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录音笔，外观精致，功能不错，虽然不常用，可关键时刻它能帮上大忙。带上它，去采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我丝毫没意识到，这竟是它生命里最后一次旅程。
谈话开始了，把录音笔打开，调到录音模式，放在离老大爷近的桌子上面，以录得更清楚一些，方便我事后整理文字。
这位老大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一生就像走钢丝。他出生的第二年，日本鬼子打进来，他们就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敌机在头顶上轰炸，他还想跑出去看热闹，幸好被母亲死死的抱住。还有一次，他们接到警报藏进山里，凑巧的是敌机抛下的炸弹卡在树枝上没掉下来，他们又一次幸免于难。
国民党两个师先后驻扎在他们村及周围村，每个师约一万多人，他亲眼看见某个夜晚，国军和日军分别在两个山头上开火，战斗激烈，火光冲天，最后国军溃败撤离。
日军投降后，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轻松的时光，直到1949年。中共解放军来了，他们好奇的跑去看，看到那些军人的胸牌上写着“解放军”，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还有个“解放军”，而在抗日最艰难的时期，他对解放军的记忆是一片空白。
虽然如此，他是欢迎中共的解放军的，因为共产主义描绘的大同社会令人向往。然而事实让人沮丧，1951年土改，他家被划为地主，田地被分给别人了，分给他的是家里最不好的地，有一多半都种不了庄稼，从那以后的十年里，正是青春年少长身体的时候，他却十年没有吃饱过，到处给人打工干苦活，那个滋味绝对是现代的年轻人无法想像的。
我问他为什么被划为地主，他说他们家族传到他爷爷辈的时候，有三个儿子，每个儿子从祖上分得40亩地，他们这房，他父亲和叔叔都读书好作了官，不仅保住了家产，还另外买了些土地。而另外两房，一房因为儿子多，每个人分得的地就少；另一房三代单传，不误正业吃喝嫖赌把土地都卖了，到51年土改时被划成贫农，当了村里的头头。原来地主不是中共的教科书描绘的都是恶霸，而是正常致富的人。
我问，日本人来的时候，你们村死了几个人？共产党来了以后呢？他说日本人打进来时，他们村只死了一个人，是给国军当民兵，运送子弹的时候与国军一起被敌机轰炸死了。而中共建政后，他们村死了七个人，49年以前的村保长和给政府做过事的人，被中共定为“伪职人员”在镇反运动的时候被枪毙了。
记得《九评共产党》里面说，中共建政后历次运动，使八千万中国人死于和平时期，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人数总和。我一直觉得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八千万中国人是怎么死的呢，通过这位老人的故事，我们能窥见一斑，中共的残暴原甚于日本侵华。遗憾的是我们接受的全是中共改头换面的历史教育，而那些曾经的真实，只存在于这些老人的记忆里。
我静静的听，录音笔默默工作，我不用像以前那样在纸上游龙走蛇，记了上句却漏听了下句，还常常飞速的划上一些连自己也辨认不清的东西。
紧接着，我问他：那后来您的生活好些了吗？老人回答从来没好过。刚吃饱饭了，文革又来了，他内心苦闷，所有的美好只能在幻想里，他常常独自拉京胡，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京胡是他最好的朋友。这句话被人向组织里汇报了，人家就说社会主义这么好，怎么只把京胡当朋友？这是跟共产党作对，给共产主义抹黑……
我细心的倾听，感到即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我无法理解那时人们互相揭发举报的心态，熟悉的是，像我妈妈这代人，也经历过文革，直到现在她在屋里说话还叫我小声点，怕楼房不隔音被邻居听到，每次我都不耐烦的认为她精神有问题。我问老人，为什么人们都要互相揭发举报？老人说，那时宣扬阶级斗争使社会进步，人们都把斗争当成正常的，所以总是你斗我我斗你的。
我们的谈话休息了几分钟，这时，老人拿起我的录音笔说不能给我了。我感到些许不安，我说那我先把它关了。老人开始不让我碰，然后他拿着不放手，我把开关的按钮拨下，总算关了机。距离之前的谈话，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本来他还要继续诉说文革时他哪些不经意的言论被人汇报了，我正听得兴趣盎然，万万没料到转瞬间我的灾难就来了。
老人完全变了个人，他说：我的录音绝对不能到你手里，你录这些干什么？你们家人都是党员，要不是你炼法轮功，我从来不跟这样的人走动，为什么你身边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而你却没事？你是不是共产党的特务？我都受迫害一生了，不想再出什么事！
我愕然，赶紧解释：我想搜集一些素材，写点东西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你放心，我不会透露您个人的资讯，我会把几个人的故事打碎后找典型事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写个文学作品类的。这个录音我拿到后，马上回家转存到电脑加密盘里，整理完文字马上删掉，保证不会出现安全问题。
事实上我的解释无法奏效，这个瞬间，老人的思维陷入了人整人的怪圈里面，他不能相信任何人。虽然我和他们老俩口认识12年了，他的老伴，一位善良朴实的阿姨和我一起被中共关在同一个看守所里，被强迫放弃“真、善、忍”的信仰，然而十多年来，无论多么恐怖的时期，我们都没有放弃过。而这个瞬间，我竟被怀疑为中共的特务，大脑一片空白，手足无措，我的录音恐怕留不住了。
“那您要不放心，就把录音删了吧。”
“我不会摆弄这个东西。”
“我来删。”
“我不放心，不相信你。”
我无奈，老人急了：“我把它摔碎就完了！”说着疯狂似的找斧子，一下把我的录音笔劈成两半，我去拾，被溅起的碎片扎破了手指，鲜血流出。
难以名状的滋味充满心头，不是伤心，因为他是不故意的，历次整人的运动把人与人的信任彻底摧毁了。真诚、信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脆弱如斯！可怜了小小的录音笔，我相信万物有灵，我珍惜它，却因为自己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导致它的生命过早结束了。
这就是我所处的社会氛围，也许只有中共彻底灭亡的那一天，人们才能恢复正常的人际关系，重建彼此的信任，谁也不用过走钢丝的生活了。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相信只有让“真、善、忍”常驻心间，才能驱除对中共的恐惧与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