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8日訊】公有制是計劃經濟能夠直接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公有制在20世紀的常見形式是國有制，即以國家或全民所有的名義，將生產資料等與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物質資源、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牢牢掌握、操控在政權擁有者的手中。這是自蘇俄「十月革命」後，在地球上興起的一種所有制形式。在這種所有制下，政權擁有者可以無所顧忌、「名正言順」地充當起經濟活動計劃、組織、管理和決策等「全能者」角色，按照自己的需要(不一定是市場和社會的需要，更不是名義上的「所有者」全民的需要)，對全社會的經濟活動進行籌劃和操控、指揮。如果沒有公有制，政權擁有者也就沒有了生產資料等使計劃能夠得以發揮效力的作用對象，這樣的計劃經濟就無從談起。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要能同時得以長久穩固，又需要強權政治作為保障。而在所有的政治體制中，唯有專制極權能對這樣的穩固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強力。因此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國家，一定是專制極權大行其道的國家。這是目前人所共知的常識。
我們承認經濟活動需要計劃，離開了計劃的經濟活動，必然會偏離市場和社會需要。但計劃應當是生產者、經營者等經濟活動實務人員的計劃，因為只有這些人員，才能及時準確地瞭解、掌握生產與經營過程的每一個環節，瞭解掌握市場和社會的需要。而政權擁有者遠離生產經營實務，極度缺乏對生產經營過程與市場、社會需要的瞭解掌握，因此其計劃會遠遠偏離生產經營需要，並遠遠偏離市場和社會需要。當然政權擁有者可以調動政治資源，組織安排各層級逐一搜集生產經營第一線的數據，進行匯總分析研究，制定出看來較為符合實際需要的計劃。但數據在各個層級總是需要滯留一定時間，且需經過原始數據收集——層層上報——匯總——研究分析——得出計劃數據——按部門分解——層層下達計劃到生產經營單位等諸多環節的層級循環，這樣制定出來的計劃，將有大量時間消耗，和伴隨著這種消耗而產生的生產經營需要與市場需要、社會需要的變動不居，而這些變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難以預料捉摸。因此計劃的數據過時實施滯後就會成為常態，實施中就必然會遠遠偏離需要，產生資源、人力浪費，效益大打折扣，直至虧損的不良後果。同時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和其他權利不屬於生產經營者所有，其效益的好壞與生產經營者沒有直接切身的利害關係，倒是偷工減料、消極怠工更對自己有利一些，而貪污腐敗更能給自己帶來直接經濟利益。這樣，當然就會大大降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直至帶來嚴重的非正常性、非經營性虧損。
更重要的是，與專制極權捆綁在一起的公有制，實質上是一種所有權界限被模糊化，使生產資料、自然資源等重要經濟資源，最方便特權階層隨意解釋、界定，利用其無限伸縮性與彈性，最終化為己有的一種權貴所有制。政權擁有者以全民所有為名，將這些資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隨意支配和出賣、讓渡以獲取私利。這樣的結果，就不僅僅是企業虧損問題，而是整個社會資源的嚴重流失問題。久而久之，就會使得絕大多數底層民眾，幾乎失去全部可以利用的資源，而不得不依附於權貴，和通過利益聯結而與權貴糾纏在一起的富商階層。於是，底層民眾最終變成了再也無法獨立生存的奴隸，變成了權貴和富商獲取利益的工具與僕役。
當然，公有制也並非專制極權政治制度的「專利」。在一些憲政民主國家，也有程度不同的公有制存在，譬如印度、英國等。這些國家也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腐敗，但因其官員特權受到其制度的強力約束，腐敗的程度非常有限，屬於國有的經濟資源被特權階層隨意讓渡、出賣而獲取私利或化公為私的現象十分鮮見。但國有企業效益的低下，卻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所有權與經營管理行為的脫節，同時也在於資產法人無法深入到生產和經營管理的全過程，屢屢導致要麼管理失控，資產所有者的管理意志不能得到正常落實；要麼決策失誤，資產所有者因為遠離生產經營實務，其經營決策過多地偏離生產經營需要和市場、社會需要，不能使企業取得應有經濟效益。因此在這些國家，近些年來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私有化運動，將國有企業通過有序的轉讓而變更為私有企業，以擺脫國有企業長期虧損的陷阱。
近百年來的世界史證明，與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相比較，市場經濟對於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有著先天的能動力量。迄今為止，沒有哪一個發達國家，是依靠計劃經濟發展起來的。中國在中共統治前期持續大約30年的計劃經濟，把這個國家的經濟推向了瀕臨崩潰的邊緣，讓整個社會都陷入了嚴重的危機，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在這樣的危機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改弦易轍引入市場經濟機制，才最終化解了這場危機，開始了較為快速的經濟增長。
然而嚴格的市場經濟，其主要目的在於以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普遍惠及廣大民眾，實現廣大民眾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因此要以公眾的自由、平等為發展前提。如果社會沒有自由、平等的政治環境，無異於捆住了絕大多數人的手腳，從而為少數權貴和與權貴結成了利益同盟的富商階層，預留了極大的發展空間。於是，市場經濟便被大大扭曲，蛻變為特權經濟，使得權貴和富商等極少數人狼狽為奸，攫取社會的絕大部份財富，過著天堂一般的生活，而普通公眾則被這樣的少數人逼入地獄。2009年6月25日，廣東《時代週報》刊發韓洪剛採寫的報道稱，「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於美國。」報道接著引述「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說，截至2006年3月底，在中國3200名財產過億人民幣的富豪中，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佔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余億元(平均每人約為7億元)。
而不少普通民眾家庭，年收入僅有1-2萬元；更多農村家庭年收入僅有數千元，不僅沒有任何積蓄，且往往債台高築，在債權人頻繁的催債、逼債中，誠惶誠恐地打發著日子，苦度著時光。
在目前中國的專制極權制度環境下，即使偶爾出現「包青天」，甚至出現賢君明主，也對權貴們的為非作歹、普通百姓的悲慘境遇無能為力。以至於有的官員感慨萬千:做壞事惡事輕而易舉，做好官清官難上加難。其根本原因在於:專制極權使得中共政權已被一系列腐敗份子層層肢解，並將肢解得來的那部份劫持佔為了己有。他們劫持佔有的那部份，被他們自己培養著保護著。一旦中央實施某些利於這些腐敗份子的舉措，他們隨時可以將被肢解並劫持佔有的政權軀體拼合起來，使中共以一種整體的態勢運轉，發揮著保護、放縱他們的作用；但當中央要實施某種於百姓十分有利，卻於他們不利的舉措時，就與他們的特殊利益格格不入了，就與他們產生了根本的對立和衝突，成了與他們的利益博弈。在這樣的博弈中，他們就會牢牢控制住劫持佔有的那部份政權軀體，而不允許各被肢解的部份整合在一起，使中共顯得軟弱渙散、運作無力、關節不通、政令不暢。這樣就輕鬆地控制住了中共，幾乎完全抑制了中共對社會發展、人民福祉的有益作用，而使自己日益坐大為獨霸一方、為所欲為的土皇帝。他們甚至把中共最高領導人用作了自己為所欲為的工具，讓最高領導人時常為他們的種種惡行掃除障礙並保駕護航。而當最高領導人要按自己的意志去為國家民族做好事、為國人謀福利時，他們就會恃權自重毫不買賬，把這個最高領導人置於十分尷尬難堪、力不從心的境地。這就是為甚麼中共要打壓人民時往往得心應手，而要反腐倡廉卻困難重重、步履維艱的根本原因。
近20多年來，特別是1989年「六四」大鎮壓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無數越來越積重難返的惡劣現象:「體制改革」，越改社會越黑；「道德教育」，越教育官員越不道德；「大力度反腐」，越反官場越腐；「先進性教育」，越教育官員越墮落；「三個代表教育」，越教育官員越無法無天；「作風整頓」，越整頓官員作風越敗壞；「打黑除惡」，越打越除官員越黑越惡；「確保社會穩定」，越保越積累矛盾也就越不穩定……
客觀地看待這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的存在，憑良心說，的確有少數當權者人品太齷齪卑鄙，但總的來說根源不在於人而在於制度。這種制度逼迫著好人變為壞人惡人，讓好官清官不能得志，甚至受到嚴厲的打壓迫害；包庇縱容、甚至培植著貪官贓官和壞官惡官，使得我們的社會世風日下，道德淪喪。中國至今有人渴望「包青天」，然而由於制度的「清官淘汰制」性質，因此幾乎出不了「包青天」，即使偶爾出現了「包青天」，也會因為勢單力薄而敗落敵手，最終被打入陰山僻壤，甚至蒙冤受屈，丟官喪命。面對這樣的惡劣局面，即使高度正直賢能的領導人也無能為力。因為再好的政策都像一把雙刃劍，都難於避免其兩面性。由於缺乏應有的監督制約機制，官員出於本能驅使，絕大多數都會選擇於自己有利的那一面。於是好政策就會在貫徹實施中嚴重地走樣變形，最終體現出來的，就有絕大部分是反社會、反歷史、反國家、反民族、反人民的效果，從而把國家拖向災難深淵。
這很像中國幾百年前的明朝社會。明太祖朱元璋苦心孤詣要求官員守法，反對和懲治貪贓枉法官員的律法十分嚴厲。但其政治制度導致「參加政府的一切人的朋友和至親」都要借權發財，終致大明「國勢如潰瓜，手一觸即爛；民心如實炮，捻一點便燃」。
因此，這是一套最宜於乾壞事惡事荒唐事，而與好事善事正經事格格不入的制度。
在這樣的政黨、這樣的體制之下，凡屬正直賢能的最高領導人，往往都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在孤獨痛苦中悲哀地結束自己的政治生命，還能對國家、民族和人民，有甚麼重大的貢獻呢?看看胡耀邦、趙紫陽的最終結局，我們就該明白一切了。在這樣的體制之下，胡耀邦和趙紫陽迫不得已地做了傀儡。當他們不願再做傀儡，而要以自己的意志去適應社會發展和人民利益的需要時，他們便很快被鄧小平等等一類肢解、劫持了政權軀體的人專橫、野蠻地淘汰出局。現在中共的政權軀體被肢解、劫持的比那時更要嚴重得多，擺在中共任何領導人面前的幾乎都只有兩條路:要麼心甘情願、老老實實地做傀儡，要麼被專橫、野蠻地淘汰出局!
因此，市場經濟是必然要以保障國人自由、民主、人權等天賦權利的憲政民主政治制度為基本前提的。離開了這個前提，市場經濟雖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但其發展的成果，卻很難讓普通民眾獲得共享機會，反倒會把普通民眾取得的成果攫為官有，任憑官僚權貴與少數富商狼狽為奸予以瓜分，讓財富創造者淪為赤貧，甚至淪為乞丐。
中共的專制極權，給中國的經濟資源官有和物質財富官享，披上了「市場經濟」的華麗包裝，將普通民眾逼上了越來越難以生存的絕路，不僅如此，還製造著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生態環境破壞等等古今中外最大最嚴重的社會惡果，將中華民族逼到了另一種瀕臨崩潰的邊緣。
市場經濟與專制極權，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兩極。沒有自由民主的社會政治環境，市場經濟必將扭曲變形，蛻化為官有官享的特權經濟，這無論是在當今中國還是在當今世界，都是不可否認的活生生的現實。
甚至就連左派學者張宏良也忍不住大聲疾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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