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日訊】在網上，我讀到吉林藝術學院戲劇文學教研室女教師盧雪松給學校書記的一封信，她因為在課堂上及課後與學生探討獨立電影作者胡傑拍攝的記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被學生積極份子告發，隨即被學校予以停課處罰。
這封信被其他網站轉載時標題都是《一位大學女教師在被停課處罰後寫給校書記的信》，這是一個相當消極的表述，它把作者置於一個被動的、無權者的、情非得已的位置。在某種意義上，作者確實陷入相當不利的局勢，被停課的後果是甚麼？處罰會不會從此記入檔案？她會不會從此失去教職？失去教職後對她會有甚麼影響？這對一個1996年才走上工作崗位的年輕教師又意味著甚麼？
但是，我在她的信中看到還遠遠不僅是這些，我看到飽滿的內心力量，舒展的價值觀和對領導長輩的信任。這是自由的姿態、積極的姿態，因此我摘錄她的話作為標題，將此文轉發在我們網站上。這句話的原文如此：”在大多數人平庸地選擇了苟且時，我選擇了讓靈魂自由地站起來”。
一個自在站立的姿態，一個自由靈魂的姿態，面對這樣的年輕人，我迫切地期待看到，作者所尊敬的劉書記，將如何歡迎和擁抱如此健康和美好的姿態，該校那些修習美術、戲劇和電影的年輕學生，該如何慶祝與這樣的靈魂的幸運相遇。
時值21世紀，林昭不幸遇害將近四十週年。她的靈魂如今正在我們浸透苦難的國土發芽，它勢必要在年輕的心靈中綻放花朵。正是她的不屈不撓、她的遺世獨立，構成了她的靈魂那種難以抗拒的美感，這種精神的魅力，當年的囚牢都沒有能夠鎖閉，今天難道還有甚麼人可以阻止它的成長和壯大呢？
這就是我在盧雪松老師的信中看到的第一點。
我同時也還想到——
假如在1957年，一封學生的告發信，足以讓盧雪松和林昭一樣被打成右派、像熱愛林昭的甘粹或者張春元一樣被放逐、被監禁，不知在甚麼窮鄉僻壤度過”地獄般的二十二年”。
假如在1966年，這封信、再加上這封信引發的連鎖反應，可能連打右派的過程都不必要，學生揮動皮帶、板凳，可以像北師大女附中的那些優秀女學生一樣，把她們曾經敬愛的女校長活活打死。
但是今天這個因果鏈斷了，它遇到了靈魂的屏障：
這個三十出頭的女教師，她堪稱林昭的同行，都是學中文、教傳媒的嘛；這個叫做盧雪松的女教師欣然告訴領導說：我的良知如此召喚，我的靈魂選擇站立。
在站著的靈魂面前，我好奇的是，讓盧老師停課反省的領導，難道真的願意看到盧老師從此泯滅良知、唯唯諾諾、變成甘粹養的那只籠中八哥嗎？那位告發盧老師的學生積極份子，難道你期待的藝術殿堂就是這樣的一隻鳥籠，由豢養你的人提到公園裡，重複那些年華老去者不知所云的”電冰箱……”車□轆歌嗎？我的天啊，你的藝術生涯如此開始，真是歪打正著的尤奈斯庫之《犀牛》版。
《尋找林昭的靈魂》，也許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片子，無論是普通觀眾還是專家學者，對這部片子都可以有、並且實際上也的確是有各種不同意見。它也許不適合在盧老師的課堂上放映，假如它和盧老師講授的中國電影課程內容沒有關聯，或者盧老師能夠找到更深刻地呈現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生活的記錄作品，或者比這部作品更具代表性的獨立影人的社會歷史題材記錄作品。但選擇甚麼樣的作品來講授，這樣的爭議不應該由行政處罰的方式來解決，而應該通過學術爭鳴、通過專家意見。即使是專家爭鳴，也不能由哪一個專家說了算，而應該推動持續的爭鳴和討論。即使這部片子必須批判，我們也要先看了再說；並且，最惡劣的教學莫過於老師在哪裏批判，根本不讓學生看是個甚麼東西。就算文革時我們批判《天鵝湖》，一些上級領導不也常常應群眾要求反覆放映，讓大家再批判一遍嗎？
我感到幸運的是，在我所任教的中山大學，曾經反覆播放過《尋找林昭的靈魂》這部片子。2004年三八節前後，我們曾在廣州校區和珠海校區連續舉行”婦女和其他邊緣人群——胡傑記錄片影展”，兩個校區超過五百師生觀看了《尋找林昭的靈魂》這部影片，並激發了熱烈的討論。《南方都市報》有關文化教育欄目的記者對這次影展作了相關報導，此後，在廣東美術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佛山圖書館先後有一千多觀眾觀看了這部影片。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廣州大學中的北大校友、林昭生前好友，知名的學者專家，包括中國科學院的院士接受了記錄片作者胡傑的採訪，這些採訪後來被補充到這部片子的修改版裡。記錄片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放映，有陳方正、龍應台等著名教授學者出席，影片播放後，全場靜默，散場後觀眾依然與作者久久討論。
在我任教的中文系，這部片子也是我們比較文學的研究生課程、本科比較文學課程和全校性公選課”婦女、性別與文化再現”的影像觀摩資料。我們連續兩年專門用上課的時間播放這部片子，並邀請胡傑先生親自前來，與學生共同切磋討論。2005年4月，在中山大學的小禮堂，由著名近代史研究專家袁偉時教授主持，大約五百多人在這裡再次觀看了林昭記錄片並且與作者交流。正是這個地方，孫中山先生曾在此演講，併發表名言：”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在我們”中山大學性別教育論壇”的網頁上，有”林昭紀念專輯”。一位研究生高泓在文章中寫道：”林昭在前，我們怎能不無數次無數次地反思，反思我們自己。或許我還沒有活到可以體會深刻的年齡，但在偶爾之時，我也會攤開自己的雙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一位本科同學
楊昊鷗輯錄了林昭生平資料，他寫道：”我在整理這個資料之前抱著僥倖心理在網上又進行了一次查找，終於找到了一個林昭紀念網頁，製作很粗糙，訪者卻是極多（http://linzhao.netor.com）。一時間，淚流滿面……但願有一天，人人都能夠知道：在這片古老而齷齪土地上，曾經有個叫林昭的英雄不屈地站立過；而她站立的姿勢，將成為這個民族不朽的圖騰。”
《尋找林昭的靈魂》這部記錄片，打破了歷史的禁區。在此之後，一些主流電視台也開始追蹤有關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歷史故事。2004年8月11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冰點對這部片子的完成和作者胡傑作了整版報導。有一個小道消息是這樣，今年春天礦難頻發，引起中央領導高度關注，為瞭解礦工生活狀況，高層領導人找來胡傑拍攝青海礦工生存狀況的記錄片《遠山》觀看。假如這是造謠的話，我希望有人能夠與黨和國家領導人核對事實。假如這不是造謠，怎能不說是民族之幸運、獨立製片影像運動之幸運。因為，如果國家政策制定者能夠有更多渠道瞭解民生疾苦，老百姓是不是就能少受罪？國家領導人都看此人之記錄片，藝術學校的學生卻要閉目塞聽，這就怪了。
我還有一些切身體會，想和盧老師和劉書記分享。我在高校任教也有二十多年，從來沒有被學生告過，但此記錄被今年的一封信打破。這封信署名全體同學，後來被證明全體同學的絕大部份不知此事。站在全年級同學面前，我說過一番話：你們對老師有意見，何必不當面討論。意見與意見的交流是平等的，你有批評的權力，自然，我也有反駁的權力。我們無需互相說服，可以任歧義相生、教學相長。但是你去對領導說些不實之詞，這是對我尊嚴的冒犯。我不能容忍的是剝奪我的尊嚴，讓我沒有尊嚴地站在課堂上。想想如若別人這樣對待你，你的感受是怎樣。
當時，我很想對那位寫匿名信的同學說幾句話，但我怕說重了，傷害了他，所以忍了又忍，沒有說出口。我當時想說的是：文革時你還沒有出生，你從哪裏學會了這種動用權力來制裁老師的做法？
你可以拒絕我講授的知識和觀點，但是，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和你想法不同、意見不一樣？你將來如何與這樣的人相處？難道你永遠要投靠權力控制他人的思想嗎？
假如你成功地讓所有人想法和你一樣，你有甚麼必要到學校追求知識、探索真理？須知，世界上惟一之真理乃無窮之差異，古希臘以來激勵無數哲人去思考的正是對這種不同、差異的求知熱情，甚麼時候學術是由權力來裁斷的？
假如同學知道你有此惡習，你將失去朋友；假如同事知道，會對你另眼相看；假如領導明智，你可能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假如領導不明智，你的幼稚會受到鼓勵，你心生邪念而不自知。
而你最大的損失可能是，再難有人生幸福之體驗。你將沒有機會說：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因為你的內心被自私、不負責任甚至是仇恨所驅動，你不懂得愛，以讓他人被權力束縛為樂。
我沒有陷入太多的麻煩是因為，在大師陳寅恪實踐其”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的校園，我有幸與這樣的領導共事。他們處變不驚，游刃有餘地接受了投訴，系總支書記和系主任從廣州親赴珠海調查，組織學生幹部座談會，聽取種種意見，並鼓勵大家繼續批評討論，且沒有對我的教學做任何行政干預。
而盧老師的經驗證明，不負責任的投訴確實是可以造成更大麻煩的，甚至可以剝奪一位教師的工作權利。
我願意相信，盧雪松老師所在的學校，盧老師所敬重的劉書記與我們書記主任一樣，是有獨立頭腦和獨立判斷的長者，是願意以親身努力讓年輕而自由的靈魂生長的榜樣。在下一位教師因放映《尋找林昭的靈魂》而引起爭議時，不至於有 人會援引此例說，吉林藝術學院曾因此對某位教師停課處罰，請你以此為鑒。現在國內各大院校都希望把自己的學校辦成世界一流大學，以本人在美洲、歐洲、亞洲 若干入流和不入流的大學游訪的經驗，沒有那所大學會讓一位學生的意見來左右教師的講授甚至這位教師的職位。如果一位學生的告發就能讓教師下崗，我不知道這 個學校是理性治校還是無理性治校。
《尋找林昭的靈魂》引發公開論戰意義深遠，而盧老師今天的說理如同林昭當年的抗爭一樣，在書寫我們民族高等教育的歷史記錄。在主流的教育體制內，如何讓獨立的知識和藝術贏得合法性，如何讓我們本土的歷史和經驗進入批判性思考的視野，這是我們無法迴避的現狀。正如盧老師信中所說，沒有法令禁止她所做的事情，但我們都知道，她的困難更是來自人們不明言的禁忌，沒有那種力量的支持，學生的幼稚也不能成事。
那種力量是甚麼呢？是今天社會中流行的虛偽、麻木和冷漠，是當下無信仰、無價值、無承擔的道德危機禁止她做有創意的教學；說禁止其實都輕了，實質是制裁和扼殺。由於過去思想專制的陰影，人們、尤其是領導者對獨立而有創意的事物心懷恐懼，這也不難理解。但中國還有老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難道因為自己怕，就寧願後世所有人都委委曲曲了此一生嗎？尤其危險的是，如果我們把裁判學術是非的權力交給根本沒有完成高等教育的學生手上，任他們以無知狹隘的眼界評斷學術、任其迎合權力的慾望發展，這會給在青年中鼓勵甚麼樣的道德風氣，且把甚麼樣的人才交給社會？難道要讓他們在揮霍了家庭和社會的資源後，再去建造新的思想牢籠危害人類嗎？難道中國人在上一個世紀經歷的浩劫還不足以讓我們謹慎戒惕嗎？
我要向盧雪松老師表示我衷心的敬意，我希望她知道，今天有很多中國人像她一樣有理想，知難而進。在中國廣東的汕頭，一片綠水青山處，一位年過七旬的老干>部、汕頭市原市長彭啟安十多年來跋山涉水、集資一千多萬，把那裏變成了墓碑林立、高塔向天、警鐘長鳴的墓園，這就是中國大地上第一座大規模公開祭奠文革遇害者的”文革博物館”。我記得在採訪彭市長時他說的一句話：中國人太苦了。這種不希望中國太苦的人，就是我們民族的脊樑，他們在書寫今天中國的歷史。
最後我還想說幾句個人的話，盧雪松老師，假如你是一位學士，希望你來報考我們比較文學專業的碩士；假如你是一位碩士，希望你來報考我們的博士。假如你是>一位博士，希望你來申請我們中山大學比較文學專業的教職，我們需要你的加盟，並為有你這樣的教師而自豪。儘管我的權力不足以決定這一切，但我願意說出我的心裏話，表示對你的支持。
2005年7月23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