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由于“躲飞机”，我一直没有读过正规的小学，记得在住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处私塾老师。家乡人叫做“鸡婆窝”，送去“发蒙”叫做“送鸡婆窝”。
拜私塾老师首先得拜孔夫子的牌位。得交见面礼。我去那“鸡婆窝”只有几天，娘认为不行，便中断了。于是在那“躲飞机”的乡隅，断断续续的为我请过几个懂新学的家庭教师，单独的为我教过一些小学的国文、数学等课程。
1941年，娘把我送到夏洞寺小学，那也是“躲飞机”的缘故，从自流井的井神庙小学（为井神而立庙，是自贡市的唯一。因为盐井是盐业生产的根本资源。每一口盐井都有井神。为井神而立庙。祈求所有的井神佑及每一口盐井。）迁到这乡下来的。还有个重要原因是这座大庙里的僧人都被赶走了。而原来庙里的主持住的最好的深藏幽静的禅房。完全被六舅公“接收了”。六舅公名叫李敬素，是双“牌坊”李家的贵族。双“牌坊”分上“牌坊”和下“牌坊”，清朝时候兄弟两人同居三品，被御赐修建的相连的两座“钦敕大夫第”。老百姓把这两座“大夫第”习惯性的叫做“双牌坊”——那是自贡市的“荣、宁”二府。
李敬素当时任二区区长。下“牌坊”被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了一个角落。那是下“牌坊”临街的一遍房屋，有十来间。归大舅公李真固居住的。其中靠堂屋的一间是专留给我居住的。房屋被轰炸以后，准备重新整修。所以乘井神庙小学迁往夏洞寺之机便兼任了新建的夏洞寺小学的校长。区长兼校长，还是自贡市颇有影响的市参议员。当然可以去“接收”那处禅房。
禅房在寺庙的西南角，有一个很幽静的天井，天井左、右有两条二十多级的石梯，坎上有十多间幽静的雕梁画栋的禅房。这个夏洞寺是个很大的寺院。据可靠史料记载：太平天国举事失败之后，忠王的四公主，率领了一些残兵败将逃遁来到了此处。潜伏了下来，修建了此一寺院。残兵败将们化作和尚，以图东山再起。寺院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练武场，四围是茂密的松树林，寺前还有一条清澈的溪流潺潺而逝。那真是一个山清水秀郁绿藏幽的所在。因为那禅房曾经是四公主的住处。雅致而幽静。六舅公李敬素和大舅公李帧固两家便住在了那禅房里。
我祖母是下“牌坊”的四千金。李帧固是她胞兄，李敬素是她胞弟。虽然祖母已经逝世，娘和舅公家依然往还密切。像这等贵族家庭深受传统的道德理念熏陶，拥有浓浓的亲情，对于孤儿寡母都是关怀备至的。正像《红楼梦》里面贾母对于林黛玉的那种关爱，就是那样的一种道德传承！娘让我寄住在大舅公家。大舅公家很富裕。虽在乡隅依然由几个仆人伺候，每天都有仆人走十多里地去“河底下”（自流井的习惯称谓）采买鸡鱼肉时鲜菜肴。过着优裕的贵族生活。这样娘才能放心。每到了星期六，家里便叫轿夫来用轿子抬我回家。全校就只有我一个人是乘轿子回家的。我觉得太张扬，请求娘只让刘光宗一个人来接我，若果走不动了，便要刘光宗背我一程，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是一次也没叫刘光宗背过。都是自己走的。
那年月的小学，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我们那个毕业班的学生。小的像我只有十岁，大的十七、八岁。有个叫汤治文的十七、八岁，都叫他汤大汗，有如自贡市人陈戈编、导、主演的电影《抓壮丁》里面李老栓的老三那般模样，一派“鹤立鸡群”的昂昂然。那年月之类大汉为了“躲壮丁”，去读小学当“童子军”者不乏其人。因为国民党规定学生是不能抓去当壮丁的，一些大汉还称王称霸，像郭沫若书中描述的那样还有鸡奸弱小者的事情发生。电影《抓壮丁》对于抗日时期的四川军人作了相当的丑化和歪曲。哗众取宠而已。
学校里根本没有什么娱乐和体育活动，连篮球、排球之类都没有，学生不知道篮球，排球为何物。有几个同学伙同买了一付乒乓球球拍，那是他们最珍视而且引以为荣的宝物，可见那年代学生的单调可怜的课外活动情况了。体育课除了“下操”之外便是跳高、跳远。学生们无奈便一堆堆的去打“弹子”（玻璃球），迭“烟娃儿”（每合香烟里面有一张彩色画卡，画着《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人物连环画），成了群众性的带有“赌博行为”的娱乐活动。“弹子”和“烟娃儿”可以买卖，一个铜板可以买几个“弹子”。
那些娃儿看见我很多零用钱，他们只有几个铜板，而我有不少的纸票子（法币），很值得小孩子羡慕的事情。便怂恿我去买一套锣鼓来打。一套锣鼓要不少的钱，一般娃儿们是根本买不起的，在社会上也颇罕见的。我拿钱给几个娃儿去“河底下”买了一套锣鼓回来。买回来那天，有点“迫不及待”。早上第一节课下课后，便伙同一群娃儿到后山去打。那些锣鼓“牌子”一学就会。他们要我打鼓，因为打鼓的是“指挥”，鼓点发号施令。第一次打锣鼓，当然非常新鲜，初试就成功。越敲打越是有劲。全神贯注，上课铃响了没有听见，待到回过神来，已经上课好久了，不敢进教室去了，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往山上去。边打边走，不知不觉来到了几里路外一座茂密的柏木林里；不知不觉随着锣鼓声跟来了四、五十个娃儿，因为那年月有这么一套锣鼓十分的新鲜罕见，所以特别吸引人。
正当我们锣鼓喧天、欢天喜地的疯狂在那柏木林里的时候，四面八方包围上来了。原来被学校发现了，几个老师追踪前来。前前后后像押解俘虏一样的把我们押解回到了学校，密密麻麻的挤满了办公室。教务主任呼吼大家跪下。谁也不跪。他便拿起一条鞭子，先向几个“弱小”的抽去，抽打得跪下为止。几十个都被抽得跪满了一地。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昂然站立在那里。教务主任大声吼着叫我“跪下！跪下！”高举着鞭子向我恫吓。我量他不敢向我打来，但他终于向我打了来。来势很轻，我抓着鞭子拉过来给他折断了，转身便往外跑。我跑出了校门，向着回家的路上跑去。跑到半路上，已经有人去向家里报了信，娘已经急急忙忙的乘着轿子向着学校赶来了。
娘去找了六舅公李敬素，六舅公劝我娘不要太惯娃儿，要管严一点。弄得学校课也上不起来，像什么话吗？娘说：“现在不是讲，停止“体罚”废除“体罚”了吗？”
第二天，下课以后，我又回到了大舅公家，我看见大舅婆悄悄地走到了六舅公那边房间去……
听见六舅公在那边屋子里，提高了嗓门说：“废除体罚吗，是对那些听话的娃儿才能废除的，对那些不听话的娃儿还是不能废除的……”他并不面对面，“唱隔壁戏”，以表明他的态度。
这是我第一次“捣乱”的叛逆行为。以后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又因为“捣乱”又被训育主任谭安国打了一棒，还打红肿了手前臂。我大骂他混蛋，大吼大闹，闹得周围的几间教室都没了安宁。第二天，娘又乘着轿子去学校，提出“废除体罚”的说道。娘还是坚持应该废除体罚的呼吁，因为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有过打小孩子的事情，娘认为打和骂是侵犯了人的尊严，娘对于任何人，包括仆人、丫头的做人的尊严都是尊重的。如此的家庭教养使得我一生视人格和人的尊严为生命之灵，并顽强的为之战斗，也因此而代来了累累血泪酸辛。(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