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事情正在起變化—顛覆後的書展
顛覆後的書展，一言以蔽之，變化。變化在一切方面迅速地發生：展方在變，顯著而果斷地；中國官方在變，靜悄悄地；德國的民眾和社會在變，深刻而積極地。
經過「世界與中國」討論會前後幾乎是滅頂之災，書展迅速轉彎，轉得果斷、徹底。書展負責人博斯在開幕式上明確表示，書展一如既往地支持對話促進交流，秉持明確的原則—言論自由的權利，為一切方面提供平等開放的對話平台。為主賓國舉辦的各項活動面向一切中國人：官方的中國人、批評政府的異議的中國人、少數群族的中國人、非政府組織和機構的中國人。書展履行了它的諾言，異議的中國人貝嶺、戴晴正式受邀出席開幕式，而且還有中國政府絕不見容的世界維族大會主席熱比婭也受邀訪展。一個月前，媒體轟擊之下的博斯還得狼狽地向中方道歉，換得他們返回會場。此刻，書展、毋寧說是德國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媒體、民眾和政府，展現了它們的力量。書展負責人主持人博斯充滿信心：書展不是聯合國，雖然我們無能解決問題，但是我們能夠不迴避衝突。
熱比婭一行維人參觀了第六館中國的展位，平安無恙！中國官方畢竟不得不面對現實了，出乎意料地迅速收斂了最初的蠻橫。中國官方在變，悄悄地變，變得安靜了。在看過一個月前討論會上中國代表團的退場和梅兆榮的頤指氣使，面對梅克爾總理開幕上直陳自由文字對獨裁統治的威脅與瓦解時，德國的媒體與公眾驚異地發現，貴賓席上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竟無反應，在過後的幾天中居然也沒有再發生任何事情。
這是最生動的進與退、得與失的辯證法。對德方而言，在顛覆之前是退與失，在顛覆之後是進與得；對中國官方而言，在顛覆之前是進而失，在顛覆之後則是退而得—至少在國際社會上不再繼續丟臉。
然而，顛覆後最深刻最重要的變化是讀者的變化，是德國民眾的變化。顛覆驚動了讀者、觀眾和社會，他們睜開了眼睛，以好奇的心靈，以審視的目光，認真地去觀察一個真實的中國。與其他展館相比，第六館的中國展位顯然安靜而冷清，因為那裏沒有黨國控制之外的自由言論與交流。第五館外交部和波爾基金會的論壇舉辦了多場中國主題討論，吸引了許多聽眾。我經過那裏的時候，正是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於建嶸在論證「我們政權」的強大與穩定，接下來是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與海外詩人楊煉的對談，聽眾特別多。看到座中的中國面孔，他們會主動和你交談，與你交流個人的中國經驗、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看法。觀眾的目光不再僅僅集中在官方中國那裏，他們在尋找和傾聽另一種的中國人的聲音，異議中國人的聲音，流亡中國人的聲音。正因如此，第三館《法蘭克福匯報》大展台斜對面《大紀元時報》窄小的展位，它陳列的圖書和報紙，那裏作家平台的演講和討論，不斷地吸引著許多關心中國的讀者駐足流連。
顛覆之後，再想操縱和導向德國民眾的中國觀，無論是對哪一方—中國官方還是德國政治和社會中被收買的獲利集團—，都不那麼容易了。
書展上的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10月15日下午，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勒夫人來到《大紀元時報》的展位上，表達她對對抗共產黨獨裁的獨立媒體和流亡的中國異議作家的支持：如果我能通過任何一種形式為你們提供任何一種支援的話，如果我的獲獎能夠為你們提供一種保護的話，我將非常高興。聞者動容。這位十六七歲就走上反抗極權之路的纖弱而瘦小的女作家理解反抗的艱難：我能夠想像你們為此付出怎樣的代價，為此承擔怎樣的風險。希望你們的付出能夠得到回報。希望不久能夠出現一個來自內部或外部的強制的力量，改變中國的人權狀況。她尖銳地批評，如今世界令人遺憾地仍然對專制政權採取讓步、容忍，並且極力尋求妥協的態度。
書展上還有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十年前這位譽滿世界的小說《鐵皮鼓》的作者榮獲諾貝爾文學獎，2006年七十九歲之際他在新書《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中透露17歲時曾加入希特勒衝鋒隊。面對公眾，他辯解六十年前自己還少不經事。一樣的年紀，他的諾貝爾文學獎同仁米勒女士已經加入反對運動了。為什麼頂著共和國道德權威的桂冠卻一直隱瞞了這段歷史？他沒有回答，面對批評卻抱怨待遇不公。格拉斯不僅是左派知識份子，還是黨派知識份子。二十年前柏林牆倒塌的時候，儘管他的著名社會民主黨人朋友、前德國總理勃蘭特「彼此相屬的，要在一起成長」的名言，他堅持反對兩德統一。他戰士般地指責書展開幕式上梅克爾總理對言論自由的堅持是對書展主賓國居高臨下，紳士般地體諒一個鉗制言論自由的政府，對他那些因此而受難的年輕的中國同行卻未置一詞。他們會把他儲存在記憶裡，一種與那個剝奪他們表達自由的政府分不開的記憶裡。
里普根沒有避開的收穫
今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以顛覆始，始於里普根—書展國際中心主任、中國項目負責人，是他為書展先是邀請後又撤邀了戴晴和貝嶺兩位非官方個人，而這兩個客人又不期而至。不料又以顛覆終，又是終於里普根。他在閉幕招待會前通知兩位：接外交部通知，會上不安排他們講話。事情曝光到媒體，里普根被書展解聘，立即生效，理由是，涉及書展主賓國中國與他「持續的協調困擾」。
他被解聘，引起不少人同情，認為他是做了替罪羊，先是他的僱主—書展或者說博斯—的替罪羊，後也是他僱主—外交部—的替罪羊，外交部也是書展的主辦人之一，書展國際中心隸屬外交部。
里普根真是在夾縫中進退兩難？他的老闆書展負責人博斯在9月10日新聞發佈會後立即公開表示：當然不能有附加條件。在德國，一切合法的都是允許的，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書展上也是如此。法蘭克福不是可以控制公眾與言論的地方。里普根何來壓力非在最後一刻再去排擠非官方的中國人士不可？帶著這個疑問，我去尋找不見於正式場合的里普根的意見。
在兩位非官方人士戴晴、貝嶺受邀又被撤邀出席書展前奏討論會的內幕曝光後，德意志電台當即（9月10日）採訪了里普根，稱之為項目主任的辯護。（http://www.dradio.de/dkultur/sendungen/thema/1031989/）。姑且不談里普根堅持書展沒有邀請兩位非官方人士因此並無撤邀之說的矛盾不實之詞，而視之為這類情況下常見的「正當」防衛。令人瞠目結舌的是，他對這個顯然的錯誤理直氣壯的政治辯護！不錯，壓力是來自中方，而且十分蠻橫，里普根告訴記者，「我們的合作者、即組織委員會、書展的中國客人強硬表明，我們絕不要在法蘭克福看見這兩個人，他們來，我們就撤」。而他，不言而喻地接受了中國官方的壓力，施加到兩位非官方人士的身上，曉諭他們「不要因為他們的參加使討論會流產，他們還是不來的好，否則要擔太大的責任」。姑且繼續把它視為里普根的正常防衛，不過撤邀一事是確有其證了。里普根先生不適可而止，再一步就跨得太過了，「討論會的目的是和我們的合作者、中國官方對話，而不是什麼人權、言論自由的問題，……中方明確表示，這兩個人的出現會損害這種會談」。可這是書展組織的活動，是公開的討論會，不是秘密的外交會談！里普根可能不知道孔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至理名言，「秩序」可是溶在德國人血液裡的觀念，他難道不清楚，他是書展項目的負責人，不是外交部的官員？！不能全身而退，他怪不得別人。
書展閉幕式招待會取消戴貝兩人的發言，幾乎是書展前奏討論會邀、退二人的重演。這種重演是冒險的，而里普根卻完全沒有意識到，因為他沒有認真感受書展一個月以來的變化，拒絕面對兩個非官方中國人作為平等的有尊嚴的個人。這種重演注定不會有好結果。在先的事故有書展頂著，有博斯出來道歉。閉幕招待會的事故發生在外交部的名義下，卻沒有人出來為他頂住了，他必須自己承當。被解聘的理由，與他「持續的協調困擾」不是沒有道理的，里普根再一次觸犯了書展安身立命的底線—言論自由，損害了好不容易修復的書展的形象。這一次書展失去了耐心。
如果有機會，里普根可能會繼續重複類似的錯誤。解聘之後，像一個月前一樣，他又不斷地重複，書展沒有請戴貝兩人在閉幕招待會上講話，那不過是他們夢筆生花的想像力。如此，里普根先生通知兩人取消發言，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也許，這是有里普根先生躲不開的宿命。@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