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6日訊】黃花崗編者按語：「右派份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還原一九五七》一書，無疑會成為一部真正還原了「一九五七」的學術著作。其充滿著學術精神的嚴密論證，特別是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毫無戀情和決絕之慨，猶將他對「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追述，推升到了一個更其純凈和高遠的歷史境界……
本期連載還原一九五七──《探源篇》的第三部分。
三，說來說去還是「陰謀說」
毛澤東氣急敗壞，一怒之下甩掉了「陽謀」這塊遮羞布；現在更加無恥地原形畢露。他說：「我他們不愛，給他們自由，讓放出毒素。你講我陰謀就陰謀，大魚、小魚一起釣，特別釣吃人鯊魚。」雖然這比說「你講我男盜女娼就男盜女娼」更加無恥和無賴，但這總算是他打自己嘴裏承認了是「陰謀」。
第一，果如前引統戰部李維漢部長所說，「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這時候部長還蒙在鼓裏的話，那麼，隨後他便成為「引蛇出洞」陰謀的施工者了。
據第一號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回憶道：
「5月15日，毛澤東致送《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給中共高幹閱讀。信中，老人家把共產黨人分為馬克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把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分為左派、中間派、右派。並指出『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
「這邊廂，民主黨派裏的兩個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見，獲得了『東南風轉西北風』的天氣預報。他們完全三緘其口，靜觀以民盟農工為舞台中心，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角色的一台踐踏知識份子、打擊民主黨派的慘劇。那邊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還在積極響應中共中央整風號召，大講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光明未來，宣傳『鳴放』，鼓勵『監督』。」
「為了把昔日的朋友製造成為今天的敵人，並讓全社會認可，毛澤東在上海發出了指示：『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鬧。』『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這羅網，便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召集系列整風座談會。
「座談會是從5月8日起召開的，先後搞了13次。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發表意見，來幫助中共整風。
「座談會的頭幾天，父親沒有去。一則，他的意見早就發表過了，二則，他正拉肚子。
「李維漢很著急父親不入圈套，便親自撥電話敦請：『伯老，你一定要去參加座談，給我們中共提提意見呀。』
「5月21日，實在跺（音：托）不過李維漢的面子人情，父親去了，行前還跟母親講：『今天開會，我真不知說什麼好？』
「進了會議室，他被請入主賓席-在頭排大沙發入座。這顯然是一個必須發言的席位。果然，親自坐鎮的李維漢點名要父親『給中共提意見。』
「父親講了幾十分鐘，他談到政治設計院問題；聽意見於基層『放權於部』會，發揮管理機關的作用問題；國務院會議程序問題；及檢查歷次政治運動的建議。最後父親說：「我的講話不是靈感和一時高興，所提意見也不都是那麼嚴重。無非是希望共產黨改革體制，改善領導，在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方面前進一步罷了。』他講話的時候，李維漢一直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
「對李維漢而言，章伯鈞是他釣到手的一條大鯊魚，自可邀寵於毛。但遠非只此而已，在他的《回憶與研究》中還記載著如法炮製的其他 陷阱：
「工商座談會期間，有人提出真正的資本家與會不多，代表性不夠，於是又不斷擴大規模，找到了北京的吳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會鳴放，後來這些人都被劃為右派。」
第二，當時上海有人問劉賓雁：「黨中央整風的決心大不大？」劉是個年輕氣盛、忠誠直率、從不設防的人，他隨口答問：「毛主席的決心大！至於黨中央嘛，還得走著瞧。」後來傳說：「劉少奇、彭真一線，向毛主席施加壓力。」 現在真相已明，當他們對毛的「引蛇出洞」陰謀心領神會時，黨中央就成為一個共同迫害知識份子的沆瀣一氣的陰謀集團。各個領導都是施展陰謀詭計的能手。他們用實踐證明：「有人說這是陰謀」是千真萬確的，現在，讓彭真現身說法。
戴煌說，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陰謀詭計而被劃為右派的。我讀他寫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感慨萬分。他的歷史能紅得滴出血來，幼年當兒童團長，十幾歲參加新四軍，後為中共打內戰，當隨軍記者，建國後到新華社，參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還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1956年到外交學院調幹培訓，他是班級的黨支部書記。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那篇遺臭萬年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在全國大張旗鼓地掀起了反右運動。在這之前，他沒有提過意見，寫過大字報。
反右展開之後，彭真親自召集了首都高校黨支部委員以上幹部的聯席會議，戴煌參加了，望著彭真那偉岸的身軀，滿面的紅光，誠懇的態度，聽著他宏亮的嗓音：
「反右歸反右，整風歸整風。我們黨內的同志，機關的同志，還要繼續幫助黨搞好整風。有什麼說什麼，有什麼問題還得改什麼問題。經過前一階段的整風，表明黨內的問題的確不少……我們有些黨員幹部就像封建把頭一樣，騎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這樣的人不整整行嗎？
「所以，我們黨內的同志應該說，而且說錯了也不要緊，和『章羅同盟』他們攻擊共產黨，企圖和黨在中國平分秋色，顯然不是一種性質……」
彭市長的一番話，引起他審視自己的黨性，心中明明有一些憂心的問題，如回到蘇北故鄉，看到慘敗的景象和鄉親的怨聲載道；以及認為，神化與特權是中國的最大隱患。這些並未積極向黨提出，幫助黨整風。
6月13日，新華社召集在外交學院學習的同志開了一個座談會。他發言了，主要是談反對神化與特權。他指出，現在已經開始了對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說過的話，不管對不對，科學不科學，那就一定千真萬確，一定是馬列主義真理。
他批判毛主席最近會見南斯拉夫代表團的談話。毛說，我們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還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有6億人口，打掉了3億人，還有3億人，一樣建設社會主義。可帝國主義國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趁機起來造反了，從而引起世界範圍內的革命……
戴煌認為，就說美國人民吧！他們今天活得好好的，憑什麼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車，去揭竿而起鬧世界革命呢？
後果就悲慘了：挨批、挨鬥、劃右派、勞改……百般苦罪，概括為一言：「九死一生20年」。
第三，引蛇出洞的伎倆，屙膿尿血的人格，賣國的嘴臉，鱷魚的眼淚。說的是，周恩來不殺王造時，王造時卻由周恩來而死。
王造時是政治學博士，29歲的大學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為羅隆基、彭文應）之稱，長有「愛國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鄒韜奮對他的評價是八個字：「天真爛漫，篤實敦厚」。
所謂「七君子」，都是救國會的頭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沈鈞儒、沙千里、李公僕、章乃器、史良。在周恩來操控下，以抗日為名，大事反蔣。於1936年12月22日他們以「危害民國罪」被關進蘇州高等法院監牢。他們雖被利用，但確是出於愛國熱忱，故獲釋後，得到「愛國七君子」美名。我謂「利用」；你不相信嗎？試看，「愛國七君子」若真的愛起國來，中共又是何種態度？
1941年4月15日，《新華日報》頭版：「塔斯社莫斯科13日電」
條約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與日本天皇陛下，願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茲特決定締結中立條約，因此雙方任命各自代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長維拉徹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岡洋右及特命駐蘇全權大使建川美次陸軍中將，為各自代表。雙方代表互閱國書，均屬完好妥善，當即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第二條、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
第三條、現行條約自締約國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滿前一年，倘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即自動再行延長五年。
第四條、現行條約當從速呈請批准。批准證件當從速在東京交換。
現行條約用俄文及日文繕寫兩份，由上述雙方代表簽字蓋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於莫斯科。莫洛托夫（簽署）；松岡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宣言
遵照蘇日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締結之中立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於莫斯科。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簽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崗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消息傳開，輿論譁然，各界人士反應強烈。中華民國政府鄭重聲明，對條約涉及中國的部分宣佈無效，並指示駐莫斯科大使要求蘇聯方面澄清。
親蘇親共但又自認是中國人的人士，不僅無法面對別人的質問，也無法面對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義憤填膺。黃炎培在日記中寫道：「4月7日2時，招周恩來、董必武來，舜生、伯鈞也到，請中共表示態度。周極言蘇聯此約乃其一貫之政策，與對華毫無關係；至中共態度，決不因此變更云云。董略同。」
黃炎培等，他們的救國會經過討論，表明態度，由王造時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內稱：「今貴國於4月13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並發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謂『滿州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佈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且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這一下可大大地觸怒了中共，同時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賣國嘴臉。
章乃器的妻子鬍子嬰在她寫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資料選輯》第82輯，第80頁）中回憶道：「1941年，蘇聯因戰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其中有涉及中國主權的地方，國民黨報紙即借此攻擊蘇聯。救國會也發表宣言對蘇聯提出抗議。周恩來同志知道後，認為這樣做不適宜。沈蘅老表示救國會要作自我檢討。章乃器對這件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救國會發表宣言是救國會的事，共產黨無權干涉，救國會也不應該檢討。他爭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國會。章乃器退出救國會時，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沒有接受。」半年後，他們夫妻離婚。這事我們不管，我們關心的是其賣國。
共產黨對王造時記仇在心，解放後先讓他失業，後給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當上了中央大官。而且，1949年毛澤東去蘇聯給斯大林祝賀70大壽時作為獻禮，就在民主黨派中唯一地宣佈解散了救國會，以謝罪於斯大林大元帥。
在《沈重的1957》中載有王造時的有關此事的遺稿：1957年寫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的交代」，其中寫道：
當時，「在重慶救國會的重要負責同志開會討論這件事的結果，認為救國會運動是由於日本侵略東北而起的，中國抗戰也是為著這個問題。蘇聯雖是我們最好的友邦，但是這個協定實在地對中國是一個打擊，大家認為有公開表示的必要，當場推舉我起草，張申府審查。我隨即擬了一個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表示該項協定是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認為是很大的遺憾。張申府看過之後，旋經開會修正通過。當時我們七個人（指「七君子」-引者），除鄒韜奮同志生活書店被迫已遷往香港外，我們六個人都在重慶參加會議。（記得王炳南，張友漁同志等也參加會議。）開會決定：由沙千里謄清兩份，於次日在史良家簽字。簽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僕、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揚、鬍子嬰和我九人……」（第106頁）
這封公開信被說成是反蘇，反共，反斯大林。為縮小打擊面，造謠說是王造時一人幹的。
「當時黨的個別領導人按照《真理報》的調子，說成是斯大林的一種策略：讓日本的矛頭向南（專門侵略中國-紫丹，下同）不向北（不打蘇聯），免使蘇聯腹背受敵，便於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國。因此，那條約及宣言是正確的。」（第107頁）
王造時政治上受冷遇，經濟上處困境，心理上陷苦悶，採取了少說話，不寫作，免是非的消極態度。
1957年的春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好一派萬紫千紅！中共中央統戰部消除對他的誤會。3月27日傍晚，周總理接見了他，晚宴上，一邊給他夾菜，一邊聊天，回憶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歲月。後來又談到讓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復救國會的問題。實在可以說是 枯木逢春。王造時舒心之情，可以從他1957年6月12日早晨寫給周總理的信中看出：
周總理：
二月下旬我進京參加全國政協，三月間與統戰部兩度談話結果，得將1941年日蘇互不侵犯協定所引起對我的誤會及其間的是非問題，相與澄清，多年來私衷的悶惑，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運的是您在萬機待理之中還邀請我作一懇談。您那沖曠的襟懷，誠摯的態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種為國家為人民多方謀慮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動，永不能忘。您提出我來北京工作及恢復救國會各節，我定當從祖國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慮。同時，請您接受我至誠向往之忱，隨時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夠為社會主義建設辛勤工作，無負盛意……」
關於「恢復救國會」，遺稿記載：
「3月27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總理召見。在談話中周總理曾經問我是否考慮恢復救國會的問題（既然恢復，何必解散？-紫丹，下同）我答覆說要問沈鈞儒，史良和其他與救國會有關係的朋友（為什麼單單問你？）。周總理說，當初解散救國會是一個錯誤。毛主席看見民主黨派抗美援朝的聯合宣言沒有救國會的名字，認為是一種損失（裝迷！那是誰叫解散的？）。周總理說我當初反對解散是對的。（那就是說，第一，當初你是反對解散的，這一點先肯定下來；第二，你是對的，黨是錯誤的，別人不反對也是錯誤的。）我答覆說，我當初也不是絕對反對解散，我當初的意見是如果其他民主黨派解散，救國會也就應當解散；如果其他民主黨派還有歷史任務，救國會也就考慮不解散……（真是糊塗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當初為什麼單單提出解散救國會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個民主黨派？現在又為什麼單單問你是否考慮恢復的問題，而不問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現在都是比你更具分量的呀！你呀你！王博士。人家賣了你，你還要老實巴腳地替人家數身價）」。（第109-110頁）
王造時誤以為報國有門了，積極性也上來了，熱情地投入了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之中。他這條本來是凍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氣給哈出了洞；正好給共產黨劃右派。
不僅僅鬥他現行的右派言論，還挖他反蘇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帥的歷史罪惡以及要「恢復救國會」的陰謀活動。七鬥八鬥，他受不了了，就又向總理發出求援信：
恩來總理：
六月十二日晨緘上一函，並附呈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和上海市政協的發言兩紙，想蒙鑑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學會（我忝為該會副會長）及市政協政法組（我忝為該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談會，主要對我在宣傳工作會議及新聞日報座談會的發言，作尖銳的批評，我得到了很好的啟發和教育。但在批評之中及各報發表關於我的消息，動輒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右派份子的帽子，私衷實不勝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來，由於家庭疊遭不幸事故，加以自黨對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緘默，不敢有所獻議，誠恐言或失當，於公於私都無好處。本年三月間在京得有機緣同統戰部及救國會諸友暢談之後，相與澄清了一些歷史上的問題，複蒙我公召見懇談，猥承勉勵，精神為之一奮，私衷自矢，今後對黨對社會主義，更應竭忠盡慮，以圖報答。適值黨大力號召放鳴，廣開言路，我鑑於官僚主義相當普遍，激於愛黨愛國之情，感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殊不料由於對政策的體會不夠，對社會的觀察不周，所發生的客觀效果徒加了黨和政府的困難，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此雖非始願所及，但後果責任理應由我來負。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亂之誚，我不僅愧對黨國，愧對我公，抑且愧對自己。我將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地作一書面檢查，以冀彌補損失於萬一。但若強我承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右派人物，則違心之言，我所不為。恐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也無裨益也。
承您關懷備至，我當此疑難，心懷又不免向往您處。誠知您正在開人民代表大會，原無暇晷處理瑣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參加人代會的劉述周部長，由此間負責同志約我面談，指示對我的要求，使我能夠認識問題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書面檢查，糾正不良影響，同時不強我作言不由衷之論。如果您認為我當面聆教更為妥當，我也可隨時入京趨謁。
我的長兒長期患精神病於上海醫院，幼兒初患精神病於南京醫院，長女神經曾受刺激在家修養，而愛人則於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個人也有血壓嫌高及風濕痛之病，自顧孑然一身，原無所求。如能以殘餘年華追隨黨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磚一瓦之用，而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誠衷心所祝，殊不願抑鬱困死，徒負您臨別相期的至意。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諸希諒察。謹致
最敬仰的敬禮！
王造時上
就像我們可以「預報」準確昨天的天氣一樣，我們充當事後諸葛亮可以判斷周恩來決不會給他回信，相反，倒會去問一問他信上所說的「劉述周部長」：「王造時這棵大毒草鋤得怎麼樣了？」
可憐的著作等身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成了被人奚落為「檢討」等身的王博士。最終死於上海第一看守所。
當七君子住國民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去解救他們，神氣十足地斥責庭長道：「我們有事要找院長，他為什麼不見？就是蔣，我要見，他也不敢不見。你們的院長為什麼不出來？」
王造時被釋放出獄時，帶著他在獄中翻譯出的他老師拉斯基的名著《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一書。
當他住共產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啞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釋放，死時還帶著手銬一副。
倒是周恩來總理有情有義，《沈重的1957》寫道：「一份關於王造時病危的報告，終於送到周恩來總理手中。
「人民的好總理馬上打來了長途電話，要求盡力搶救王造時先生。王造時被送往上海瑞金醫院搶救……
「然而，王造時此刻已危在旦夕，氣息奄奄，帶著手銬躺在病床上。聽說周總理打來電話，他鬍鬚邋遢的嘴角漾起笑意。」（第79-80頁）三天後他死了。
他的小女兒王海容，因不與父親劃清界限，也劃了右派，剛在醫院動了乳房癌大手術，現拖著沈重病體邊哭邊奔，趕往上海龍華火葬場。
說了半天，還沒說王造時的右派言論是什麼呢！
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第五版上，載有他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的「放毒」，題目是「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還配發了他發言時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說：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難。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穀；做魏徵的非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這就是他 獲得「自比魏徵，向黨進攻」的罪名的根據。
第四，「大約三年以前，在香港的一本《華人世界》刊物上，我讀到了徐鑄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忘記了，裏面寫到的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難忘：
「反右鬥爭初期，周恩來還召見過一次時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龍雲，要他承認和時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全國政協常委的陳銘樞，結成一個『龍陳聯盟』。如果他能答應下來，周恩來保證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變。
「儘管自己已在報紙上的一篇篇批判聲中岌岌可危，卻沒有片刻的猶豫，龍雲當時就拒絕了，他說：這真成了天大的笑話，國人眾所周知，過去我是雲南的土皇帝，土軍閥，而陳銘樞做過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代理過偽行政院院長，算是蔣介石的嫡系。將我們兩個風馬牛地捏在一塊，這事怎麼能行呢？
「軍人出身，戎馬半生的龍雲，比不得多愁善感的章伯鈞，只要他第一次不肯答應下來，那就永遠不會答應，即便如渾身都是外交細胞的周恩來，也就只有徒勞而返；或許，這事終究讓始作俑者覺得了某些荒唐，周恩來召見之後也就不見有新的動靜……」
徐鑄成先生還在文章裏提供了這段史實的出處：
「他是聽一位在國務院參事室任職的老人講的，這位老人是龍雲生前的好友。龍雲在雲南當土皇帝的時候，前者則在雲南省參議會做事。我想，無論是徐鑄成，還是那位老人，大約不會也風馬牛地捏造出這一段情節來，他們直到行將就木前說出來，寫出來，無非是要為歷史保留一點真相……
「顯然，不經十分警惕黨內黨外有人結成聯盟、可又偏偏嗜好在歷次運動中炮製出種種『集團』來的毛澤東的授意，周恩來是不會有這麼大的動作的。」（《禪機1957》第462頁）我所以寧肯逐字逐句照抄，而不轉述，一則是由於要尊重人家的勞動成果，這個資料及其觀點，是理應屬於胡平先生的，我不能掠美；二則，我認為，材料愈接近原始愈好。
不過，我們由此看到，毛澤東真是個黑心肝，爛肚子的人，始而把兩個「反貼門神不對臉」的人，硬著手脖打成「章羅聯盟」；繼而又要風馬牛地捏出個「龍陳聯盟」。前者，陰謀得逞；後者，陰謀流產。儘管毛的陰謀已玩得臻於爐火純青；。但你就相信吧：大凡陰謀家之成功，斷然只能是「得逞」於一時；試問：「章羅聯盟」於今安在哉？伴隨著「章羅聯盟，天下奇冤」的結論，陰謀家的嘴臉原形畢露，一同載入史冊。由中共左手捂、右手蓋的大陰謀家毛澤東的險惡、醜惡、兇惡、邪惡、罪惡的被全部、徹底揭穿，被全部、徹底清算，雖已拖過了上世紀末期，但決躲不過本世紀初葉。這是中國人民定要，也定能做到的事情！空口無憑，《誰是新中國》和「九評」在中國大陸引起的巨大反響，即為實證。
當然，人們也愈益認清了周恩來助紂為虐的角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