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2月17日讯】（Colin Dueck撰文／大纪元记者原泉编译）保守的民族主义最具示范性，是一种以民主为导向的公民形式的爱国主义，一种对特定地方的热爱，主张世界最好由独立的民族国家治理，只有在这些国家的范围内，自由的公民才能尝试宪法形式的自治。在外交政策上，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注重维护和促进自己国家的利益、权利、价值观、安全、传统和生活方式，且相信这样做完全合法。
在美国国内，一种保守的民族主义是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两党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主流传统。但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希望，美国人民自治的典范最终能够传播到全世界，他们认为，抱着这种希望，甚至推动这种希望，与维护美国的国家主权并不矛盾。
从历史记载来看，最初的美国殖民地是由英国新教定居者建立的，这种特定的文化和宗教传承为美国的建国原则提供了背景。多年来，一些美国民族主义者主要从宗教或种族方面来定义自己的身份。
长期以来，这助长了对美国国家的种族定义和公民定义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美国的革命者在他们的《独立宣言》中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并主张某些普世的自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的起义辩护。这些主张是由被称为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信仰所决定的。
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美国信条”，一种公民宗教或国家认同，具有一些明显的传统自由主义元素，包括法治、个人自由、多数决定原则、权利平等、开创、进步和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
正如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传统自由主义信条使其难以在美国推广社会主义。这就是恩格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的含义，这让他异常沮丧。
就其世界性的影响而言，美国革命的领导人希望它能鼓励共和政体的传播，并建立一个以和平商业交流、个人自由、法治和人类进步为特征的新的国际体系。他们反对18世纪的欧洲国家制度，认为它腐败、军国主义、好战、专制。
当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与仍然属于旧世界体系的国家互动。在不同程度上，开国元勋们和后人接受了美国向西部大陆扩张，以建立（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描述的“自由帝国”，他们还拥抱海外的商业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现有疆域之外的经济和领土扩张，早在美国后来崛起为全球强国之前就开始了。
但同时，这些早期的政治家们也珍视维护美国的独立，并为此奉行谨慎脱离欧洲联盟的政策，（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正式阐述了这一政策，他在演说中说：“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业关系时，尽量避免与它们发生政治联系。”
强调避免杰斐逊后来所说的“纠缠的联盟”，成为整个19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早期的美国政治家认为，扩大共和政府的范围和维护国家的独立之间并没有本质的矛盾。
关于美国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确切影响的党派政治辩论，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托马斯·杰斐逊和（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美国例外论、美国主权和共和政府的长期扩张等问题达成一致，他们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则意见不同。
杰斐逊设想的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分散的、农业共和国，而汉密尔顿则希望建立中央财政和新生的美国制造业，以及在国际舞台展现其它国家权力机器，包括职业化的武装部队。
在1790年代，杰斐逊倾向于同情法国革命；汉密尔顿则同情英国。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正是希望平息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之间的这些分歧。在他看来，不涉足海外事务的一个好处是避免了美国国内的派系敌对。
19世纪美国的每一轮领土扩张都有一个典型的特点，那就是内部就这种扩张是否符合宪法、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或是否适当，展开了一些重要的辩论。这些真正的哲学上的差异往往与部门利益和政党政治、以及对总统个人的支持或反对联系在一起。
总统们有时会积极地指导美国的领土扩张。例如，杰斐逊曾反对行政权过于集中，但当1803年有机会从法国手中购买广袤的路易斯安那土地时，他不受限制地做了，并承认他把宪法应用到了崩溃的地步。
后来的领土扩张企图和美国对英国、墨西哥和美洲原住民部落的战争浪潮，带来了激烈的争论和辩论，使赞成扩张的美国人与不赞成扩张的美国人对立起来，双方经常认为对方背叛了美国的建国原则。然而，美国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共识却坚定不移，这是一场有着相同基本前提的党派之间的激烈争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为美国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传统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替代方案。他设想并解释了他的参战决定，认为他的国家不仅有能力帮助在军事上打败德国，而且有能力领导建立一个以民主政府、民族自决、集体安全、开放的贸易安排、海洋自由、多边合作组织、和平解决争端和全面裁军为特点的变革的全球秩序。
国际联盟将是这个由美国领导的新秩序的顶点，它的核心是威尔逊所设想的每个成员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实际保障”。威尔逊的伟大创新不是简单地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需要在欧洲大陆上用武力来维护，尽管这本身就足够引人注目；也不是简单地将他的联盟计划与美国国内的进步改革的成就联系起来，尽管他也这样做了。
他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只有通过美国方面具有约束力的、普遍的、正式的多边承诺，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维护进步的自由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威尔逊贬低了维持“权力平衡”的目标，最终，美国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票数拒绝通过《凡尔赛条约》。但威尔逊在意识形态上树立了一个不会消失的标志。在下一个世纪，威尔逊的愿景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政治和国际政策中的一股推动力。
就共和党人而言，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观点，及其对国内的影响深感担忧。但他们在到底要纠正或抵制到什么程度上存在分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分成了两派，一种是鹰派形式的保守的美国民族主义，另一种则是更加不干涉主义的版本。截至1918—1919年，共和党参议员中最常见的外交政策观点是赞成战后与法国和英国建立有限的联盟。
但针对联盟的辩论的最终结果，基本上是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Follette）等不干涉主义者的胜利。这一结果支撑了共和党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以及二战初期的外交政策方针。随后共和党人又出现了分歧，一方主张美国援助英国对抗纳粹德国，另一方则反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结束了这场辩论，共和党的外交政策鹰派获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崛起加强了共和党内部国家安全鹰派的新优势。严格的不干涉主义者被边缘化了。但事实上，许多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不得不被拖入战后美国在海外的一系列承诺中，唯一能确保他们支持的是强烈的反共。没有哪位继任的共和党总统能够完全忽视美国基层保守民族主义的持续力量，大多数人通过把它的各个方面纳入他们的总体方针而在政治和政策上取得成功。
每一任总统的做法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些未能在这一点上取得有效平衡的人——如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无论其它优点如何，往往会输掉选举。
在冷战刚结束后，共和党人对该党外交政策记录的最普遍感觉是满意。但在1990年代，不干涉主义者重新出现，一方面是社会保守主义者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另一方面是传统自由主义者罗恩·保罗（Ron Paul）。尽管这些声音在当时似乎无足轻重，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声音，尤其是布坎南的声音，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
乔治‧W‧布什总统成功地把大多数强硬的共和党民族主义者聚集到他的“反恐战争”政策上，再加上2003年入侵伊拉克和中东的“自由议程”。但是在伊拉克的挫折引起了一些明显的批评，布什卸任后，共和党再次分裂。
2016年，横空出世的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特朗普）利用这些分歧，做了此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颠覆了外交政策鹰派的主导地位，转而采取其它方式。然而，川普政府的实际外交政策是这些倾向的混合。
因此，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特定形式的美国保守民族主义的复兴——一种较少干预的版本——与威尔逊在两党的外交政策遗产相抵触。只有忽略早期的历史经验，川普的外交政策才显得前所未有。可以肯定的是，川普并没有以自由国际主义者的身份参选。
但20世纪大多数共和党总统也没有这样做。在威尔逊式的外交政策设想上加倍努力，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势所趋。自由国际主义或威尔逊主义传统表明，长期的全球发展，朝向更大的经济相互依存、民主促进和多边组织的方向发展，最终会使古老的强权政治模式过时。在川普之前，冷战后的每一位总统都是在这一传统的前提下行事。
比尔‧克林顿总统希望，通过“扩大民主”来扩大以市场为导向的美国盟友区，以最小的代价促进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乔治‧W‧布什总统希望，预防性军事行动，加上伊拉克政权更迭，将削弱穆斯林世界内部对圣战恐怖分子的支持。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希望，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调解将有助于促进围绕自由政策目标的多边协调。毫无疑问，这三组希望都是真诚的。而且三者都有一定的外交政策成功经验。然而，最终，这三者都在非常重要的方面过于乐观。
具体来说：历史永远不会结束。历史上正常的战略竞争、国际冲突和强权政治模式从未完全消失。大大小小的独裁国家都发现了适应和生存的新方法。
与冷战后的预期相反，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并没有全部趋向于单一的自由民主模式或理想。如果说21世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大国竞争的复苏。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结束地缘政治的现实，只是重新进行了配置。
对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如同对所有美国人一样，认识到进步不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应该导致外交政策重点的转变。扩大国际合作和人权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两者本身都不能成为美国大战略的出发点。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必须更加重视支持美国的盟友和反击美国的竞争对手和敌对势力。
答案不是脱钩，也不是认为可以教训对手让他们妥协，更不是让他们在政权更迭中灰飞烟灭。相反，答案是美国要准备好，与一系列强大的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中国——进行稳定、长期、有力的竞争，以便更好地保护现有民主国家免受各种威胁。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经过精心调整、态度强硬的审慎政治。
美国的外交努力应该从传统的联盟开始，而不是从明显的竞争对手开始。在保护美国主导地位的同时，三心二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也没有必要在理论上把预防性战争或政权更迭战略放在首位，因为不成功的海外干预只会损害美国更广泛的利益。默认的优先选择应该是按地域来区分的消耗战略、强硬的遏制战略和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的战略。
现在，来自各方面的变革性全球项目或承诺必须受到相当的怀疑。今天的巨大挑战不是促进或改变任何进步的世界秩序，而只是捍卫现有的民主国家。美国仍然比一些人认为的要强大得多。如果它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针，利用其深厚的能力，它就能战胜挑战者并取得成功。将自信和自我克制结合在一起，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佳传统。
刊自RealClearWire。
原文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科林‧杜克（Colin Dueck）是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教授，也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他最近的著作是《铁器时代：论保守民族主义》（Age of Iron: On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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