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5日訊】一個民族不能沒有人格，一個人格喪盡的民族注定了被歷史所淘汰。
1936年，一代出版巨人張元濟為烏雲密佈的民族危機而憂心如焚、寢食不安，當時他正在校閱《史記》，常常為古史中的英雄人格所感動，因此他想到為青少年編一本書，以喚醒中華民族的人格，抵禦強暴，抗拒橫逆。他從《史記》《左傳》《戰國策》中擷取8篇故事，對原文作了適當的刪節（沒有改動），因為擔心原文不利於普及，他又全部翻譯成白話文，並在每篇後面加以評點。8篇故事包括《公孫杵臼 程嬰》、《伍尚》、《子路》、《豫讓》、《聶政》、《荊軻》、《田橫》、《貫高》，所涉及的人物卻不止上述9人，比如《荊軻》一篇就記錄了田光、樊於期、荊軻、高漸離四個人的慷慨就死。
1937年5月，離盧溝橋槍響不到兩個月，上海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商務印書館推出了古稀老人張元濟親手編寫的小冊子《中華民族的人格》（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3年出版的「萬有文庫」新版中正文部分不過52頁，附錄的詩文書信等倒在三倍以上），他在《編書的本意》中明確指出：「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並不是什麼演義彈詞裡妝點出來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裡。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夠表現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有的是為盡職，有的是為知恥，有的是為報恩，有的是為復仇，歸根結果，都做到殺身成仁，孟夫子說是大丈夫，孔聖人說是志士仁人，一個個都毫無愧色。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可見得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
張元濟編寫《中華民族的人格》還有一個原因，他在1937年9月應《大公報》胡政之的約稿寫過《我國現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一文，「近幾十年來，設學堂，講究新學，如今國內的大學有了幾十處，造就許多新人才，做成了許多新事業，國家受了不少的益處，但是在社會上迷漫著一種驕奢、淫佚[逸]、貪污、詐偽、鄙賤、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糟到這樣的田地，不能不說也是它的結果。」他認為這是當時的教育普遍「只注重新知識，將人格扶植、德性的涵養，都放在腦後」造成的，因此他主張教育要培養「堅苦卓絕的精神，高尚廉潔的節操」，從這個意義上，他甚至認為敵人的炮聲恰好震醒了我們。我認為張元濟之所以編寫這本小冊子，就帶有對症下藥的意圖。他的初衷在1940年3月26日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得很清楚：「弟於三年前輯有《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選自《左傳》、《國策》、《史記》，凡十餘篇，譯為白話，意在供中小學校學生之誦覽。頗慨嘆近來人格之墮落，思從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料近來墮落日甚。上海各報時借是書發言警眾。是書出版已經三年，不知先生曾見及否？茲姑寄呈一冊。」所以他之編書不僅有抵禦外侮的意思，更有扭轉社會風氣、抵抗人格墮落的宏願在內。這兩者往往是難以分開的
張元濟在《中華民族的人格》裡所選擇的十幾個（如果不包括田橫的五百多追者）人物，幾乎無一例外都屬於慨當以慷、勇於就死、捨生取義，他們的人格也是在他們的死亡中得到昇華。他在每一篇故事後面的「批評」是全書的亮點，幾句話就點出了這些豪傑人格力量的所在，他所仰慕的是：公孫杵臼死於忠，程嬰死於信；伍尚之赴死，對父親盡子道，對弟弟盡兄道，在他心中孝是人生的美德；「利其祿必救其患」是子路恪守的做人道理，所以朋友善意的勸說、阻止因此都無效，他認為這是子路的「見義勇為」，所以子路才會「結纓而死」，那麼的從容不迫；以報仇著名的豫讓報仇有道，寧可舍易就難，顯示出「正直的精神」；聶政之死乃是「士為知己者死」，英雄本色；荊軻刺秦王不成，千古流傳，殉難者中田光為守信而死、樊於期為仗義而死、荊軻為盡職而死、高漸離為復仇而死，他們都是「雖死猶生」；當天下已定於一，田橫英雄末路，雖也可不死，但他知「恥」而死，五百多人本可不死，但全部殉難，他們心中都有一個「恥」字；貫高九死一生，忍受無數重酷刑，僅是為主人辯誣，一旦達成目的，立馬就死，決不苟且，因為「吾責已塞」。
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張元濟倡導這樣的民族人格，用意顯然是非常清楚的，難怪日本人很懼怕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屢次想禁絕。1945年，在經歷8年苦戰，付出巨大犧牲之後，抗日戰爭終於勝利了，張元濟曾無比感慨地在好幾本《中華民族的人格》書前題辭。
「一二八」後，敵軍欲亡我國，嚴禁此書，妄冀消滅我國人之人格。豈知消滅不了，反益發揚。欣喜之餘，書此記痛。
這是他在8月20日、即「日本乞降後五日」記的
9月4日，盟軍「在東京灣受降後二日」，他再次在書前題辭：
「一二八」後日寇禁售此書，其用意可想而知。願我國人無忘此恥。
11月18日，他又一次在書前寫下「孔子曰殺身成仁。所謂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擲而人格不可失。……」
1937年6月，張元濟前往蘇州旁聽「七君子」案第一次庭審，遭到拒絕，憤然而歸。當月14日他寫信給鄒韜奮，贈送《中華民族的人格》一冊。16日，鄒在蘇州獄中回信「此間諸友陷身囹圄以來，個人利害非所計及，惟救國無罪與民族人格不得不誓死力爭。拜讀大著《中華民族的人格》，實獲我心，韜等所始終堅持生死不渝者正為先生諄諄訓誨者也。此書在國難危迫如今日，尤彌足珍貴。」
張元濟自己也一直很看重這本小冊子，1937年6月25日，他寫信給住在廬山、尚未最後下定抗戰決心的蔣介石，除了送上新出版的一部《二十四史》，還送了這本書，信中說：「國難日深，復興民族，必先提高人格，元濟近撰小冊，冀喚醒一般民眾，附呈一冊，並期裁教。」到1940年3月26日他給遠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適寫信時，還要「乞賜小序，當俟再版時錄入簡端，藉以增重。」
8月6日，他再次給胡適寫信表示：「倘蒙賜以弁言，尤深感幸。」
8月18日，胡適在華盛頓提筆為《中華民族的人格》寫序：「張先生愛國憂國的深心，是我最佩服的。我也相信『榜樣』的功效遠過於空言。」「但是我讀了張先生的小冊子，也有點小小的意見」，他認為故事所處的時代過去太久，少年讀者恐怕不能完全明了其意義，「所以我頗希望張先生在這些古代故事之外，另選一些漢以後的中國模範人物的故事；時代比較近些，使讀者感覺更真實，更親切；事蹟不限於殺身、報仇，要注意一些有風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國家重擔子人物。」他並且列出了二十多人的名單。不知道什麼原因這篇序後來並沒有用。
到1947年，張元濟已81歲。胡適於這年2月14日寫信給他，重提此事：「大作《中華民族的人格》……所收八人，大都是復仇俠士與殺身成仁的志士，範圍稍嫌過狹，不曾顧到中國民族的、積極的、建設的一方面。」建議增加馬援、諸葛亮、陶侃、王導、魏徵、陸贄、范仲淹、韓琦、王安石、張居正等人。2月19 日，張回信說：「《中華民族的人格》不過弟一時興到之作，當時正校《史記》，感於諸人之舉動足以振勵末俗，故寫成此書。我兄指為範圍過狹，誠是誠是。但欲增加建設方面人物，是為著述之事。雅意殷拳，非弟衰孱所能勝任。」
話雖如此，張元濟本人依然重視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直至1949年改天換地之後，他應邀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開國盛典」，期間他還不斷地將這本書送人，僅他日記中不完全的記錄，他曾先後將此書送給張治中、邵力子、高汾、張難先、吳玉章等多人。「中華民族的人格」是張元濟何時都不敢忘懷的，早年他投身戊戌變法如此，主持商務印書館、編印近代中小學教科書如此，即使抗戰八年間，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先遷香港、再遷重慶，而他則以董事會主席的身份留在上海，當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的鐵蹄踏進租界後，他也堅持不向日偽當局註冊，為防止日偽勢力滲入董事會，他託故不開股東大會，僅以印行古籍等少量業務苦苦支撐下來。在他自己身上就很好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人格，孟子所說的那種「浩然之氣」。
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張元濟說這些「都是造成我中華民族的人格的名言」，無論如何的世變滄桑，紅塵如煙，這些人格底氣、做人準則都是不會隨著時間而化為灰燼，而且會在新的時代裡獲得新的內涵，一次次地更生。一部二十五史從來都不乏慨當以慷的英雄，「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志士，無論面對外敵入侵還是專制壓迫，我們並不是沒有拍案而起的憤怒，長歌當哭的生命情懷，以及血性的反抗，捨生取義、毅然決然的選擇。然而，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一個民族不能光是教人赴死，為什麼不能向死而生？胡適指出其中缺少建設性的人物和事蹟，乃是很有見地的。由於人性的普遍弱點，趨利避害、苟且求生幾乎是一種本能，從容赴難、慷慨就義永遠都只能是少數人、個別英雄的選擇，而很難成為芸芸眾生傚法的榜樣。從這一意義上說，張元濟所提出的「中華民族的人格」只是幾千年來史不絕書的英雄人格，是一種高調的要求，而不是一條做人的底線。僅有個別的、單獨的、孤立的而不是群體性的英雄、志士改變不了我們的民族性格。魯迅說，我們向來缺少單身鏖戰的武人，其實一個民族在關鍵時刻，更重要的不是一兩個、乃至更多特立獨行的英雄站出來，而是成群的普通人站出來，英雄是很難傚法的，普通人的作為才可以效仿，才有可能產生不可估量的示範效應。
基於此，僅僅強調英雄式的民族人格是不夠的，在通往文明社會的道路中，我們更需要那種建立在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之上的獨立人格，那是可以普及的做人底線。1918年6月，青年胡適要為一個「男盜女娼」的惡濁社會引入「健全的個人主義」，就是要在遍地謊言中也能堅持「肯說老實話」，「要個人有自由選擇之權，還要個人對於自己所行所為負責任」，從而造就「獨立的人格」，這樣的人格建立在獨立思考和每個人自己對於所信仰的結果負全部責任的基礎之上，這是人格的底線，是一種更加合乎人性本身的低調要求，也是可以模仿的人格模式，因此可以普及、可以像野草一樣隨處生長、隨風而綠。當然，我並不因此否認張元濟在特殊的危急時刻倡導民族人格的良苦用心，更不懷疑他對古老民族懷抱的真實情感。比如張元濟已發現的貫高的「吾責已塞」即使對我們今天依然不無啟示，我們的民族作為個體往往缺乏一種責任感。
什麼是「仁」？張元濟的回答是「我們良心上覺得應該做的，照著去做，這便是仁。」在他看來，仁即是人格。胡適也說殺身成仁的「仁」就是捍衛做人的尊嚴。他們從一個側面很好地解釋了綿延數千年不絕的「仁」的含義。不過，他們並沒有看到「我們固有的精神」的缺陷與不足。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指出，「人者，仁也」，從字源上說「仁」就是「二人」，在我們中國文化中，人只有在與他人的關係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等等都是如此，所以有高度發達的人際關係，將人生大量精力都消耗在處理人情世故的網絡中。我常常想起《紅樓夢》開篇的那兩句詩：「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兩句詩極富概括力，實際上，中華民族向來所重視的也不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而是世故成熟的人際網絡中的人，所以即使是張元濟賴以弘揚民族人格的那些古代英雄們，或為保護主人的遺孤而獻身，或為親人朋友復仇而死，或為知己者而從容赴難，或為信，或為義，或為恥，總之，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做鴻毛，而毫不猶豫地獻給那個自己認定值得奉獻的他人，甚至連眼睛都不眨一下，這樣的人格風範固然慘烈、固然悲壯，固然也很雄渾，很過癮。在古老農業文明背景下，毫無疑問他們代表的就是古代人格的標高，是難以踰越的紀念碑。然而，當我們跨進近代的門檻之後，「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是遠遠不夠的，如果把這些壯舉放在現代文明的天平上，我們就會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問題，正如前面說的，其中所缺乏的就是那種獨立的人格，由「健全的個人主義」所支撐起來的獨立人格。我們今天的人格榜樣首先應該是秋瑾、蔡鍔、宋教仁他們，林昭、顧准他們，而不應該繼續停留在「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荊軻、有五百多人為他殉難的田橫、「君子身可殺，冠不可落地」的子路等人身上，這裡面有古代與現代的不同。隨著時間的流逝精神的資源也是需要更新的，如果說「孔聖人」、「孟夫子」的思想代表了正在逝去的古老文明，那麼愛因斯坦、顧准、哈維爾、米奇尼克等現代人物的傲岸人格指示的正是人類嶄新的希望。
──轉自《傅國湧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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