「悔意」，將火氣壓了又壓，沒做更大的發作就叫我回去了。
回去不久，「所領導」又來。這時已凌晨一兩點。被折騰一天，我已到心力交瘁的邊緣。
「所領導」也是個工具，不過更陰險、更「高級」。他的「高級」在於他充當工具的「高度自覺性」，而由工具上升為工具的操縱者。
因為他的「高級」，他比侯隊長更「自重身分」，更有「耐心」，在說了一句他有百分之百把握「轉化」我以後，就不再提「轉化」二字，只問我認識不認識楊靜。他說楊靜也是研究生，很能干，很「明白」，來了不久就「轉化」，六月份就被「所外執行」釋放。他說過幾天楊靜要回勞教所與學員們座談，問我願不願意參加。
我想起在調遣處曾看過一份勞教所的內部報紙，報導兩個法輪功學員因為「轉化」已被釋放，其中一個就是楊靜。
我說我不願意，「所領導」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不再多說，只是很「客氣」地叫我寫份遵守勞教所紀律、在勞教所期間不煉功的保證。
我腦裡突然有一種賭氣式的想法。心想不就是寫保證嗎？你以為我寫了保證就等於放棄修煉嗎？門也沒有！再說你們說的不煉功不就是不做動作？不做動作有啥了不起？修煉是修心，你們懂不懂？保證就保證好了。
於是我立即寫下保證，他很滿意地讓我回去了。也許我的「賭氣」只是表象，實質的原因是我本能覺得他「客氣」得可怕。也可能是經過一整天折騰，我實在太疲倦，疲倦到沒有正常的思維和意志。
經過樓道時，看到十幾個功友「面壁」而站。班裡吸毒的人告訴我，這是因為她們拒寫保證。我筋疲力盡地想，她們是對的，我應該出去和她們站在一起。但這念一閃而過，我又筋疲力盡對自己說：明天吧。然後我一頭倒在床上睡死過去。
種草
第二天早上五點半准時起床。這是勞教所雷打不動的起床時間。不管前晚睡得再晚，甚至根本沒睡，每天都得這時起床。遇到什麼領導、來賓要來檢查工作或參觀之類，那我們更得四點鐘就被叫起來，「掘地三尺」地打掃衛生。
過了幾天，我才搞清楚宿捨的「地形」。樓的中間是樓道，樓道南北兩邊各有一排房間，包含宿捨、水房、廁所。樓道左右兩道鐵柵欄門，東邊的那道將勞教人員與隊長的宿捨、值班室分開，西面的那道門後有個房間掛著「集訓隊」牌子，有三個人正被「集訓」。這時新蓋的蜂窩狀的「集訓隊」專房還未啟用。
「集訓」在勞教所是種很嚴厲的懲罰手段。沒有法輪功學員之前，這種手段被用來懲罰那些在勞教所內還敢違法犯錯、頂撞隊長、不服管教的人。集訓期一般是三個月，在此期間，天天只許吃窩頭、鹹菜，不許采買、不許會見家屬、不許寫信、級別降到「嚴管」級、天天要比其他勞教人員起早睡晚等。如果被關禁閉，禁閉期多長，勞教期就延多長，關完禁閉還要集訓三個月。
法輪功學員來了後，所有的規則都改了。打架斗毆、偷東西罵人都是小事，不「轉化」才是大事。「轉化率」達不到指定目標，警察就可能丟官、丟飯碗。從我們來了後，就再也沒有其他類型的勞教人員下過集訓。
入所隊享受的「待遇」，介於正常和集訓的待遇之間，除了不用天天吃窩頭鹹菜，其他都差不多。勞教所的四周原是爛墳場、垃圾堆，野草叢生。十月份天堂河勞教所要爭創「部級文明勞教所」，這樣的環境是不夠格的，於是我們到勞教所的第一種苦役便是將爛墳場改造成綠草地。
北京的夏天，五點半天就已大亮，七月正是三伏天，一起床就悶熱難當。
勞教人員要出門干活，手續就跟皇上起駕出宮一樣繁多。出門前要事先報告人數、干什麼活、多長時間等，所裡還要安排「護衛隊」「護駕」，以防有人逃跑。
出門的程序也很繁瑣，先在樓道報數，出了樓門再次報數，列隊開到大門口由帶隊警察將事先申請的「出門條」交給門衛，第三次報數清點人數，門衛驗明無誤後，電動大門才會帶著刺耳響聲緩緩打開。
出門後氣氛更緊張，護衛隊全副武裝的男警騎著摩托車來回巡邏；小哨手持彩旗站在勞役地點四周，監視全場的人；帶隊警察更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既要盯著干活的人，還要防著擔任警戒任務的小哨──她們也是勞教人員，保不定也會起逃跑的心。
在護衛隊、帶隊警察、小哨三重監視下，我們的苦役生涯開始了。勞教所地處郊區，人煙罕至，只偶爾有路過行人好奇停下來打量。
「種草」前，得先「拔草」。一人多高長得像樹的野草得兩三個人合力使勁，才能將它們從地裡拔出。剛拔幾棵，我的手就磨出大血泡。
將野草拔光，垃圾、石塊清淨，才能開始種草。要種的是一塊塊像地毯的草。我們將草皮從卡車卸下，一塊塊搬到地裡，使勁掰成一棵一棵，再等距間隔十公分種下，種出來的草得像接受檢閱的部隊排得橫平豎直。這是最難的，很多時候種著種著就歪了，還得一棵棵拔了重來。
我們沒有種草工具，就是用手在地裡刨坑。後來我們一到地裡就低頭四下看，在剛運走垃圾的地上尋找「漏網」的瓦片或木條。哪怕是一小塊碎磁盤，也是可以拿來當工具的寶貝。
由於「寶貝」難尋，本想揣在兜裡帶回去，下次干活時接著使，但干完活回宿捨前須翻兜搜身，什麼也不能帶回去。據說這是免得你用它自殺或傷人。後來我們只好將「寶貝」埋在地裡做上記號，運氣好的話，下次干活說不定還能找到。
每天的勞役很重，要種草的野地有幾千平方米大，有時我們一天要干十幾個小時以上，最忙時早上五點半一起床就開到地裡，干到吃飯時間，排隊直接開到食堂，吃完飯馬上回到地裡接著干。
天天蹲在烈日下苦干，汗水浸透衣褲。但是不管出了多少汗，我們從沒喝過水，只能不間斷干活。水分都從汗腺蒸發，倒免去上廁所的麻煩。再說勞教所門外根本沒有廁所，所以我們種了那麼多天草，從沒有人要求上廁所。
有一天入所隊的中隊長蘇瑞帶我們出工，有幾個「二進宮」（第二次進勞教所）的吸毒人員認識她，干到半中午，她們壯著膽要求歇一會。
蘇瑞同意了，我們一屁股坐在泥地，顧不得干淨還是髒。天悶得讓人喘不出氣，這一歇倒覺得更累。遠遠的馬路，有輛出租車經過。楊建萍滿眼艷羨低聲說：「真想坐上那輛車回家啊！」
另一個吸毒的問：「蘇隊長，我們能唱首歌嗎？」
「唱吧。」
十幾個吸毒的似乎也沒商量，就唱起同一首歌。這是一首她們自編的歌，在戒毒所、拘留所都很流行，名叫「我要回家」：
「一進了監獄的門哪，才知道監獄的苦。吃的是窩窩頭呀，睡的是光板床……我含著眼淚呀，叫一聲爹和娘，點點滴滴傷心的淚水就掛在了兒的臉上……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我的媽媽。我是媽媽的心肝寶貝，我不去看她，誰去看她……」
唱著唱著有人哭了起來，眼看就要「軍心大亂」，蘇隊長急喝：「停！……」
那段日子對我來說，每天最苦、最難的不是在太陽下蹲得雙腿發軟，不是用磨出血泡的手在地裡刨坑，也不是好容易將草種上又發現種歪要拔了重來，而是每天早上剛醒的一剎那。
雖然每天累得死去活來，但一睡覺還總做夢，一夢就是在牢裡，從這個牢出來又進那個牢，似乎永無出頭之日，夢中的我苦不堪言。醒來的第一念就是：天哪，原來我只是在做夢！太好了！但這種興奮持續不到一秒就馬上意識到：現實比惡夢更糟，我不但還身在勞教所，而且馬上又是一天漫長的苦役……。
夢裡夢外都是牢，無處可躲，無處可逃，心中的苦更甚於夢裡。加上全身沉得像鉛似的，多麼想再睡一會。如果我不是以「修煉人」三個字來激勵自己，用極大的意志咬牙從床上翻身而起，我很可能立刻全線崩潰，再也別想爬起來。
認罪認錯 薄弱環節
進了勞教所，很多較敏感的人都說這地方陰森森，像有什麼陰險的東西藏在看不見的地方，先不急著把你怎麼樣，因為它有的是時間，但它一定會慢慢來擺弄你。
剛開始我還沒感覺，當警察讓我們寫「認罪認錯書」時才感受到。可怕的不在於別的，而在於同來的法輪功學員第一次出現意見分歧。
主張寫「認罪認錯」的學員說，寫個「認罪認錯」也沒什麼，公安部的通告是說了不許在任何地方張貼、懸掛有法輪功字樣的條幅等，我們上天安門去打橫幅，不是違反這條麼？認個罪認個錯有什麼，又不是說不修煉了。
這種說法讓我某根神經警覺起來。我感到真正的問題來了，空氣中似乎隱藏著什麼不對勁的東西。但問題在哪裡？到底多嚴重？卻說不出，只是強烈感覺：這個什麼「認罪認錯」決不能寫，這道防線一定要守住，決不能再退，否則就完了。
這個強烈的感覺讓我意識到我那個保證也寫錯了。煉功是法輪功修煉的內容之一，我保證不煉功，不就跟保證不修煉一樣嗎？
意識到這點，我在「7.20」一周年那天正式寫了一份聲明，收回我的「保證」。我將聲明交給蘇瑞，她一臉慍怒，不過忍住沒有發作，因為她們這時已制定「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暫時還不到對付我。
有一天，同班一個名叫王蓉的法輪功學員被叫走，很久沒有回來。王蓉二十歲出頭，雙眼幾乎失明，看東西要拿到眼前三五公分才能勉強瞧見，走路沒人扶就會跌跌撞撞。
她的行動不便常被警察和小哨諷刺：「瞧你那德性！還煉法輪功呢！煉了半天怎麼沒把你的瞎眼煉好啊？天天白吃飯不干活，除了造糞你還會干什麼？還不趕快轉化回家，給勞教所省點糧食！」
因為她看不見，我們種草時她只能蹲在草堆旁用手摸索著將大塊的草掰成一棵一棵，再顫顫巍巍抱到我們身邊。偶爾拌腳連人帶草摔出去，我們都在低頭干活，沒人看見，她只好在地上一棵一棵摸索那些摔出去的草……。
但她從沒可憐過自己，臉上總掛著笑，不管別人怎麼羞辱她都不生氣。
那天我沒注意她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只覺哪裡不對了，卻又找不出緣由。
過了兩天無意中瞥見她的胸口青了一大片，我才發現她臉上的笑意不見了！
「王蓉，你怎麼啦？誰打你啦？」
她的淚撲簌簌掉下來，卻死也不肯說她到底怎麼了。
再過兩天她被調到二班去，搬著舖蓋卷走時，一直在哭。
又過了好些天，我們才輾轉打聽到，原來三班的管班隊長看准王蓉是個「薄弱環節」，決定從她下手，打開讓我們「認罪認錯」的突破口。她將王蓉交給吸毒的小哨，將她弄到集訓隊旁的空房毒打，讓她「騎摩托」、「壁虎爬牆」、「飛著」等。
「騎摩托」、「壁虎爬牆」、「飛著」分別是三種刑罰，前兩種望文生義，就是長時間保持「騎摩托」或「壁虎爬牆」的姿式不許動。「飛著」則是讓你先面朝牆站著，再使勁低頭沖下，身體從腰部打彎，成為一個U字形，整個背部貼在牆上，再將兩條胳膊上舉，也貼於牆上，就這樣待著不許動。一般人「飛」上幾分鐘就不行了，有人最高記錄堅持了四十多分鐘。
故舊變標兵
過了幾天，「所領導」又找我，舊話重提：那個座談會機會難得，不去參加太可惜。
我沒再堅持不去，沒多久小哨就叫我名字，讓我到樓道集合。同去的還有兩人，其中一個是我第一次被關在派出所時認識的古華，她與我和王儉同屬崇文區第一批被判勞教。
三人排成縱隊，在蘇隊長押送下，來到大門外的所部辦公樓。
一進座談室，迎面就看到一張熟識的臉。這人三十多歲，我被抓前在一個功友家見過她，那天很多人都說要在「4.25」一周年時去天安門，只有她說她不想等到「4.25」，一天也不想等，13日就要去。她的決心大得誰也攔不住，我當時很佩服她的勇氣和堅決。
這時再見到她，頗有「他鄉遇故知」的溫暖，我向她點點頭，她認出我，也向我點點頭。
我三步並作兩步走到她身邊，搶在警察給我指定座位前坐在她旁邊，琢磨著怎麼找機會跟她說話。看到她戴著的胸卡，才知她的名字叫胡秀英。
橢圓形的大會議桌已坐滿人，有十幾人穿著勞教人員的衣服，另十幾人是警察。桌上擺著切好的西瓜，牆上有塊黑板，花花綠綠寫著一些字，好象是「歡迎某某某回所座談」之類。
主持會議的「所領導」說，本來是請六月份得到「所外執行」已「轉化」的原法輪功學員楊靜和唐淑貞一起回來，但很遺憾楊靜工作忙，來不了，只請回唐淑貞。談之前我先說兩句，唐淑貞文化不高，不善言辭，大家要遵守紀律，不要打斷她。有什麼不同意見下來再講，尤其是入所隊的三名新生。說到這裡，他有意無意看我一眼。
「久聞大名」的楊靜不來了，倒讓我有些意外。一個多月後，我才知道驚人消息：勞教所頭號「轉化」「標兵」楊靜並不是因工作來不了，而是當時就在勞教所的禁閉室關著。！原來她被放出去後，警察請她到派出所去「轉化」其他法輪功學員，誰知她沒把那些人「轉化」過去，那些人卻將她「轉化」回來。她「轉化」後馬上又到地鐵站去發法輪功傳單，再度被抓。這等於給天堂河一個響亮的耳光，勞教所嚴密封鎖此消息，一直將她秘密關在禁閉室。
唐淑貞四十多歲，是在場唯一著便裝的人，看起來確實老實不善言辭。
她怯怯開了場，大約談的是「轉化」如何好、回家團圓一家人如何安定團結、以前如何因煉法輪功坐牢而傷害家人之類。
我聽了一會，舉手問「所領導」：「對不起，我有一個問題，可以問問她嗎？」
「所領導」有點意外，又不願破壞精心營造的「已轉化法輪功學員與我所新生親切交談」的「良好」氣氛，壓著火氣說：「你問吧。」
我看著唐淑貞的眼睛問她：「你想不想修了，是你個人的問題，但你煉過功，也看過老師的書。我只想請你摸著良心回答我一個問題：老師宣揚過地球爆炸嗎？」
她被問住了，說不出話來。「所領導」緊張地盤算怎麼收拾「殘局」，我也趕緊想下面該怎麼說。這時，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坐在我身邊的胡秀英突然開口：「《轉法輪》第18頁，李洪志說……」
她哇啦哇啦叫嚷起碼半個多小時，將《人民日報》社論遠遠比了下去。因為社論只是「粗笨」地造謠，她卻是「精細」地偷換概念，混淆視聽。她將《轉法輪》談到的史前文明歪曲為鼓吹地球爆炸，從這裡開始扭曲《轉法輪》，進而大罵法輪功如何如何地「邪」，李洪志如何「不真」、「不善」、「不忍」。她言辭中的陰險和凶殘，都隱藏在讓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的生命像突然被分成至少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的我驚呆了，似乎是我正張開雙臂，滿腔熱忱向「他鄉故知」跑去，她卻掏出匕首，朝著我的心窩就是一刀。這個三個月前不顧一切要上天安門，為了法輪功死都不怕的人，怎會一下子「反」到這種程度，變成一個惡魔呢？是我神經錯亂，還是她神經錯亂？！這一驚讓我差點從椅上摔下來。
第二層次的我卻紋絲未動，似乎這一切早在我預料中。我恬淡望著窗外的天空和田野，好象根本沒聽見她在說什麼。
第三層次的我說：真正的、最嚴峻的考驗來了。我回去一定要馬上把她的情況講給其他學員聽，好讓她們有心理准備，給她們打個「預防針」。
等她終於講完，我再次舉手對「所領導」說：「我能談談聽了她的發言的體會嗎？我只說三句。」
「所領導」這時心情好極了，胡秀英的發言在他看來是「力挽狂瀾」，將唐淑貞和座談會的局面都「解救」了。
得到他的同意，我說：「我的第一句話是，我感到很驚訝：她『轉化』得這麼徹底，為什麼還沒有得到『所外執行』？」
「所領導」還沒來得及講話，急性子的侯大隊長就先開口解釋。胡秀英也搶著說：「今天上午我先生來看我，我還對他說，你先別高興，我還不回去呢，我要留在這裡幫隊長做其他法輪功學員的轉化工作。」
我在心裡問她：你剛才發言說你以前為了法輪功去坐牢，你先生頭發都急白了你也不管，也不回家盡你作妻子的責任，真自私等，那你現在明明可以回家卻不回家，怎不說自己自私了呢？
但我知道這時的她已不可理喻，因此沒有去接她的話，只繼續說：「我的第二句話是，我要感謝胡秀英……。」
我的話還沒講完，侯大隊長又插進來。她以為胡秀英的一番話已將我轉化過來，讓我從法輪功的「精神枷鎖」跳出來，我才要「感謝」她。
好容易等她講完，我才接著說：「對不起，剛才我第二句話還沒有講完，現在接著說。東方人修煉講『悟』，西方人修煉講『信』。我要感謝胡秀英幫我修了一把『信』，這是第二句話。第三句話是，我修煉法輪功的體會是，我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不管別人有沒有做到『真、善、忍』，我都要做到『真、善、忍』。就這三句話。謝謝。」
最後一句是針對胡秀英對李洪志先生的個人攻擊說的。我不願意在那樣的場合去為師父的品行跟她們糾纏，「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所以我選擇那樣講，堵住她們的嘴，表明自己的心。
講完這三句話，我很舒暢，順手拿起面前的西瓜吃了起來（這是我在勞教所唯一一次吃到西瓜）。其他人也開始發言，才知來的大部分都是已經「轉化」的人。最後「所領導」滿意地總結，今天的會開得很好，為了把勞教所的工作做好，大家今後有什麼問題意見只管提；現在准備散會……
我突然想起王蓉胸口的傷，第三次舉手說：「既然如此，我現在就有一個問題，可以提嗎？」
「所領導」楞愣了楞愣，勉強說道：「提吧。」
「請問，調遣處也好，勞教所也好，允許勞教人員打其他人嗎？」
我的問題像一顆小手榴彈扔在已經站起來准備離去的警察中間，一下子炸出好多不同的反應。有人吃驚，有人尷尬，有人慍怒，還有一男一女臉上什麼表情也沒有，只定定盯著我看。
這一切我盡收眼底，又像什麼都沒看見，靜靜坐在原處望著「所領導」，等著他給我答案。「所領導」下意識搓著手，繞了八百多個彎子，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只說「具體問題要具體調查，有什麼情況可以直接找本隊隊長反映，不要聽信謠言。」座談會就「圓滿結束」了。
回到班裡，我立刻將座談會的情況講給功友聽，她們都非常震驚。我說這下子我知道我們在勞教所要修什麼了：「堅定法」，就這三個字。
草種得剛有眉目，六講十二課時的「系列講座」就開始了──這是勞教所想出來「轉化」我們的辦法。「講座」內容基本就是反復重復《人民日報》的社論。「主講人」除了警察，還有大學哲學教授。聽「課」禮堂四周還有手執電棍的男警「侍候」。
「第二講」的女警是調遣處的管教科科長。我在調遣處沒跟她講過話，但對她印象深刻。有一天她路過我們窗邊，瞪著她紋著粗黑眼線的雙眼往裡面隨意一瞥，就這一眼讓我記住了她。她的眼睛後面蘊藏的惡毒，甚至那一瞥之間就將眼光所掃過的地方全部覆蓋，讓人不寒而栗。
她先是將世界上的邪教所干過的令人發指的事條條羅列，接著強調《人民日報》關於煉法輪功「自殺」、「剖腹」、死了多少人等謠言。提到法輪功時，她的語氣格外充滿仇恨，音量大到極限，通過高音喇叭傳出來，只覺整個禮堂都在跟她一起叫囂。講到最激動處，她幾乎要用力過猛而從講台上摔下來。
正當我努力約束自己，不讓自己的情緒被布滿禮堂的惡毒喧囂帶動，禮堂後面突然響起一個洪亮的聲音：「法輪大法是正法！」
我轉過頭去，只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鶴立雞群站起來，好幾個警察瘋狂向她撲過去，捂嘴的捂嘴，扭胳膊的扭胳膊，三下五除二就將她拖出禮堂。幾個手持電棍的警察也跟過去，所有電棍一齊劈叭作響。
禮堂的秩序很快就恢復，「講課」的警察面不改色繼續叫著。幾個月後，有人在勞教人員醫院中見過這個老太太。她那天喊完那句話就被送進集訓隊。她在集訓隊的情形不清楚，只知她被送到醫院時頭上有好大的傷口，頭蓋骨可怕地露在外頭。
織毛衣的白癡
「系列講座」還沒講利落，毛衣活又來了。之前，我常看到二中隊的人下樓去食堂吃飯時，手裡抱著毛衣針，胳膊或衣服扣子上掛著盛線球的塑料袋，邊走邊織。我心想：這也太過分了吧，走路還織？
這天警察突然通知我們，二中隊接了一批織活，時間很緊，我們隊必須分擔四十件。各班馬上選一個「勞動員」到隊部「學活」。
勞教所每班有一個「勞動員」，負責去學生產技術、工藝流程和質量要求，回來後教會班裡其他人，再將分配到本班的任務分到每人手裡，並保證本班所有產品的質量。
我被指定為三班的「勞動員」。到隊部辦公室時，看見裡面坐著從二中隊請來的「技術員」，幾個人已圍著她在學。她叫張蕾，脖上掛著一根皮尺，鼻尖冒著細密的汗珠，年齡只有二十多歲，可頭發已經花白。「在勞教所，我就看這張床親！比媽還親！」這句話就是她說的。她是因販賣黃色光盤進來的，好象判了兩年。在勞教所三教九流中，「販黃」的人有著貴族般的優越感，不大看得起其他人，她們和班長、小哨及「質檢員」一起，組成勞教人員的「上流社會」。
張蕾教得很細心，我起的頭太松，她替我拆了三次。西方社會一直在譴責中國的勞教所和監獄的強制勞動制，但許多勞教人員已接受這樣的觀念：被判勞教就該拚命干活，哪有犯了錯誤還讓國家白養活的道理？
勞教所每年都有利潤指標，不能不完成。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許多工廠都停業，「找活」不是易事。但勞教所的人工成本約等於零，這一競爭優勢誰也比不上，所以當一般工廠都找不到活時，勞教所總是有「生意」。北京女子勞教所幾個比較固定的主顧是附近幾家鄉鎮企業，它們接了出口訂單再以低價轉包勞教所，從中漁利。我知道名字的有「順華」和「鳳凰」兩家針織廠或毛衣廠。那幾個加工廠的小師傅經常出入勞教所來教新工藝、把關質量，張蕾等「質檢員」跟她們混得很熟。
我學了一晚，才知道大概程序。最難的部分在於尺寸的把握，因為是出口的統一產品，工藝要求很嚴，比如說100行織出來必須是50公分，長了短了都不行，誤差不能大於1公分，否則就得拆了重來。這點最難，許多人曾拆得直哭鼻子。
從沒織過毛衣的人更麻煩，就跟小孩剛學寫字，連毛衣針都不知怎麼拿，哆嗦半天也織不成片，一急手裡還直出汗，白線都織成黑的。
記不得我們趕織了多少天，只記得天天都得從早上五點半一直熬到晚上一兩點，困得死去活來，才能按時完成定量。這時我再也不覺得二中隊的人走路都在織毛衣過分，只恨自己沒有塑料袋盛線球效法她們。
這天終於將四十件毛衣交上去，晚上「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等著就寢通知，等到半夜，卻等來入所隊交上去的四十件毛衣有三十九件都不合格的消息！而毛衣明天就必須上飛機，不能延誤交貨期！
分管生產的小哨站在門口，看著我們一張張困得苦瓜似的臉，「仗義」地說：我知道現在就是打死你們也改不出活了，這樣吧，我讓集訓隊的張麗幫你們搶一下，你們每班出兩人去給她打下手。明天白天我給你們請示讓你們睡覺。
這時，我已困得想吐，但一想班裡就我還算手快，我不去誰去？
我硬著頭皮答應，小哨叫一聲：「好！夠意思！」，就將我和另一名法輪功學員帶到臨時辟作集中「搶活」的禁閉室。
禁閉室有三個鐵籠子，每個只有半人高。想來被關禁閉的人只能貓著腰待在裡頭。三個鐵籠子占了禁閉室一小半地方，其余地方則堆滿打回來的毛衣，每件都縫著一張小紙條，標著不合格的原因，有的是袖子與身子縫合處不平整，有的是領子少織兩行，有的是花樣排錯，有的是尺寸不合格。
張麗才二十歲，因吸毒進來的，很快就要到期走了。一年多的勞教期她的技術看來已老練得很。她有條不紊將毛衣上的紙條拿開，該剪的剪，該拆的拆，該縫的縫，然後將活一件件派給我們，指揮我們干這個干那個。她說，這算什麼呀，以後這樣的事多了，活最緊時，一個後片我們分成三人織，織出來將三截縫在一起，還不是照樣上飛機？你們想在勞教所混，就得學會縫活，有織錯的地方一刀剪了，改過來再縫上就是，都要拆了重織，哪有那功夫？
「縫活」是一項較難的工藝，就是將織物從中間剪開，將錯的地方改織過來，再用針將被剪開的地方縫上，縫完要一點也看不出修改過的痕跡。我後來學會縫平針，但縫花樣針的技術到底還是沒有學會。
我抱著分給我的活，拚命瞪著眼睛織著，恨不得找兩根火柴棒將眼皮撐起來。織著織著，只覺兩眼白茫茫直犯暈，一陣陣惡心，意志稍一放松就會一頭栽在那裡。
漸漸的，我感覺自己像一個白癡在夢游，對一切都失去記憶和知覺，卻還知道拚命織手中的毛衣……。
不知道天是什麼時候亮的，也不知道任務搶完沒有，或者什麼時候搶完的，只知道當通知我們這些搶活的人去樓道排隊到食堂吃早飯時，我心中空蕩蕩的，有種受騙感。答應向警察要求讓我們睡覺的小哨不知去向，新接班的警察白天照樣讓我們開到地裡去種草。漫漫長日，我每時每刻都在拚命集中意志，但每時每刻都像飄在夢中茫茫然，只有大腦深處無比遙遠的某個地方有個模模糊糊的恐懼。一個意志要隨風飄散，精神要分裂的恐懼，一個成為走到哪裡雙手都奮力織毛衣的白癡的恐懼……。
從這天起，我對「不讓睡覺」恐怖，有了刻骨銘心的認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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