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些在网上對暴行視而不見,反而企圖他人去作一個圍觀者,筆者有必要給予答复,并一如既往地“冷言嘲諷”施暴者-中共政權.

我是一名戲曲愛好者，看了《九評》以後，才知道戲曲藝術在1949年後遭遇到多大的挫折，對老藝人的無情摧殘，一代藝術大師馬連良在長安大戲院全副戲裝上吊，令人悲痛！這都是共產黨造的罪孽才導致今天的傳統藝術一厥不振！我在此嚴正聲明：退出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等中共一切邪教組織，與其決裂。抹去邪靈獸印，選擇美好未來。

据10月22日成報報道,京城億万富豪、全國青聯常委袁寶景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卻在上周執行處決時出現“刀下留人”的戲劇性變化. 年僅38歲的袁寶景在進鬼門關前將逾 500億元人民幣（下同）巨額財產委托妻子交給國家,令其死刑得以緊急暫緩執行.

劉曉波最近在海外出版了他的《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一書。對於那些平時無瑕追蹤曉波如噴泉般奔湧的時政和文化評論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為他們提供了一條捷徑。

沒有了共產黨，我們怎麼辦？誰提出這個問題，誰就要好好讀一讀《九評共產黨》，讀懂之後，誰就會恍然大悟：噢，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嘛！這個人會痛罵中共：TMD！這個邪魔，害得我問這樣愚蠢的問題。

今年7月12日，昆省政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布里斯本新建領事館舉行了盛大開館慶典，各界人士也應邀前往捧場，希望中領館能在澳中交流中起到應有的橋樑作用。然而，以下所述中領館官員的行徑令人不禁倒吸一口涼氣。

《九評》引發的退黨大潮已經席捲全球。目前退黨的人數已經突破了500萬人。還有大量的中國民眾的退黨聲明因為無法傳遞到海外，只能張貼在中國大陸各地的公共場所。實際退黨的人數早已經超過了500萬人。貌似強大的中共邪惡政權已經日暮途窮，風雨飄搖。面對退黨大潮，中共崩潰在即，一個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正在誕生。

在人體繪畫中有個「立七」的原則，就是指成年人站著等於7個頭長。由於我們也沒時間去仔細調查一個正在解體的惡黨到底給它的黨員人數摻了多大水分，我們姑且用中共自己號稱有的7000萬黨員來計算，500萬人公開聲明退黨相當於中共黨員的1/14，按照人體比例的原理，相當於半個頭的高度，換句話說，500萬人公開退黨相當於砍掉了中共的...

十月二十二日，深秋的西雅圖難得的好天，天高雲淡，艷陽灼人。由西雅圖退黨服務中心和大紀元時報聯合舉辦的聲源五百萬退出中共，全民覺醒的遊行和集會。

10月19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於發佈了《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儘管這是中共掌權後發表的第一份關於民主建設的白皮書，但是除了白皮書的公佈本身之外，其內容毫無新意。

希特樂的名言是: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中共的名言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

最近有人把民主作為手段，而販賣民族主義。

「？聞」大陸某省馬加爵現象再出水面。「？」之處不知該用何字來形容。「驚聞」？這類事件在中國現行的教育體制下還新鮮嗎？「悉聞」？有多少人是真正的關心受害者呢？又有多少人能明白誰是真正的受害者？誰又是這些血案的真正元兇呢？——中共！中共是真元兇！

因詩友李太白兄多次隆重推薦並熱情邀約，不久前去九天文化網【詩詞曲聯】註冊了東海一梟ip併發帖。這裡是舊體詩詞組織新社的地盤，社長葉吟力邀我加盟，我同意了。但沒幾天此君又大張旗鼓地發出了《關於《新社》開除東海一梟的通知》，邀我亦葉吟逐我亦葉吟，相隔才幾天時間，不知有何玄機。

[按]中共酷刑，以文革時期為最。1979年以後，由於文革受害者平反教訓，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還不敢太多動用酷刑，但對法輪功，教會及刑事犯人，仍然頻繁動用酷刑。希望有關被使用酷刑的人士，不管是否犯罪，能夠提供相關材料。

因為急切地想見到張林，昨天就去戶籍所在地的派出所開好了一封去監獄探望張林的介紹信。今天一大早，我就帶著女兒安妮和婆婆一起，乘上了開往合肥的長途汽車。一路上我都在想像著與張林見面的情景，我裝了一肚子話要向他傾訴，還要向他傾訴這十個月來家中所發生的事情。

首先我代表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感謝大家遠道而來，我們一起在紐約慶祝和聲援５００萬人退出共產黨，迎接沒有共產黨的新紀元。參加今天集會和遊行的朋友許多都是從美東各州星夜驅車趕來，還有一些專門坐飛機從歐洲趕來。同時，我們在全球的許多主要城市香港，星加坡，倫敦，芝加哥，洛杉磯，新西蘭，多倫多，蒙特利爾，休士頓，阿姆斯特丹，悉尼等有...

廣東省長訪問加拿大之行吃上了官司，被控有酷刑罪和反人類罪的罪犯，成為國際上重大的新聞。就此事件特此向各級黨委和政府部門通報。

仲裁敗訴後，我提起了一審訴訟。由於當時席傳喜先生正幫助拆遷戶和其他社會弱勢群體維權，忙得不可開交；陳樹慶正準備參加國家司法考試（聽說是目前最嚴最難的全國性考試，十中取一）我們不好意思麻煩他；加上我自己通過仲裁程序認為也成了「半個勞動法專家」。再委託他倆，估計在訴訟中沒有甚麼「新的高招」，所以決定「另請高明」。

老歌新唱

神舟六號飛船上了天、也落了地，黨控媒體都是一片叫好之聲，國人在興奮之餘，仍在津津樂道。我卻要來潑一盆冷水，讓我們來冷靜的分析一下，「神六」上天到底帶給了中國人民什麼？

中國維護政治穩定最大的犧牲品是警察部門。1989年以後，驚恐萬狀的江澤民集團開始不遺餘力地武裝和贖買警察等暴力部門，從而將警察打造成名副其實的黨衛軍。在中國警察徹底淪為權力家丁的同時，他們一方面獲取了經濟上的報酬，另一方面成為社會公敵。

9月21日台灣愛國作家李敖先生在北大的演講，因為屢觸“敏感話題”而獲得一定程度的褒獎──我想這正是李敖北上處心積慮所追求的真正目標。透過這次演講，人們可以重新解讀“秦制”之下士人存在的基本道德狀況和心態。李敖是一面鏡子，他在北京大學真正脫光了自己，也脫光了“公共知識分子”為利所繁殖出來的全部學術口紅和文化裝飾。

居美學者胡平先生前不久出版了《犬儒病──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一書，該書可以視為這一連串文化自覺運動的一環；它也表明，漢語政治反精神、反價值的墮落程度已經使思想忍無可忍，或者說，使思想再一次忍無可忍。

巴金的去世，代表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最后告別——這代以追求個性自由為起點的文化精英，經過“革命和建設”年代成為精神植物人，這一歷程本身給這時代留下了巨大的文化反芻題材。

2005年10月15日的《北京晚報》披露了1個北京歌唱演員被天津警察暴打的事件。事實經過是：她由天津返回北京時，在京津高速北京出口處，被從天而降的警察從車內揪出，不由分說一頓暴打。

以下是昂山素姬接受《亞洲周刊》的多米尼克．霍德的訪談記錄。時間是在她被軟禁前的19天，198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