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

医生为阿塔检查、上药，外伤无大碍，有轻微脑震荡，需静养。

在药房坐等拿药时，头上缠满绷带的阿塔，软塌塌靠在椅背上。她的身体像一片在风中抖动的树叶，看得出她竭力忍住疼痛，两眼圆睁，悲愤在眼波里翻腾，难以平息。

我握住阿塔双手，心疼地说：“对你，可是个教训，我相信你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

“傻事？”阿塔锁紧眉头，表情固执地说：“这不是傻事，不是，就不是！”

“行行，算我用词不当吧！”我摊开双手，向阿塔表示歉意。

“让我来想想该怎么办，但你必须听我的，不能再去了。”

“要是国安不放人呢？”阿塔反问我。

我只好把国安老友在电话里说的话转述给阿塔。

“什么国家机密呀，吓唬人的！”

阿塔好像忘了疼痛，声音老大。

我环顾四周，同时要她压低嗓门。

“我还不了解我哥，”阿塔的音量也没变小。“长期在生意场上混，能不结下几个冤家？我已经说过，是遭人诬告、陷害。”

不等我想好该如何应答，手机响了，一看，无来电显示，立马明白谁打来的。我朝阿塔指了指手机，边听边起身走到一处僻静的角落。

国安老友开口问：“你跟阿塔在一起？”

我挖苦说：“明知故问，我的行踪不都在你的掌握中。”

国安老友带着公事公办口气说：“阿塔手机我派人送到你家，交给了保姆。”

我声调激昂起来：“你们随便打人，必须道歉！”

国安老友从鼻孔里哼出一声冷笑：“别自找麻烦啦，你是个明白人，眼下最该做的是什么？你还想不想带阿塔出国？”

我心里一噗通，脱口问：“你也知道阿塔在申请护照？”

国安老友没说话，挂了机。

我回到阿塔身边。她紧张地望着我。

“国安老友来的？”

“是他。”

“说了些什么？”

“你要再去示威，就出不了国了。”

“不出就不出。”

“苦头还没吃够呀，老实待着，听我的消息。”

五十八

我把那几件晚清和民国的瓷瓶亲自给黄老板送去，想请他再邀请李祕书来会所吃饭，我打算直接向李祕书求助。事先与黄老板约了见面时间，我准时赶到，会所接待员说：“黄老板已经离开了。”我张口结舌：“没留下什么话？”接待员答：“就说了一句，要你把东西交给我。”

再清楚不过了，黄老板有意躲我，十有八九是国安老友打了“招呼”。

驾车回家的路上，接到牌友们电话，问我有没空，一起吃个晚饭。好久没碰面了，挺想念这帮哥们。我发短讯告诉阿塔我要晚些回家。

我们约在大海湾酒楼。赶到时，牌友们已经入座，看见我格外亲热，几乎异口同声地关心我：“你看上去瘦多了。”

王耳长啸一声：“嘎登还没找到呀？”

李斯信口吟出一句诗：“为伊消得人憔悴。”

赵悟嘎嘎嘎地笑起来：“你娃头儿活该，谁叫你‘衣带渐宽终不悔’呢！”

我哪有心情跟他们闲扯，沮丧地说：“人是有下落了，不过，眼下……”

我讲了嘎登被国安秘密关押至今，以及阿塔挨打的经过，还拿出阿塔额头受伤的照片给他们传看。

“这口气我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我瞪着大眼愤怒地说。

牌友们不约而同地望着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我读到了这样的话：你斗得过吗？歇歇火吧！

“各位，有什么高见没有？”我恳求说。别无它法，只能向这些多年的老朋友求援了。

一阵难堪的沉默。王耳低头摆弄手机;赵悟抬头遥望，表情木然;李斯目光闪烁，欲言又止。

突然王耳冒出一句话来：“你的手机是被监控的吧？”

赵悟慌张地眨了眨眼睛说：“搞不好国安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王耳受惊似的跳着站起来，一条腿撞到椅子上，绊着了，上身朝前倾斜，差点摔倒。他不免尴尬，掩饰地笑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有点急事要处理。”边说边拔腿就走，把手机的耳机忘在桌上。

我抓起来冲他喊了声：“接着！”扔了过去。

这时赵悟也站了起来。我不等他把临时编造的理由说出口，就指着餐馆门喝道：“别废话了，要走就走。”

回头再看李斯，他稳坐不动，嘴角微微翘起，挂着一丝嘲笑。我带着悲怆的神色，开始大骂赵悟，小人一个;特别是王耳，忘恩负义：“那个大罐就值几百元，我给了他一万，纯粹是见他生活困难想帮他一把。我有难处时，他竟然是这德性！”

李斯劝我：“不必生气，趋吉避凶，人之常情。”

说着，仿佛想到了什么，微微一笑：“还记得徒洛说的话吗？藏人交朋友，最后都成了兄弟；汉人交朋友，最后都成了敌人。”

我问李斯：“你为什么不走？”

他款款作答：“我就是想证明，咱汉人交朋友，也能成为兄弟。”

我突然想大哭一场，手颤抖着抓起桌上的茶壶，往李斯的茶杯里添水。

“你有没有想过该怎么办？”李斯用询问的目光扫视着我。

“我？”我把茶壶往桌上猛一搁，半晌无言。

李斯咧开嘴，露出宽厚的微笑问：“你就没想过请律师？”

“你好像比我还天真！”我心烦气躁打断他的话。

“谁不知道中国的律师也就是个摆设，一旦听说跟国安有关，保不定比王耳、赵悟溜得还快！退一万步说，真有律师敢接，也是白忙活。哪怕你翻烂法律条文，有多少证人、证据，就算你雄辩滔滔，到头来，谁理你？还不如领导的一句话！”

“你能不能听我讲完？”李斯端起茶杯往嘴边送，但没喝，放了下来。“那个国安老友可以阻止黄老板，但他阻止不了律师。当然，我说的这种律师不在本地，必须去北京请。明白了吧？”

我如坠五里雾中，直问：“从北京来的律师，难道就不是摆设了？”

李斯又是摇头又是蹙眉：“你的脑袋瓜怎么不开窍？打个比方，我知道一家设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叫‘鼎盛’，事务所老板的父亲是国家前领导人，还活着。假如你能请到鼎盛的律师—”李斯意味深长地瞅着我。

“还不明白？”

我这才恍然大悟：“有来头，有背景，有关系，有能耐。好主意，哈，好主意！”

我脱口问：“要多少钱？”

“不会少吧！”李斯端起杯子呷了口茶。

“你得有心理准备，找鼎盛的都是些阔佬。”

“只要能放人，花多少钱我都不怕，只是……”

忽然我感觉嗓子发干，一把捏住茶杯，却发现里面没水。急急地抓起茶壶斟水，就往嘴里灌，哇一声又吐到地上：

“烫死我了！”

五十九

我不是不担心花钱，然而更担心，花了钱也办不成事。国家机密！这四个阴森森的字眼像针尖从我的心脏划过。成功的概率有多大，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把忧愁隐藏在心里，在阿塔面前表现得信心十足。阿塔听说我要去北京请律师，担心地问：“那得花很多、很多钱吧？”我说：“你就不要管了。”她说：“我当然要管。”说完这句话就忙她的事去了。

直到快吃午饭时，我才发现阿塔不见了。保姆说看见她出门。我打她手机，空响，没人接。正着急，我听到阿塔进门的声音。

“你上哪儿去了，怎么不接电话？”阿塔走进客厅时我跟在她后面问。

阿塔像散了架似的朝沙发上一躺，身子蜷缩成一团。我注意到她满脸愁容。

“去银行了。”阿塔咕哝了一句。

我没发声，静等着她往下说。

“我哥有一个账户，让我替他管理，我想把钱取出来，结果……”

阿塔失声大哭，边说：“账户已经冻结了！我真笨，真傻，当初我哥被绑架时，就应该赶紧取。”

我慨叹地问：“里面有多少钱？”

阿塔说：“好几十万呢，想取出来付律师费。”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安慰说：“这些钱不会丢的。”我埋下头吻了吻她婆娑的泪眼。“听话，别再到处乱跑。”

然而，当我收拾行李准备进京时，阿塔也收拾起行李来。

“我要回去看阿爸阿妈，陪陪他们。”

阿塔的声音格外轻柔，目光飘忽不定，若有所思。忽然她唱起歌来，是那支在大渡河边听到的歌，忧郁的情调里，不仅仅透着哀怨、悲凉，更有一种来自心灵的狂躁。

（待续）@＃

──节录自《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