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汉字的创造是一种有明确指导思想（“分理之可相别异”）与形体构造原则（“依类象形”、“形声相益”）的自觉创造活动。那么汉字形体构造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呢？这就是传统的“六书”说。
“六书”一语，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其中记载周代保氏教育贵族子弟的内容部分提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但对于“六书”的名目，《周礼》却未言明。
直到西汉末年刘韵修《七略》，“六书”名目方始得见：“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但是对于“六书”的具体内容，刘韵却未提及。
其后，东汉初年的郑玄在为注《周礼．地官．保氏》而作的《周官解诂》中，将“六书”的名目及次第作了修正，谓“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又过了几十年，至公元121年许慎的《说文解字》面世，人们才得以窥“六书”之全貌。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可见，至少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周代社会，作为“造字之本”的“六书”，已是作为童蒙习字的基础知识来传授。掌握了“造字之本”，学习起来汉字自然能提纲挈领，直见真谛，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关于“六书”的称说，清代以后，人们大都采用刘韵的次第、许慎的称名，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但我们认为，“假借”应该先于“转注”出现，故正确的应该排序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
后文，我们将主要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叙》，对“六书”的内容详加解说。
附：许慎与《说文解字》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县万岁里（今河南省郾城县许庄村）人，大约生于（东）汉明帝永平初年（约公元58年），卒于汉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享年八十余岁。其仕履初为汝南郡功曹，后举孝廉，迁太尉（丞相）南阁（汉丞在朝廷的办公处）祭酒（书记长），再迁沛郡洨县（今安徽省固镇县）之长（称病归里，未履任），故后人亦称其为“许祭酒”、“许洨长”。许慎“性纯笃，少博学经籍”（《后汉书．儒林传．许慎》），曾于京师洛阳师从著名经学大师贾逵习古经文，先后亦曾转益多师，并以太尉南阁祭酒的身份受诏到皇宫藏书处——南宫东观典校秘笈（“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再造脱误，是正文字”），精通古今文经，“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引同上）
许慎作《说文解字》，缘起于当时因儒家经典传本文字形体不同而酿成轩然大波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儒家经典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合《乐》于《诗》或《礼》而称“五经”），由于“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而古文由此绝矣”，所以西汉时“五经”通行传本的字体都是隶书，因称“今文经”。武帝时鲁恭王（谥号）刘余拆孔子故宅从墙壁中得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以及北平侯张苍（原为秦御史，归汉后封北平侯。北平，今河北满城）所献的《春秋左氏传》，均为古文所着，故称“古文经”。
但对于古文，“世人大共非訾（ㄗˇ、zǐ，诋毁），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文字字体），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说文解字．叙》）。
因汉时（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书文字字体不同，自然影响人们对经学的理解，所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时的帝王对此都十分重视。
汉宣帝在位时（前73年～前49年），曾召见齐地一位通晓《仓颉篇》（秦相李斯等所作的小篆）的人，并派人跟其学习；汉平帝在位时（前1年～公元5年），也曾征召爰礼等一百余人在未央宫里解说文字，并敕封爰礼为“小学元士”（文字学博士）；汉章帝元年（公元76年），亦曾召贾逵与诸儒讲学北宫白虎观；建初八年（公元84年），又命贾逵等人挑选一批“高材生”，在黄门署专门为他们讲经。许慎可能就是于此时受业于贾逵。
许慎立足于古文经的观点，认为：“文字者，经艺之本（经典赖以存在的基础），王政之始（实现仁治的先决条件），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说文解字．叙》）
所以其子许冲在《进书表》中说：“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义。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
这就是《说文解字》成书的由来。
《说文解字》，创稿于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至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许慎命其子进献，历时22载，堪称精心用意之作。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集大成。
正如作者在叙中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进书表》亦称：“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实非过甚其辞。
“说文解字”包含“说文”和“解字”两层意思。
“文”是“依类象形”的产物，是单体结构，不能分解，故说而明之，是谓“说文”；“字”是“形声相益”的产物，有两个以上构成部分，可以分解，故解而析之，是谓“解字”。
《说文解字》以小篆为研究对象，同时参照古文、籀文，收字9353个，另有异体字1163个，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分析字形、考究字源、说解字义、辨识字读的大型字书，是中国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其学术门类涵盖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方面面。
该书进献不久即流传于世，倍受推崇。南北朝曾有人将许慎与孔子相提并论；唐代以《石经》、《说文》、《字林》取士，更提高了《说文》的地位。
清代王鸣盛称：“《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所言虽或过分，却也约略揭示出《说文》与其他经籍的内在联系，不为无见。
历代注疏之学，多得益于《说文》；历代工具书特别是字书，大抵是直接或间接祖述《说文》的。其在文字学史上的核心地位，无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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