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1月21日讯】这是一个平凡但非常实用的针线包，早已超过其使用年限，但几十年来我一直舍不得丢弃它，因为它是除文稿之外，父亲所遗留给我的极少数实体物件之一。
这草绿色的针线包，是早年国军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所属的被服厂，生产发放给全军将士们使用的。我可以想像得到，它主要是为那些由大陆来台的单身军士们制作的，因为他们离乡背井，没有家眷的照顾，偶尔在军营中需要缝缝补补时，可以“不求人”地自己动手。
针线包的材质是帆布，根据里面的一张包装纸袋，可以看出这针线包的制作日期大致是在1951年至1955年之间。针线包摊开后，它的总平面尺寸大约是9英寸乘9英寸（见图三），里面除了针与各色线团之外，还有一些与军服配色的钮扣，记得它好像原先还配有一把小剪刀，插在那中间的口袋里，但是当这针线包传到我手中时，已经没看到那把剪刀了。
屈指一算，这针线包迄今已有“七十几岁”啦，七十年来它所经历的“主人”只有两个，就是父亲与我。
我自幼就见过这“便携式”的针线包，记得父亲总是将它收藏得好好地，放在一个空的饼干铁盒子里。民国四、五十年代，每当父亲需要出差或出国时，它都会被放在随身的行李箱中。
父亲军职在身，单位调动频仍，但是后来的工作地点，几乎都是在台北附近，所以自1956年开始，平均每月才得返高雄凤山的眷舍一次而已，在台北的一切日常生活都得靠自己打理。在生活上。父亲本就是“粗枝大叶”型的人，所以母亲常埋怨他“不通庶务”，后来父亲单独在台北过的日子多了，多多少少也学会了如何照应自己吧！这针线包就是他随身带着的物件之一。
我第一次见识到这针线包的“作用”，是1963年8月，地点是台北市大直区的三军联合参谋大学的军官宿舍里。是的，就是我在“读建中的那一年”一文中，提到过的那栋没有空调，设施相当简陋的军官宿舍。
这一年也是我有生以来，首度没了母亲那无微不至的生活上之照应。回头想想，与父亲同住也“不算坏”，至少耳根子要稍微清静一些，少了母亲那“碎碎念”的唠叨声。当然，母亲的唠叨是关怀，我可不是在这儿抱怨。
有一晚我在灯下温书，瞥见父亲从抽屉里拿出针线包来，解开绳结（见图一）后摊开在书桌上（见图三），这是我第一次仔细地看到包里的内涵。那年父亲已经快六十岁了，眼力虽佳但已“老花”，十分费力地在灯下穿针引线，我忍不住趋前帮他穿好线，只见他得意地（大概是在想，这十八岁的儿子总算是派上用场）接过手，把军服上一粒脱线的钮扣重新钉牢。
想到母亲曾多次埋怨我父亲“不通庶务”，就不得不在这儿替父亲辩护一下，他少小就已离家（未满十五岁），去两百多公里外的厦门集美师范学院住读，不就都得要事事自己照顾自己吗？哪儿可能会完全“不通庶务”，“针线活”不过是一个“小场面”，这会儿只是他有些“老眼昏花”，干不了细活儿而已。
后来我离家去台南读大学时，这军用针线包就正式成为我的“财产”之一，在台南的四年，与毕业后去马祖东犬岛服役的那一年，它都起了莫大的作用，是我不可或缺的“压箱宝”，曾陪我渡过那年轻的岁月。记得在军中服役时，见到连上的老士官们，几乎个个都有与它类似的军用针线包。
1969年八月底，临出国的前几天，在收拾行李时，父母亲还都提醒我，别忘了带着那针线包。所以在美国求学期间，以及去纽约长岛打工的艰辛日子里，它都还是我的随身“良伴”，为我“救急”过。
七十年代中迁来德克萨斯州后，在当年生意火红的K Mart买到了一个大型的针线盒，这老针线包也就大致上功成身退了，不过早年我偶尔需要短期出差时，还是会将它放在行囊中的。
一甲子的时间就这么匆匆而逝，这毫不起眼的军用针线包仍然被我珍藏着，对我而言，它根本是无价之宝，因为每次见到它时，就会念及那灯光下父亲的慈容，心底总是会涌起一股暖流。我没研读过心理学，或许这就是俗语所谓“父子连心”罢，不是我这退休工程师，毫无文学修养之拙笔可以形容的。
年少时急欲振翅高飞，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那毕业纪念册上“海阔天空任您翔”的祝福语还依稀在眼前，这会儿就已七老八十啦。现在的感觉是，岁月无情，日子过得飞快，眼看这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这针线包），在身后都将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不就是俗语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
但这看似平凡的军用针线包，或许至少能传给我的下一代吧，因为我的小儿子（达儿）热衷于收藏军用品（他是将军爷爷之崇拜者），手边已有不少古董级的军械（包括一支早年抗日战场上使用过的“汉阳造88型”步枪），甚至于我的那把美制M1卡宾枪（我服兵役时的随身武器）也是十多年前他送给我的耶诞礼物之一。
所以，说不定这针线包会给他的许多军用收藏品，来个“锦上添花”呢！
【谢行昌，2022年元月完稿于美国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