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七 “如果这是天堂 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
父亲之死之3（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六年）
（接上62）
一天，来了一艘巴基斯坦船。巴基斯坦驻华武官从北京来迎接，龙先生命令我们全体学生把俱乐部来个彻底清扫，他举行宴会招待客人，让我当他的翻译，这使一些不能赴宴的同学非常忌妒。几天后，巴基斯坦人在他们的船上回请我们，我也受到邀请，那位武官曾到过四川，他们还专门为我做了一道川菜。龙先生很高兴他们请了我，当然我也很兴奋。
但是，老师们不准我去，尽管巴基斯坦船长本人专门来请，龙先生又威胁以后不再接待川大学生了，他们仍然说谁都不准登上外国轮船：“谁负得起这个责任，跟船跑了怎么办？”他们要我去撒个谎，说我那天晚上另有安排。我无奈地去了，伤心地想我这是拒绝了唯一一趟出海的旅程，唯一一顿外国餐，唯一能尽兴说英语的场合和唯一一次置身一个新奇世界的机会。
就是不去，我也招来非议。明先生尖酸的问：“为什么外国人这么喜欢她呢？”——好像这里头有鬼。湛江之行结束时，有关我的报告里说我：“表现有问题。”
在那个可爱的港口城市里、在阳光下、海风中、椰子树旁，每个愉快的时刻都变成了悒郁。我同学中有一位朋友，他尽量想使我高兴，要我想开点，比起那些文革初期因忌妒而挨整的人所受的罪，我所遭遇的不过是小小的不愉快而已。但一想到我的生活最好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更加沮丧。
这个朋友是我父亲同事的儿子。其他城市长大的学生对我也很友好，他们和农民背景的学生很容易区分开。他们面临一个新奇的世界比较自信，不像有些农民出身的学生干部那样充满焦虑，也就没有要压人的心理。湛江对那些从前的农民，现在野心勃勃的人是强烈的文化冲击，不安全感往往促使他们想让别人也不愉快。
三个星期后，我怀着既遗憾又如释重负的心情告别了湛江。在回成都的路上，我和一些朋友去了传奇式的桂林，那里山水如画，有“甲天下”的美称。外国游客准许来这里，一天，我们看见一对外国夫妇，男的手里抱着一个婴儿。我们互相微笑，用英文说了句“您好！”、“再见！”。当他们消失后，一个便衣警察把我们拦住盘问。
十二月，我回到成都，发现这里人仍情绪激动，都在反江青及上海的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结成一帮，是此时文革的支柱。毛泽东也曾在一九七四年七月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当然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毛泽东的这番话。
八十一岁的毛泽东逐渐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务实做法感到无法忍受，“四人帮”变得更加得势。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来因癌症住了医院，邓小平继之主政。“四人帮”呢，没完没了地搞了一个又一个胡闹的运动，全国人民的忍耐限度已到了极限，各种传言四起，全是骂“四人帮”的，人们只有用这些传言才能表达他们的激愤。
恨毛夫人江青的传闻最多。从宣传媒体里，（此处删去两行），老百姓看见她和两个面目姣好、体格魁伟的青年男子过从甚密，老百姓就私下议论说他们是江青的“面首”（“面首”就是除了丈夫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自然人人都清楚，这些话不适用于除她以外的女人。事实上，正是在毛夫人的控制下，在文革中中国人遭受了极端的性压抑。毛夫人控制了新闻媒体、文化娱乐十年，任何与爱情有关的情节都从老百姓的视听中删除了。越南军队歌舞团来中国演出时，有幸观看他们表演的人听解说词说歌中所唱的爱情是“同志似的友爱”。寥寥几部主要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进口的欧洲电影里，所有男女靠近一点儿的场面都被剪掉了，更不用说搂抱亲吻。
在拥挤的公共汽车、火车和商店里，我经常听见有女人骂男人，打男人耳光，男人呢，以脏话回敬，两人开始对吵。我本人也曾多次遇到男子动手动脚，碰上这样的事时，我总是躲开这些因激动而打颤的手和膝盖。我替这些男人难过，他们生活的世界使他们的性欲没有发泄之处，除非他们幸运有门美满的婚姻，但这种机会很少。我认识的一位上了年纪的领导干部，一天在一家商店里被抓住了，因为裤子上渗出了精液。当时人群把他挤得贴在一个妇女身上，他被扭送到公安局，后来被开除出党。在那年代女人也同样倒楣，每一个单位里总有一、两个人因婚外韵事被骂成“破鞋”而挨斗。
不过清规戒律对上层人物并不适用。（此处删去两行）。一九七五年底，人们愤怒地评论就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有一阵，大家都得受“社会主义祖国是天堂”的教育，有许多人就公开暗示我八年前曾问过自己的问题：“如果这是天堂，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了。对于我和千千万万中国人来说，周恩来代表了一种较讲道理、开明、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政府。在文革那些黑暗的年代里，周恩来是我们的一线希望。我和朋友们都十分悲痛他去世。对他的悼念和对文革的厌恶是交织在一起的。
但是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毛泽东合作，是他宣读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几乎每天都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对他们发号施令。当政治局和老帅们于一九六七年二月想阻止文革时，周恩来没有支持他们。他是毛泽东的忠实仆人，但他也可能是在尽量防止更大、更可怕的灾难，比如公开对毛泽东挑战后肯定会产生的大规模内战。他维持了中国正常运转，这使毛泽东的文革得以进行，但也使国家避免了完全崩溃。只要办得到，他保护了许多人，包括写条子救我父亲。他还保护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址。他是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当然也有这种可能：生存是他的第一考虑。他一定很清楚，一旦站起来反对毛泽东，他自己马上就会完蛋。
校园变成了白花圈、悼念大字报和对联的奇特海洋。每个人都臂戴黑纱，胸前别白花，看上去很哀伤。追悼会半自发、半组织。因为人人都知道在周恩来去世时，“四人帮”还在猛烈攻击他，而且下令不准开追悼会，所以对他的哀悼无论对老百姓还是对当官的来说，都表达了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抗。但也有许多人悼念周恩来是出于别的原因，我们班上的明先生和有的同学生干部就盛赞周恩来所谓的对“粉碎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贡献，感谢他树立了毛泽东在全世界的领袖地位，歌颂他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
一旦出了校园，离经叛道的火花就多了。在成都大街上，大字报、大标语上尽是小字评语，有许多人围着伸长了脖子看。一张大字报道：
天地昏暗，
巨星殒落，
……
空白处还批了一行字：“‘天地昏暗’，红太阳（毛泽东）到哪里去了？”另一幅大标语说：“油炸迫害周总理的刽子手！”边上的话是：“你每个月的菜油定量才二两，拿什么来炸这些刽子手？”十年来，第一次看见了这种公开讽刺和幽默，我的心为之一振。
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来继承周恩来，并发动了一场名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四人帮”把邓小平的言论汇编成册散发下来叫大家批判。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讲话里，邓小平承认延安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四十年前红军长征到达时还要苦。另一次，他说共产党干部应该对专家们说：“你领导，我来当助手。”还有一次，他规划下一步工作，重心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允许更多的自由，结束政治迫害。人们拿这些话与“四人帮”的行为对比，邓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对“四人帮”的愤恨上升到了极点。听到传达这些材料后，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些人怎么把中国人都当成傻瓜，他们真以为这些材料会使我们恨邓小平，而不赞美他吗？他们真以为我们会爱戴他们？
大学里，大会不断召开要批判邓小平，但是大多数人都消极抵抗。台上在发言，台上做什么都有，游荡、大声交谈、织毛衣、看书、睡觉。发言人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以一种平淡、无感情、几乎谁也听不清楚的声音照本宣科。
因为邓小平是四川人，四川省有许多他的传闻，时不时说他被放逐到成都来了。我经常看见一群群人围在街口，原来他们听说邓小平要从这里经过，在等着看他。有时围的人数多达万余。
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公开表达对“四人帮”的愤恨。“四人帮”也叫“上海帮”，所以上海的自行车和其他商品突然都卖不出去了。当上海足球队来成都比赛时，全体观众都对他们起哄。人群还挤在体育场出口，在他们进出时高声辱骂他们，要他们滚回上海去。
抗议活动在全国爆发了，并于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达到顶峰。在北京，数以万计的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好几天，以特制的花圈、充满感情的诗词、讲话来悼念周恩来，用彼此心照不宣的话来发泄他们对“四人帮”的恨。四月五日夜晚，抗议活动被镇压了，警察冲散了人群，捉走了好几百人。“四人帮”称这次清明节示威是“中国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已为阶下囚的邓小平被指责为幕后指挥，说他是“中国的纳吉”（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总理）。毛泽东正式罢免了邓小平，并强化了批邓运动。
示威被镇压了，新闻媒体大肆谴责。但是它居然能发生这个事实改变了中国的气氛。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当权者的公开挑战。
一九七六年六月，我们班被打发到一家工厂去“学工”一个月，之后，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去爬成都四面风景秀丽的峨嵋山。七月二十八日下山途中，我们听见一个旅游者背着的扩音机正在大声嚷嚷。我平时对一些人嗜好带这种宣传机器已烦得要命，何况在此风景区！好像我们的耳朵还没有受够到处竖立的扩音器的骚扰。但是，这个广播吸引了我的注意：北京附近的煤矿城市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我猜这一定是空前大灾难，因为新闻媒体一般都不报导坏消息。果然，官方的数据是二十四万二千人死亡，十六万四千人受重伤。
虽然“四人帮”利用宣传工具夸耀他们如何关心灾区民众，他们却一再要全国人不要被地震分了心，忘记了“批判邓小平”这个首要任务。毛夫人公然说：“唐山不过就死了几十万人嘛！有什么了不起，批判邓小平才是关系八亿人民的大事。”这话就是出自暴戾的江青之口也好像太暴戾过分了，但这是正式向我们传达的。
在成都也有许多地震警报。从峨嵋山回来后，我就和母亲、小方去了听说较安全些的重庆。我姐姐留在成都，睡在一张橡木大桌子下面，上面覆盖着被子和毛毯。干部们组织老百姓到处搭起临时窝棚，动员人手一天二十四小时观察动物的表现，据说它们有预知地震的天赋。但“四人帮”的追随者却张贴大标语说：“警惕邓小平的罪恶用心用地震压革命！”还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严厉声讨走资派利用地震破坏批邓”，参加大会的人多是来走走过场。
九月初，对地震的恐惧渐消失，我回到成都。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在上英语课。大约两点四十分，我们接获通知说三点钟有重要广播，要大家全部到系上院子里去听。我走出教室，心里一个劲儿气愤。那是一个典型的成都霭霭秋日，我听见沿墙的一排修篁在飒飒作响。快到三点钟时，扩音器接通，发出一阵尖锐的噪音，我们系里的总支书记站到集合起来的人群面前。她悲痛地看着我们，用低沉、哽咽的声音吐出一句话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顿时明白了，毛泽东死了。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