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着银汤匙出生的瑞典人
__台湾社会中也有千千万万个约翰，甚至处境更糟的人们，他们被命运发了一手烂牌，无力改变现状，只能被现实鞭策着往前走，而这正是滋生多数社会问题，包括犯罪、自杀等悲剧的温床。__
先生说他记忆中有印象的第一场瑞典大选，是一九八五年、他刚满七岁的那年。当时他看到电视上有两个最大的阵营：一个偏红色，叫做社会民主党；一个偏蓝色，叫做温和党。他问爸爸这两个阵营有什么不一样？爸爸说：“红色的那一边，他们希望所有人都过不错的生活。不管有没有努力、有没有资质，都不会有人穷到不能生活；蓝色的那一边，他们希望好生活是一种奖励，必须要努力争取才能得到，这样大家就会越来越努力。我不赞成蓝色的那一边，我觉得这样只会让那些有好生活的人过得越来越好，让生活不好的人过得越来越差。”于是他又问爸爸：“所以你支持社会民主党啰？”爸爸指着另一个更深红色的小党说：“我支持的是这个：左派党。他们的方向和社民党一样，但是觉得社民党做得还不够好、不够多。”
记得另一个瑞典朋友也曾说，他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有天问妈妈什么是社会主义。妈妈不假思索的回答他：“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努力得来的成果，都被那些懒惰的人拿去享受。”
从远处观望一个国家和社会时，我们为求便利常常会试图简化、一体化该国家或社会里所有的人。然而若我们把镜头不断拉近，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个人，在民主越发达的社会，越是如此。
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吗？
在北欧社会，尽管多数舆论倾向支持健全的社会福利，但每一个人对于要保留多少自由市场的竞争基调，以及又该允许多少政府的力量介入、提供社会福利抗衡自由市场的不公平，都抱持着极为不同的理解和信仰。人们在评论一个议题或报章杂志在分析报导时，通常也会在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清楚的定位，让参与讨论的人能大致掌握这些论点的出发点。
本书行文至此，我想读者都已经看出我的立场是倾向分享和平等的。而秉持这种立场的人最常面对的质疑，大概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了吧。在回应这个质疑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朋友的故事：
先生有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死党，一个叫约翰，一个叫培尔，他们从幼稚园到现在都是最好的朋友。先生和培尔都来自中产家庭，约翰则来自蓝领家庭，他们的人生在小学之后开始出现分歧。约翰的妈妈在他和弟弟小学的时候过世了，约翰的爸爸则有酗酒和情绪不稳的问题，但还是尽力把孩子带大，直到约翰和弟弟差不多成年的时候，他却突然辞世。一直到中学阶段，约翰和两个死党在校表现都不相上下。进入高中以后，无意升学的约翰学习意愿不高，每一科都只求维持在及格边缘，除了历史科。因为这三个男孩从小就沉迷于战争史，对一次、二次大战的所有欧洲战场和细节都了若指掌，直到现在他们每年还是会开着车到欧洲各战场参访旅游。
无意升学在瑞典并不是件坏事，即使对升学没兴趣，还有很多其他的职涯选择。约翰高中毕业后就在木材加工厂工作，二十岁出头时结了婚，和妻子在乡村买了一栋小房子过日子。没过几年，约翰开始经常向工厂请病假，婚姻也出了问题。他后来被诊断出罹患忧郁症，于是向工厂请了长期病假，并和妻子离婚，搬到镇上的一间小公寓和弟弟同住。
我认识约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请了长达两年的长期病假，靠着刚好足够生活的病假津贴维持生活，每天都坐在电脑前玩电脑游戏。那时我先生和培尔都刚刚硕士毕业开始工作。他们三人的感情还是很好，常常互相探访。我只去过约翰的公寓一次，被他脏乱失序的生活吓得拒绝再踏进那间公寓一步。约翰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弱视恶化到近乎全瞎，瑞典的医疗保险以接近免费的价格提供他昂贵的矫正镜片。从小就是田径健将的他，后来竟胖到让我先生和培尔都快认不出来，每天拖着一百六十多公斤的身躯，只要走几步路就喘得像头牛，我完全不相信约翰曾经是全年级跑得最快的男孩。
我很不喜欢约翰，也不喜欢当时还是男友的先生和这样的朋友来往，觉得这是“坏影响”。我也不喜欢瑞典的长期病假制度，让一个完全可以继续工作的人待在家混吃等死。不去工作也就罢了，竟然还能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心理咨商和视力矫正，这不是米虫是什么？
当我这么跟先生说的时候，他总是说：“对啊，我也这么觉得，约翰更是比谁都这么觉得，所以这两年来他试图振作了好几次，但是都失败了。约翰他经历了一个比较艰难的童年，但是他很少跟我们谈起这些，在我们面前常常拿他的忧郁症开玩笑，想表现出豁达的样子，但是我们都知道忧郁来袭的时候他的情况有多糟糕。何况他在请病假之前，也工作缴税了五、六年，我相信他只是需要休息，等他准备好了，情况会越来越好。”
后来如我先生说的，约翰就像许多陷入长期病假的瑞典人一样，渐渐回到了生活的常轨。我现在回想，其实这个改变的阶段很早就开始了，但他总是进两步退三步，让人感受不到改善的成效。他一开始申请了大专资工课程，读得不顺利，一年后换到了社工系。大约在同时，他因为在网路上购买囤积非法的抗忧郁药物而被警局搜查，并且上法庭受审。瑞典的罚款是按收入累进计算的，没有收入也几乎身无分文的他，付了一些象征性的罚款，得到一年后不再犯即可清除的一条前科，就返家了。记得那段时间每次听到他的近况，都让我不禁苦笑着摇摇头。
后来有一天，他传简讯给死党们，说他排到了缩短肠道的减肥手术，这种手术原本价格高昂，但瑞典政府以低价提供给重度病态性肥胖者。约翰在手术后一反以往，十分注重饮食运动，体重渐渐减轻，也开始恢复了活力。
瑞典人在结婚前常会安排一整天的单身派对活动，在先生的单身派对那天，他的朋友们合租了一个田径场，安排一场田径锦标赛。这个比赛的宗旨是先把我先生灌得烂醉，好看他出糗，不过其他参赛的朋友们也都跃跃欲试，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施展身手。
约翰那时已经恢复了堪称正常的体态，但没有以往那么矫健，接连几个项目的成绩都垫底。然而在他从小最拿手的跳高项目，竟以黑马之姿拿下了第二名的成绩。先生说当约翰漂亮的跃过横杆、落在软垫上的时候，他仿佛看到约翰十七岁时在学校运动场上的英姿，并和培尔两人不约而同的跑上前和约翰拥抱欢呼。大概只有这几个一起长大的男孩，能体会约翰当时的心境吧。
后来约翰的故事只能用急转直上来形容。他在老家镇上认识了一个也曾罹患忧郁症的女医生，两人陷入热恋，而在他们结婚之前，他也完成了社工系的学业。现在他在社会局工作，和妻子住在一间可以看到海的美丽公寓。已经游历过所有欧洲战场的三个死党，现在正计划明年要一起去美国探访南北战争的景点。
前几天小侄子满周岁，婆婆苦思良久要送什么礼物给什么都不缺的孙子，后来她把一支家传的小银汤匙擦得晶亮，送给了爱孙。婆婆说，她想让孙子记得，每一个在瑞典出生的孩子，都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
约翰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阻碍，也犯下许多错误，父母早逝、选错职业科系、忧郁，甚至犯罪，如果他身处其他国家的社会，或许绊到其中一、两个石头，就足以让他无法再调整步伐、实现自我。然而瑞典社会不但帮他把这些绊脚石一个个移开，并耐心等他做足准备，重新再起。约翰和其他国家的人比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不也是个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孩子吗？而瑞典让约翰吃了那么多白吃的午餐，最后获益的到底是谁呢？
我们都知道要让驴子跑，有红萝卜和鞭子两种手段。对于那些不想跑、跑得慢的驴子，为什么要给他们萝卜？应该用鞭子去鞭策他们才对吧？然而在社会上有千千万万个约翰，甚至处境更糟的人们，被命运发了一手烂牌，最后落入了无力改变现状，只能被现实鞭策着往前走的窘境，而这个窘境，正是滋生多数社会问题，包括犯罪、自杀等悲剧的温床；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也有很高的概率陷入同样的命运。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是许多人视为社会公义的真理，然而试图用鞭子去激励饥饿的人们，反而会为社会埋下不断重复的悲剧和危机。更别说有太多追求这种“社会公义”的人们，仰赖着优渥的环境和裙带关系白吃了一堆好料，一边喊着“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时，自己的嘴都还没抹干净呢！
瑞典有没有吃福利政策豆腐的人呢？当然有！在报章杂志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能看到令人发指的案例。有记者揭发一个申请了好几年残疾津贴的人，那人在脸书上贴了环游世界的照片；有父母滥用育儿假，小孩稍有不适就借口不来上班……但这些案例目前仍属少数，而人们在生活周遭亲眼目睹、深刻感受到的，往往是像约翰这样的例子。曾经我用冷眼旁观的角度，认为他是个国家的米虫、扶不起的阿斗，但如果我们更贴近了解这样一个人的故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瑞典人仍相信，付出社会成本将会带来物超所值的结果。@
摘自《幸福是我们的义务》 圆神出版社 提供
责任编辑：颜静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