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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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一到，我们师大的几个人，除了王文贞，早饭一结束就来到了海棠丛下。这一会，民院的几个也来了，但都没有从前那样欢快。
我仔细一看，马刚、王雯丽没有来，财经大学的瓦娜也没有来，古丽说王雯丽退学了，马刚是班长，系里今日集体活动，也来不了。
杨红蔓说瓦娜病得个把月了，才出院。大家埋怨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去看看她，才尽些同学的友情。”
杨红蔓说：“你们还不知道？瓦娜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典型的俄罗斯人的性格，要强得很。她不让我说她有病。”
此时民院的几个同学个个沉着脸，没有一丝笑容。杨红蔓说：“今天怎么啦？两个人生病，就把大家的兴扫尽了么？我们还是快谈诗吧？今天谈论古今的咏春诗怎样？”
古丽说：“杨雪贞病亡了，我们怎么高兴得起来？再说你这题目也太大了，我们哪能知道的那么多？”
我们几个听此消息，如遭电击。鲍士奇说：“就是那个白族的，去年休病假的杨雪贞吗？”
金芙蓉说：“没错，就是她，一朵金花就这样凋萎了。这是她的最后一信。”
金芙蓉掏出了杨雪贞临终前的来信。
杨红蔓接信展读，其辞曰：“诗社诸友共鉴：贞居僻地乡野，已历年余。每忆海棠丛下之聚，方觉已享应有之欢。自得之情，言不能尽。贞去岁肝病，转为腹水久矣。浩浩苍天，将不容我；来生相会，望勿哀伤。恳望诗社聚会时，为我留一坐位，则余无遗恨也。雪贞草草于病榻。”
我望那信纸，只见那些字如断梗飘蓬，毫无生气，与昔日杨雪贞一手神清骨秀的王家行体相比，截然不同。几个女生嘤嘤抽泣。
杨红蔓又翻看信的背面，只见上面有杨雪贞家人的话，大意是：雪贞写此信时，嘱我们待她去后发出，十天前她已长眠地下，与永恒为伍。
一时间春光虽好，怎敌住无限悲哀。诸友均陷入伤心。金芙蓉突然暴怒起来：“都是这个官僚当道的国家害了她！你们想想在欧美民主发达的国家，大学里会有许多肝炎、伤寒吗？”
李铁山说：“一时也改变不了这个国家，现在我们能为杨雪贞家做点什么呢？”
我心想，要是张武在还能想法凑些钱，给杨雪贞父母寄去，可惜他既不在京，木子萍家又遭大难。真正是无能为力了。
古丽说：“是否凑些钱，给雪贞的父母寄去呢？”
李少川说：“寄点钱，杯水车薪的，不解决问题，更不能慰其父母失去爱女的哀心。我看这样，你们民院的几位女生，每月轮流以养女的身份，给雪贞的父母写信。将来我们工作了，有了工资，大家轮流去看望她父母，以弥合其父母感情上的创伤。”
鲍士奇和大家都觉得这方法好，于是委托金芙蓉负责督促此事。鲍士奇又说：“今天看来大家心情都不好，那还有心思谈论诗文呢？不如各自随意走走，散散心，怎么样？”
大家当然没意见。于是杨红蔓带金芙蓉、徐文去宿舍了；李铁山、李少川、古丽说是要去西单书店逛逛；临走时，古丽将我叫到一边说：“雯姐真是可怜。”
我不解其意。她说：“其实她这次回家过中国新年，结婚了。也是没有办法的呀！这次病…这次病…”
我问：“什么病？”
古丽说：“以后告诉你吧。只是她临行前托我问师大几位诗友好，尤其是你。因为她和你都诗社的老社员了。”
我说：“她这个人，长相好，情性纯，操守贞，是个难得的才德女子。既然病了，川南山区能有什么好药吃呢？我们买些药寄给她，如何？”
古丽说：“药也能乱寄么？你又不知她是什么病？”
我问：“到底是什么病，别让我猜迷，好么？”
古丽说：“以后会慢慢知道的。”
她转身与几个人走了。
海棠树下，只剩下鲍士奇和我。良久，鲍说：“天民兄，这接连二、三的天灾人祸，临到我们朋友的身上。我们没有能力从物质上帮他们，真惭愧啊！我看今后，我们将诗词歌赋一类辞章之事，要往边上放一放了。把辞章之事留给文学人，我们要往实务道路上走，像张武那样。”
我说：“也有同感。章太炎早就说过，辞章小道，乃末技也。”
鲍说：“香山诗社也不解散，愿参加的就参加。我们再结一个社，以实务为探讨中心。”
我说：“现在快期末考试了，不如等秋天再考虑此事。”
我们一直谈到中饭时，才离开海棠园。
几天以后，鲍士奇在图书馆前碰到我，递过二封信。打开一看，木子萍的来信，大意：现在已将家中弟弟、妹妹安置好，房子又倒了，乡亲帮忙，临时盖了二间草棚。张武同意她休学的想法，并表示多攒些钱，帮她的弟弟、妹妹盖房子、上学等等。
水芳的信写道：“我决定留下帮助木子萍，她一个人不足以操持这个家。我已写信给家人与系领导，不管人家赞成与否，我会坚持留在青海木子萍家。古人有羊角哀、左伯桃生死之交传为千古佳话，又有吴友安弃家赎友的仁义楷模。难道女子中就不能有这类人么。”
底下她说，本村及邻村有几十个失学儿童，她与木子萍想办个免费小学，当地乡亲特别欢迎此事，对她们很热情，她又表示将来鲍士奇愿去那里则好，不愿去则也不勉强等等。
我说：“这真是现代的女吴保安、女羊角哀了。没想到水芳平素文静的，看不出多大的勇气与魄力。此时此事真叫人刮目相看。由此可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疾风知劲草’诸说，并非空话。”
同时，我心里想，鲍士奇虽有仁慈心肠，但将来不见得去那偏僻的高原乡村，于是说：“鲍兄将来如何打算？”
鲍士奇轻松一笑说：“将来是变化不定的。为什么非我去不可哩？也许将来那里的教师多了，木子萍弟弟、妹妹也长大了，水、木二人自动到外面来。也许将来我们有力量、有办法既帮那里的乡民，又让水、木二人回到城市。总之将来再说吧。”
学校的生活无非是读书、讨论、考试，日复一日，只有到了假期，才算有了较大的变化。这年暑假，我回到了离开三年的故乡桃源县。
县城依旧是破烂不堪的，少许的水泥街道上尘土飞扬，土街道上更是高低不平，道边、街边，到处是垃圾杂物，几乎没有树木，天热得人终日流汗，满城散发着热哄哄的腐臭气味。广播喇叭整天在道边播放官府的什么要实现四化的牛皮，我心想觉得好笑，连树都栽不好，还空喊什么四化！
到农村后，我走访了很多亲友，我的舅舅，已有两个病逝了。说起来，这时苏北农村的生活与千百年来生活在落后地区的农民的情形一样，饥寒交迫是常见现象，三十岁左右，人便开始衰老，五、六十岁只要遇上病，几乎没有不死的，因为即使是头疼、发烧的小病，也没有钱医治，往往因此而小病酿成大病，直至死亡。
落后地区的农民或者说中国地区多数的农民，一生与贫困、饥饿、寒冷、疾病相伴，一般三十、四十岁就免不了哮喘、胃溃疡、严重的风湿病等等。我的几个堂舅舅跟亲舅舅一样，少年时只要我去他们家，就是有碗好些的稀饭，他们也舍不得自己吃，总会坐在边上看着我喝下去。
想到这些亲情，再加上读了些书，明白他们只是几亿贫困农民的缩影，明白他们贫困的根因，真是心如撒上辣粉，又如遭万箭穿击，一股烈火常常燃起，恨不得立刻将不合理的体制砸碎。
有时我一人，或与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去坟头前致哀。夏野到处郁郁青青，坟头上也有青色，但这不再是诗人眼中的青色，在我心中勾起的只是无限的难过。有时突然天雨淋淋，总觉凄风苦雨也知同情黄土坯中的普通农民。
好几个夜晚，我埋头写字，将自己的回乡感受、悲痛心情告诉了各地诗友。其中我给鲍士奇的信中有这样的话：
“此次返乡，方深知诗词文章不足以济我同胞之困厄，从前兄所示之明教，愈觉高瞻远瞩，非研习实学，使用实学，不能生大同均富之实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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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