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1日訊】郭嵩燾是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但他在臨危受命出任首任駐英大使以前，曾有一段因「反腐」反受打擊、仕途受到重挫的痛苦經歷。這段經過，當成前車之鑑。
1818年，郭嵩燾出生在湖南湘陰一戶地主之家。18歲那年，他考中秀才，第二年進入著名的岳麓書院讀書。強調經世致用、堅忍不拔，不尚玄虛、拚棄浮詞是湘學傳統，而歷史悠久的岳麓書院一直是湘學重鎮。正是在岳麓書院，他與曾國藩等人相識，互相切磋學問，砥礪氣節，成為志同道合的至友。
雖然郭嵩燾曾考中舉人，但後來接連兩次會試都名落孫山。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薦，於1840年到浙江給浙江學政當幕僚。但他並不甘於游幕生涯，又幾次赴京參加會試，終於在1847年第5次參加會試考中進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雙親相繼去世，依定製他只能回家居喪。
就在回家居喪這幾年，正遇太平天國起義。1852年，太平軍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風而逃。而同樣鄉居的左宗棠、曾國藩對是否出山鎮壓太平天國都曾猶豫不決，而郭嵩燾則力勸他們出來建功立業。以後曾、左都成為功勛赫赫的名臣，他總以自己當年的「力促」為榮。勸他人出山，自己當然也難甘寂寞，隨後幾年，郭氏一直隨曾國藩參贊軍務，多有建樹，同時在官場中建立了一定的「關係」。1856年年末，他離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編修。
在京都，他深得權柄赫赫的戶部尚書肅順的賞識。肅順性情剛嚴，以敢於任事著稱，主張以嚴刑峻法改變當時吏治腐敗的狀況，屢興大獄，唯嚴是尚，排除異己，但由於他深得咸豐皇帝倚重，其他人對他是敢怒不敢言。與其他滿族權貴猜忌、排擠漢人不同，他卻主張重用漢族官僚，對以曾國藩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視。由於肅順的推舉，郭嵩燾在不長的時間內就蒙咸豐帝數次召見，自然受寵若驚。咸豐帝對他的識見也頗賞識，命他入直南書房。南書房實際是皇帝的私人諮詢機關，入值南書房就意味著可以經常見到皇帝，參奏軍國大事。咸豐帝還進一步對他說，南書房筆墨之事並不多，然而之所以命令你到南書房，「卻不在辦筆墨」，要他「多讀有用書，勉力為有用人，他日仍當出辦軍務」。明顯對他寄以厚望。
不久，咸豐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線隨僧格林沁幫辦防務，頗有些今日「掛職鍛鍊」的意思。1859初，郭嵩燾來到天津僧格林沁處。但僧格林沁這位蒙古王爺根本不把郭嵩燾這位南方書生放在眼中，對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燾本就文人氣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親派，並且明確他與僧是「平行」，不是「隨同效用」，所以也嚥不下這口氣，更不明白「掛職鍛鍊」應少管事的道理，反而盡職盡責，結果僧格林沁更為不滿，因此兩人合作極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由於山東沿海貪污嚴重，咸豐帝命令他前往煙台等處海口查辦隱匿侵吞貿易稅收情況，而對他一直不滿的僧格林沁卻派心腹李湘棻作為會辦隨行。雖然郭嵩燾無「欽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員都知道他是皇上親派檢查財務稅收的大員，因此對他的接待格外隆重，並都備有厚禮。沒想到郭嵩燾向來清廉方正，嚴於律己，規定「不住公館，不受飲食」，更不受禮。他的隨行人員因不能發財而大為不滿，那些地方官也尷尬不滿，因為他破壞了官場腐敗已久的「遊戲規則」。到山東沿海各縣後，他認真查賬，發現從縣官到普通差役幾乎人人貪污稅款，賄賂公行，而且稅外勒索嚴重驚人，超過正稅四倍多。他立即採取種種有力措施整頓稅務，堵塞漏洞，並設局抽取釐金。所謂「釐金」是清政府在財政極端困難時為鎮壓太平天國專設的捐稅，郭嵩燾想整頓、減少其他易為官員中飽私囊稅、費，而通過新設釐局使稅收真正為政府所得。這些措施嚴重侵犯了當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們自然極為不滿。而設局抽釐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為在政治嚴重腐敗的情況下，新任釐局紳董也一樣貪婪。結果釐局剛成立不久，就發生了福山縣商民怒搗釐局，打死新任紳董的騷亂。儘管如此，這次稅務整頓還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稅收。但郭嵩燾萬萬沒有想到，正當他自以為有功於朝廷的時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東查辦貿易不妥、交部議處的通知。
原來，書生氣十足的郭嵩燾根本沒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監視自己的舉動，並隨時向僧格林沁匯報。所以他對僧格林沁派來的這位「會辦」竟毫無防範，郭嵩燾開設釐局後，李即向僧報告說如此大事竟未與他這個會辦商議便獨自決定。這個報告使原本就認為郭嵩燾目中無人的僧格林沁大為光火，認為不與自己派去的「會辦」商議實際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與會辦李湘棻同辦、未與山東巡撫文煜面商便派紳士設局抽釐以致民變為由，上奏要求彈劾郭嵩燾。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見當然深為朝廷所重。而且，迂氣十足的郭嵩燾在處理山東沿海稅務卻與山東地方大員、山東巡撫文煜少有溝通協調，也使文煜大為不滿，站在僧氏一邊反對他。1860年元月，郭嵩燾被迫離開山東返京，悲嘆「虛費兩月搜討之功」，「忍苦耐勞，盡成一夢」。
返京途中他備受冷遇，與來時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鮮明對照，使他飽嘗世態炎涼，領略到官場的勢利。回京後，他受到「降二級調用」的處分，雖仍回南書房，但實際已是閒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燾懷著孤憤鬱悶的心情以回籍就醫為由黯然返鄉。其實，素有識人之明的曾國藩早在岳麓書院讀書時就認為郭嵩燾識見過人，但書生氣過重，能著書立說，更是出主意的高參，卻不是當官的料。此番整頓山東沿海稅收的失敗，就說明了這一點，如他不知通權達變，不注意協調極為複雜的各方關係，認為只要嚴於律己一心為國，便可雷厲風行，不顧一切採取強硬措施反貪反腐。
不過，這次反腐失敗固然有郭嵩燾個人的因素，但根本原因還是此時社會、官場已從根腐敗，他的作為實際已與整個社會風氣和官場成例衝突。其實，他在評價肅順屢興大獄、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時說明他其實也明白此點：「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今一切以為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為顢頇一也。顢頇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繫人心之本，顢頇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故某以為省繁刑而崇實政為今日之急務」。也就是說，根本原因在於「顢頇」，即制度本身存在巨大缺漏，制度本身不合理，使各級官吏有機可乘，時時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而「向者之寬」，即吏治早已廢弛鬆懈，在這種環境中能長期抵擋巨大利益誘或、潔身自好者畢竟不多，因此造成了「無官不貪」的局面。在這種一直十分「寬鬆」的情況下，突然嚴厲反腐、僅用重典嚴懲的貪官污吏再多其實也只是少數，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錮弊滋甚」。他眼光過人地看到，以前對官吏貪瀆的「寬」當然是「顢頇」，但現在把腐敗嚴重的原因僅僅歸結於以前的「寬」而看不到是體制本身不合理造成的，因此不追究腐敗的根本的原因、不作體制性改革而突然嚴厲反腐，其實與以前的「寬」一樣，也是一種「塗飾」，也是不願冒「崇實政」、不願冒風險進行艱難的體制改革從根本上「反腐」，所以也同樣是「顢頇」，而這種「嚴」會使許多官員因貪下獄，弊病也十分嚴重。而且，體制存在巨大漏洞必然會「無官不貪」，在這種情況下「寬」反可以寵絡、維繫官員；而這種情況下的「嚴」反有可能反使各級官員人人自危，影響統治者的施政效率和官場平穩，甚至很可能禍及反腐者自身。後來，肅順在與慈禧、奕訢權爭中失敗被斬首而亡時，不少官員拍手稱快，證實了郭嵩燾的斷言。確實，解決反腐問題的根本之途在於「崇實政」，即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革，這樣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統治穩定。
郭嵩燾此次反腐失敗還值得注重的是，僧格林沁是清王朝的忠臣，並非貪贖之輩，最後還為清王朝戰死，但他為了自己的「權勢」卻反對、破壞了對王朝根本利益大有好處的「反腐」。各級官員，甚至是「清官」，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凌駕於「整體」之上，因此「反腐」必須排除來自各級官員的干擾，破除他們對腐敗者的保護。
此時，清政府面對的是自身的系統性腐敗。所謂系統性腐敗是指只有以腐敗作為潤滑劑，政府部門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務。在這種系統性腐敗中，腐敗實際已經成為官員行事的常例，成為他們的一種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內化為一種不會引起內心道德衝突和愧疚感的「規範」，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統性排斥，這反過來使腐敗更加嚴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說，在系統性腐敗中，「反腐」即便得到「聖上」的支持、嚴肅處理了個別貪官從根本上說也無濟於事，因為僅僅是孤立地處理一個又一個貪官，並不能遏制日益嚴重的系統性腐敗，更不能從根本上清除腐敗。而且，在制度缺漏導致「無官不貪」的情況下，大面積肅貪甚至會使整個行政系統癱瘓，任何反腐者都不能不面對實情而有所寬宥，所以有必要再強調一下郭嵩燾的觀點：在制度缺欠造成普遍腐敗的情況下，對官員「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繫人心之本」，「嚴」則「弊不可勝言矣」。但是，對腐敗的寬宥又會使腐敗更加嚴重……這種惡性循環，最終是「系統性崩潰」。
郭嵩燾的悲劇正在此點。大概，這也是所有「生於末世」卻又不願同流合污、不忍眼見「大廈傾」的「清官」們的悲劇。縱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終難免「運偏消」的結局。「清官」們的個人命運如此，如果長期不能「崇實政」解決制度性腐敗，一個王朝的命運也必然如此。
──轉自作者博客 (http://www.dajiyuan.com)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