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征时:中共二十大代表周洪许的民间档案(三)

【大纪元2022年09月23日讯】(接上文

七,周洪许的个性特征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以上几节文字,主要展示周洪许“其行”,本节文字相对侧重于周洪许“其言”。

2008年,时值炮兵团被树为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10周年。周洪许当时接受采访时说:“现在还是那三句话: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40] 这当然也可能是套话,但仍可从中看到他对团队传统之重视。如果说上文提过的“车不掉漆,人不掉皮”等承继而来标准、措施和口号都可视为传统之“目”,那么以上“三句话”则为炮兵团传统之“纲”。

上文还提到,周洪许及其团队为“汽车特种驾驶”训练而舍得超常用油,是因为他们“不以考核为目的,要以实战为标准”。但“以实战为标准”、强化“贴近实战”的训练,有时会使安全方面问题更为突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性问题呢?周洪许对此的认识似乎颇具“辨证法”:

部队是要打仗的,决不能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甚至以安全为理由少训、偏训、漏训。只有训练质量提高了,才能更好地消除训练中的安全隐患。[41]

如果说此言较为实在,应非套话,也有助于认识周洪许的个性,那么,周洪许又是如何认识未来的“实战”、从而“以实战为标准”的呢?他是这样说的:

未来信息化战争时空特性发生重大变化,多维战场空间融为一体,战略、战役、战术的界限日趋模糊,战争进入越打越远、越打越高、越打越看不见的时代,每个战位、每个官兵都是制胜的关键节点,尤其需要突出“人”的因素,通过真枪实弹、真训实练、真打实拉、真考实评,全面提高官兵敢打必胜、一剑封喉的真本事。[42]

由此看来,周洪许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特性有相当清晰的认识,并因此而强调“尤其需要突出‘人’的因素”。中共军队传统上历来非常重视所谓“人的因素”,但军事行动上靠的是滥用人命而“不惜一切代价”、完全无视基层官兵伤亡率的“人海战术”,政治宣传上强调的是“群威群胆”的“革命英雄主义”即“集体英雄主义”,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周洪许所强调的“‘人’的因素”则更侧重于个体的作用,因此他观点鲜明地认为“每个战位、每个官兵都是制胜的关键节点”。
另外,周洪许在语言上似乎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对未来战争的描述,他连用了三个“越打越…”。在强调“以实战为标准”时,他连用“真…实…”达四次之多。“文如其人”,此处似应也有他个性的某种体现。之所以笔者要说“似乎”、“似应”,是因为周洪许的这段话,文字上有可能被《解放军报》记者、编辑整理、润色过,因而“文”也就不能完全“如其人”了。

不过,周洪许撰写于2014年原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任上的一篇短文《首长机关要当好练兵打仗领跑者》[参见附录五],似不见有他人修饰的痕迹,有可能完全出自他本人手笔。这篇短文,可以看作“公勤队大军区版宣言”。此文除了强调“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之外,还指出首长机关人员“训练存在偏训、漏训现象”[43],应予纠正。但作者允许他们“少训”,因为这些人首先有本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要完成。而对炮兵团下辖的各作战单位,周洪许则强调,决不能因“少训、偏训、漏训”而“牺牲战斗力”。可见,周洪许对不同建制类别人员不搞“一刀切”,而是“分而训之”。细读此文,还能发现周洪许个性上的其他一些特点。

2008年在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汉旺抢险救灾前线,一位军旅记者随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行动,对炮兵团官兵及其团长周洪许追踪采访了几个月后写道:

我跟周洪许团长多次交谈后的感觉是:[……] 这位团长很有想法。

对于炮团半年之内参加的两次救灾行动,这位军事指挥员都有自己眼光独到的总结与反思,对于团队将来“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和“非战争性军事行动”,也有很多具体的设计设想,甚至还有一些马上就可以操作起来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比如这次炮团第一天到达汉旺时因缺乏专业工具因而影响了救援效率的痛憾,在他心中就产生出了这样的反思:云南也地处地震带,部队将来承担类似的“非战争化军事行动”概率很大,应该想办法与地方政府协调配合,为团队配备这样的专门工具并进行相应的应急训练,至少部分地承担起“专业队伍”的职能。而且不光是针对地震,还应根据各类灾情将各种专业工具分门别类,作出应对各紧急情况的各种配置预案…… [44]

读者至少可以从中发现,周洪许在思维方面长于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四川灾区而反观云南驻地(由此及彼),从缺乏某类工具而联想到配齐各类工具(举一反三),从地震灾害而联系到各种灾情(触类旁通)。

当然,构成周洪许个性特征的要素同样也反映于“其行”。因为上文对此已经谈得相对多一点,这里只补充两项:
一,作为军事指挥官,周洪许“对地形有着超乎[平]常人的记忆[力]”[45];
二,据推测,周洪许似应有过高级军事院校(如国防大学)的进修经历,其时间可能是2017年至2019年期间。这类进修无疑也会对军事指挥官的个性产生相当影响。

八,周洪许的前瞻眼光

周洪许当年任团长的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是师属炮兵部队。该师的作战任务、兵器武备和日常训练重点主要针对中国南方山区丛林地带及东南亚地区丛林地带作战,所以炮兵团虽然是“先进典型”、有“乌蒙铁军”之称,但“由于经费和优先度问题”,其火炮配置、武器列装、装备更新换代等并不在最优先之列。至少比起拱卫京师、进逼台海、据守中原的各集团军大部分师属炮兵团,“乌蒙铁军”的列装、换装可能要迟半拍甚至一拍。

不过“经费和优先度问题”似乎没有限制住周洪许的前瞻性眼光。上文提到过张海阳2005年在北京军区副政委任上去第27集团军防空旅蹲点时,约见了独自一人跑到防空旅参观取经的周洪许,并且表扬他“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懂得学习先进经验”。
张海阳当年对防空旅提出了一个口号:“过不过得硬,导弹来说话”[46]。周洪许接过了这个口号,向炮兵团全团官兵喊出:“过不过得硬,炮弹来说话”[47]。周洪许口里说着炮弹,心里更想着导弹(这也是他去防空旅参观取经的动机之一)。据报道,一年后的2006年7月,炮兵团列装某新型导弹(最大可能为反坦克导弹)。当年10月接受考核时,8枚新型导弹全部命中目标,仅三个月就形成了战斗力 [48]。这跟周洪许的前瞻眼光和“导弹情结”密切相关,也跟他“懂得学习先进经验”、参观过整个陆军的防空导弹信息化头号“先进典型”防空旅不无关系。

2006年,周洪许团当时设有一个导弹营,上述那8枚导弹就是该营发射的。这个导弹营建制的设立显然是要经过时任集团军军长赵宗歧同意的,甚至还可能是得自赵宗歧支持和鼓励的。此外,也有可能正是因为当年10月炮兵团列装的新型导弹迅速形成了战斗力,周洪许才于11月被列入四总部2006年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

2014年周洪许已任职原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当年有报道显示,他此前曾经任职的那个炮兵团还是四个建制营,其中包括一个防空营(下辖至少一个防空导弹连)、一个反坦克营(下辖至少一个反坦克导弹连,及中共陆军中组建的第一个女子反坦克导弹班)。根据该炮兵团的武器装备(见下文)推断,另外两个建制营应该是:一个火箭炮营、一个榴弹炮-加农榴弹炮营。上文提到的那个团属导弹营不见了,但营属导弹连(如防空导弹连、反坦克导弹连)增多了,导弹配属由营级单位向连级单位下放了,这些建制上的变化反映了炮兵团合成化程度的提高。至于那个导弹营建制为何消失,笔者将在下文展开分析。

[2017年6月的一篇报道所配图片及文字说明(详见附录二)展示了“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装备如下: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96式122毫米榴弹炮,81式40管122毫米火箭炮,02式100毫米自行突击炮,“红箭8”反坦克导弹,99式双联35毫米高射炮,“红缨6”单兵防空导弹 [49]。前四种武器应该可供装备火箭炮营和榴弹炮-加农榴弹炮营。]

1980年代,中共陆军步兵师的炮兵团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地面炮兵,其主要武器装备为各类重型地面火炮如榴弹炮、加农炮、加农榴弹炮、火箭炮等,虽然这些炮兵团也配有若干非重型防空武器如高射机枪,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等。步兵师的防空任务主要由高射炮兵承担,编制上一般表现为高炮团。如1989年参加“六四”镇压时,从西长安街一路杀向天安门广场的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队列中就有一个高射炮兵团。

2000年代开始,大部分集团军高炮旅、步兵师高炮团的编制名称逐渐改为防空旅、防空团,其中最主要原因是防空导弹即地对空导弹逐步列装于担任防空任务的高炮部队,从而改变了这些部队主要武器装备只有高射炮的单一化构成。它们的主要武器装备逐步转变为由高射炮和防空导弹两者构成,从而提高了多样化、复合化、合成化程度。中共陆军第1号主力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先走一步,“1998年后,坦克第6师、高射炮兵旅分别改编为装甲师、防空旅,直升机大队扩编为航空团。” [50] 同步跟进、并且在二十一世纪到来前将高炮旅改编为防空旅的集团军,还有陆军第2号主力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和第3号主力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现北部战区第79集团军) [51]。张海阳扶持过的防空导弹信息化“先进典型”第27集团军防空旅(2016年撤销番号),则属于2000年代的后来居上者。

由于同样的原因,继步兵师之后,中共陆军炮兵师下辖高炮团的编制名称也陆续改为防空团。周洪许当年任团长的第14集团军第40步兵师炮兵团出现防空营这个建制,正好顺应和体现了导弹配属逐级下放的趋势:继炮兵师下辖团级防空部队高炮团更名为防空团后,炮兵团下辖营级防空分队高炮营更名为防空营,炮兵营下辖连级防空分队高炮连更名为防空连……

地对空导弹列装自然会引发一系列战术问题:导弹发射车集群不同于高射炮集群,其发射阵地该如何配置?打击空中目标时,导弹如何与高炮协同作战?转移发射阵地或作战地域时,行军队列中导弹与高炮如何合理编组,以期能最有效地应对途中可能遭遇的敌方突袭?等等。

面对这一系列战术问题,周洪许似有可能暂时把它们撇在一边,同时再次发挥了他以往在“公勤队”上所展现的思维特点,首先从编制入手,念起“合”字诀,组建“合成”导弹营,即把装备各类导弹(甚至可能包括便携式单兵导弹)的所有分队合编在一起,第一步先着手解决地对空导弹或防空导弹的技术问题,而把上述一系列战术问题暂且搁置以留待第二步或下一步解决。

相对于导弹(II)而言,火炮(I)是上一代武器。[从技术层面看,火箭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火炮(I)和导弹(II)的结合体,类型略为特殊。] 火炮有地面火炮(I-A)和高射炮(I-B)之分,体现在作战行动中,前者对地(A),后者对空(B)。下列表格中,I和II两者用于区分武器装备类型(高炮还是导弹?),而A和B两者则用于区分目标空间类型(地面目标还是空中目标?)。(见表格A)

表格A 《第14军第40师炮兵团武器装备类型》

相对于火炮(I)而言,导弹(II)是新一代装备。导弹也有(地)对地(A)和(地)对空(B)之分,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作战行动中,而且更为直接地体现在装备名称上、战术观念上、建制配属关系上(例如高射炮兵作战单位引进“地对空导弹”,地面炮兵作战单位因反坦克任务而引进“地对地导弹”等)。在战术层面,地对空导弹(II-B)通常称“防空导弹”,而地对地导弹(II-A)以反坦克导弹最为常见。(见表格A)

就技术层面而言,地对地导弹(II-A)和地对空导弹(II-B)都是导弹(II),两者有共同点、相通性,不少技术问题可以放在一起培训。周洪许的导弹营建制,看来是按中共军队传统的“教导队”模式而组建的,侧重于技术层面的统一培训。大致可以推测:导弹营利用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共同点、相通性,从炮兵团已经列装、掌握的反坦克导弹技术出发,让受训人员触类旁通地快速掌握导弹技术的基础知识和一般原理,然后再根据防空导弹的知识和原理进一步作分专业培训。与此同时,反坦克导弹培训也可“扩招新生”或开“提高班”强化。培训完毕,不再按技术培训需要而是按作战训练要求“撤营编连”:导弹营撤编拆分;地对地导弹培训分队归入反坦克营,编为反坦克导弹连;地对空导弹培训分队归入防空营,编为防空导弹连。

从导弹(II)的角度看火炮(I),并且引进导弹的装备名称、战术观念等,人们可以发现:地面火炮(I-A)完全可以称之为“地对地”火炮(I-A),高射炮(I-B)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地对空”火炮(I-B)。此处“地面火炮”、“高射炮”是实际应用上的传统名称,而“地对地火炮”、“地对空火炮”则可以视为概括、分类所用的新名称。
上文解释表格A时已经提到,表格中的I和II两者用于区分用哪类武器装备(高炮还是导弹?)来发射,而A和B两者则用于区分向哪类目标空间(地面还是空中?)发射。正是这四个要素的组合,产生了I-A、I-B、II-A、II-B这四个分类模块。(见表格B)

表格B 《第14军第40师炮兵团武器装备“分类模块”》

防空部队,如薛爱国任旅长的原第27集团军防空旅,目前一般只使用地对空武器(B类武器)。具体而言,它们在军事史上首先使用的是“地对空火炮”(I-B模块),随后又使用了地对空导弹(II-B模块)。

地面炮兵部队,如周洪许任团长的原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目前不仅继续大量使用地对地武器(A类武器),而且因防空需要,通常都有相当数量的地对空武器(B类武器)列装。在军事史上,它们一般最先使用“地对地火炮”(I-A模块),随后使用的是“地对空火炮”(I-B模块)和地对地导弹(II-A模块),最后开始使用地对空导弹(II-B模块)。周洪许很可能就是通过导弹营这个临时性建制平台,利用II-A模块和II-B模块的共同点、相通性(即II),从而把两者合在一块,让官兵们尽快通过反坦克导弹(II-A模块内容之一)来掌握防空导弹(II-B模块主要内容)。

周洪许的导弹营并非首创性产物,但多少可以看作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一个趋势:一方面是防空部队导弹化,另一方面是地面炮兵部队导弹化加“防空自主化”(如周洪许的炮兵团后来有了自己的防空营),这两个方面同时也引发和促成了作战部队合成化、军事教学和培训整合化、军事院校设置统合化。简而言之,部队要合成,院校要整合。2017年中共陆军炮兵院校和防空兵院校实行建制整合,两者合而为一(见表格C),反映了炮兵专业和防空兵专业在军事教学上开始全面统合“地对地火炮”(I-A)、“地对空火炮”(I-B)、地对地导弹(II-A)、地对空导弹(II-B)四个模块。

表格C 《中共陆军炮兵院校、防空兵院校建制整合》

* 2011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兵学院(院址河南郑州)

从战略层面看,炮兵院校和防空兵院校建制整合预示着炮兵(对A打击力量)、防空兵(对B打击力量)两个兵种的逐步一体化,体现了“空地一体,[导]弹[火]炮结合,攻防兼备”[52] 的发展趋势。其实早在1966年,中共火箭军的前身“第二炮兵”组建时所起的兵种(或“亚军种”、“准军种”)名称,就暗示了这种发展趋势。

以上一段所述,或可一言以蔽之:“合成先合编,合训生合力。”[53]

此言出自何人?名为盛黎军者也。盛黎军何许人?“南京军区某集团军装甲部队”首位合成营营长、获2012年度解放军“全军优秀指挥军官”称号者也。“南京军区某集团军装甲部队”何部?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也。该旅当年的政委就是现任中央警卫局政委陈登铝,合成营当年番号为装甲旅一营。

就职业军人的素质而言,薛爱国的防空旅、周洪许的炮兵团、盛黎军的合成营都属中共陆军中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看来,在念“合”字诀上,周洪许、陈登铝似乎“英雄所见略同”,应该会有共同语言。

这一趋势也多少反映在中共军队将领的任命上。例如,张海阳之所以能够在2009年出任第二炮兵(2016年起升格为火箭军)政委,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既领导、宣传过周洪许炮兵团这个炮兵的“先进典型”,又领导、宣传过薛爱国防空旅这个防空兵的“先进典型”,而且一度还是后者的直接领导和顶头上司,算多少“懂一点导弹技术特点”的政工干部。

这一趋势甚至还体现于中共最高军事机构中央军委的人事任命上,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曹刚川。曹刚川(1998年授衔上将)之所以能够最终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02年至2007年),除了其他各项原因外,应该也得益于他在苏联炮兵军事工程学院的学习经历。[由此可见,这位曹刚川上将还是周洪许少将的同行。] 从1957年至1963年,曹刚川在这所苏联知名军校学习了七年。炮兵专业学制一般并不需要长达七年,因而在此期间,曹刚川除了学炮兵专业,很可能还兼学了防空兵专业和相当于“第二炮兵”专业的若干课程,从而为他日后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1986年至1998年)、总装备部部长(1996年至2002年)奠定了基础。此后,曹刚川继续升迁,直至进入中央军委、成为中共军队第三号人物(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副主席郭伯雄、曹刚川),成为中共军队历史上炮兵专业技术军官出身者中任职最高者。

在世界军事史上,炮兵专业出身的军人成为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或一号统帅者,也许仅有法兰西军队统帅拿破仑(1769-1821)一人。同样是炮兵专业出身的曹刚川能够成为一支军队的三号统帅,应该也属于世界军事史上寥若晨星的幸运儿。不过,这位“福将”未来不见得能始终幸运如斯,而是很有可能会被宣判为历史罪人。

2003年,曹刚川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2003年至2007年兼任)出访美国。访问期间的10月23日(美国时间),他在接受美国CNN记者专访时表态说,解放军已经作好对“台独”最终一战的准备,并公然声称:“宁可台湾不长草,誓死也要台湾岛”[54]。

曹刚川的此番言论无意间向全球公众和国际社会公开披露了中共政权的战争野心,可谓不打自招。这种言论所遵循的是极度法西斯化的“超限战”思路,具有反人类性质。与中共军方的迟浩田(1988年授衔上将)、朱成虎(2004年授衔少将)等人一样,曹刚川完全漠视包括千百万无辜者、非敌对者甚至思想上接受中共影响者在内的台湾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有意促成台湾人口整体灭绝、全岛生态环境长期毒化,企图借此达成“留岛不留人”的作战目标。

无论台湾人民或当政者作何种政治选择,不管这种选择是对还是错,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任何军队都没有任何理由让台湾这个宝岛变成“不长草”的不毛之地,也没有任何理由以“不长草”这类大规模杀伤性手段来威胁包括台湾在内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任何人民。更何况台湾当局并未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地区业已存在了73年的既有地缘政治格局和两岸现状!

要是中共当年即2003年前后就对台湾发起战争,陈登铝所在的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军部驻地福建厦门)两栖装甲部队极有可能会成为参与第一波渡海攻击的突击队;周洪许所在的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军部驻地云南昆明)炮兵部队也可能调往台海前线,参与第二波或第三波渡海攻击。

所幸的是,当年的台海总算没有爆发战争,并直至今日。同样所幸的是,陈登铝和周洪许目前都已任职于中南海内,不再会亲自投身或率部投入台海战场,去面对那铺天盖地的火网弹雨、横溢海峡的汹涌血潮……

九,二十大代表周洪许

《解放军报》8月15日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产生出席二十大代表304名,不过代表名单中并没有周洪许。但回头再细看2022年7月的新华社消息,则可以查到:7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产生出席二十大代表293名,周洪许在代表名单中。这一点似乎有些出乎部分公众的意料。

周洪许所在的分组类别并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而是“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之所以如此这般,可能是因为:尽管中央警卫局属于军队系统,但还涉及复杂而又讳莫如深的“双重领导”甚至“三重领导”之类的内部行政关系。

一般可以预计,二十大召开时,周洪许少将基本上不会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内与“武将”及其他军人代表一起讨论军队和国防建设之类问题,而是与“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文臣”及其他代表们在一起,更多讨论其他各类问题。

不过,对周洪许作这样的分组类别安排,并非二十大的特例,而是历届党代会安排历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惯例——

2022年,中央警卫局局长周洪许为二十大代表,分组类别: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
2017年,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为十九大代表,分组类别: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
2012年,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为十八大代表,分组类别: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
2007年,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为十七大代表,分组类别: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

当然,二十大筹备工作好像也有一些异象。例如,在担任以下军队、武警职务者中间,以往的历届党代会一般会安排约3名代表。然而目前担任这些职务的下列人员,却无一成为第二十次党代会代表(分组类别: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军部驻地河北张家口)军长吴爱民少将、政委汪志斌少将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文化少将、政委张凡迪少将
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白忠斌少将、政委李军少将
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王继平少将、政委傅晓东少将
北京市武警总队司令员李志刚武警少将、政委刘振所武警少将
天津市武警总队司令员鲍迎祥武警少将,政委张令武警少将
河北省武警总队司令员荣久华武警少将、政委陈维旭武警少将

十,对周洪许、陈登铝说两句

本文写到这里,本来也就该结束了。但考虑到本文有可能被中央警卫局局长、政委阅读到,因此在此对周洪许、陈登铝说两句,权当本文的结尾吧。

周洪许、陈登铝两位将军,作为职业军人,你们的专业素质得到不少公众的认可。本人也同样认可这一点。从本文的字里行间,你们可以读出笔者对你们的评价及印象。

上文建议你们看看海外、国外的中共党史类著作。其实,如果中南海警卫纪律、工作条件许可的话,还应该多看看既非用中共“党文化”思维、亦非用官方话语写作的其他历史类、政治类、哲学思想类及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类著作(尤其是中共禁止老百姓阅读的禁书),多看看“内部参考、禁止外传”的某些书籍,甚至“敌对势力”撰写的“反面教材”。“博览群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留下的优良传统。对你们而言,“群书”中自然也应该包括禁书及所谓“反面教材”。

众所周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实行新闻出版管制、网络信息封锁的国家。每个中国公民,当然也包括你们两位,都不能自由接触开放的信息环境,不能充分享有知情权。由于自身的经历,你们对此自然也有所体会。现在,你们既然已经有了相应的军衔和职务级别,除军事机密和中共党内机密的阅读特权外,你们在一般阅读上的实际权限已经接近或赶上了西方国家的普通百姓,所以请你们珍惜自己优越于以往的知情权。

除了其他原因外,从你们工作本身的实际需要来看,从你们本人安危进退的实际处境来看,也确实应该认真读一读上述各类著作。古人曰:“偏信则暗,兼听则明。”希望你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个“兼听则明”的明白人。作为军人,你们当然更懂得“知己知彼”之道。即使你们始终保持“对党忠诚”,你们除了“知己”以外,总还应该“知敌”、“料敌”吧?不知敌情没法打仗,所知敌情有限也没法工作,所以建议你们多读一些所谓“海内外敌对势力”撰写的东西。至少像本文这样的“反面教材”都写到你们本人了,你们还能不阅读吗?

虽然本人写过几篇此类文章,但我要推荐两位阅读的第一部书,是罗宇先生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香港,开放出版社,2015年),以及他的系列文章《与习近平老弟商榷》(2015年至2018年)[请上网查询“与习近平老弟商榷/罗宇/大纪元”]。

罗宇,1944年生于延安,1950年代及1960年代上半叶经常出入中南海,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众多中共“太子党”、“红二代”往来频仍,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75年参加解放军,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时任职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装备处处长,1989年因反对中共当局“六四”大规模血腥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而滞留国外不归,1990年因“六四”事件愤而辞去总参装备部航空处处长职务,1992年被中共官方开除党籍、军籍,2015年起成为海外公开反对中共专制政权的知名人士,2020年在美国去世。
出于人性和正义感,经“三思而后行”,这位携带着“红色基因”的“延安儿女”,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海外敌对势力”阵营,并且自豪地成为其中一员。历史会记住罗宇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以及他对中国民主事业所作的奉献。

这位罗宇先生的父亲,就是你们的同行、前任和前辈罗瑞卿大将。由于有些读者并不一定像你们那样了解罗瑞卿,请允许我在此略作介绍:罗瑞卿,1906年出生,早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底成为红军将领。中共建政后,1950年代出任中共公安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大将军衔,1959年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要职,并长期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1965年起,遭毛泽东、林彪等人残酷迫害而致残,“文化大革命”后获平反,复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78年在医疗过程中逝世。

罗宇先生的父亲罗瑞卿是中共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这个体制的受害者,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赵紫阳也是中共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中共体制是一个摧残人的体制,它不仅造成大量受害者,而且其施害者、助纣为虐者、从中获利者最终也将成为受害者。质言之,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迟早都会受迫害、最终都要遭绞杀,没有例外。所以这个体制有“绞肉机”之称。

与中共的欺骗宣传所说的内容相反,与你们自童年时代起所受教育的内容相反,你们加入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什么“领导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而是危害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邪恶力量。至少你们进入中南海之后耳闻目睹、直接见证的“党中央领导”们腐败不堪的真实面目,就与这个党的自我宣传相去甚远或截然相反。而这些腐败的惊人程度,也大幅超乎你们在野战部队任职时所能想像的极限,尽管我已经注意到你们两位都不缺乏想像力。

中共专制政权必然像苏联共产党政权那样终结或灭亡。这个体制固然在“对敌斗争”方面效率较高,但它对盟友背信弃义,对人民残酷镇压、全面监控、极限压榨,对党内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得你死我活而没有任何底线,甚至这个党的领导层如罗瑞卿、习仲勋也不能幸免,受害者范围甚至波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换言之,中共的“对敌斗争”就是以所有人为敌、与全人类为敌,有意或无意地搞“尽人皆敌”,让每个人都处于直接或间接的危险之中。中共专制政权这个“绞肉机”,正在一步步地、无例外地绞杀所有的人。它的危害面是全民性、全球性的,它的危害性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正因如此,笔者期望二十大是中共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正因如此,笔者期盼中共体制这台“绞肉机”分崩离析、全面解体的历史时刻早日到来。

终结这个“绞肉机”体制,上述悲剧就能最终避免或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所有的人,包括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最终都将是获益者,只是获益多少不同、获益程度不同、获益的方面有所不同罢了。

中共体制像苏共体制那样,注定必将终结或灭亡。正如1991年苏共的丧钟敲响于克里姆林宫一样,中共的丧钟敲响于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天也终将降临。对此无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作为该体制中人,不知你们作何感想?兵法曰:“有备无患”。古人云:“凡事预则立”。每一位解放军军官、每一位二十大代表、每一位体制中人都应该明辨历史趋势,作好相应准备,尽早预留后路,当机把握前程。

中共体制不值得任何人留恋,中共体制的终结不值得任何人惋惜。中共建立了以数字集权为标志的现代奴隶制,对包括你们在内的每个中国公民实施全方位监控。这个制度摧残中国人的个性和创造力,限制中国人的文学艺术创作自由,剥夺中国人民的知情权和民主权利,摧残中国的传统文化,剥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始终拒绝给全体中国人以迁徙自由,始终拒绝切实保障中国人的生育、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基本权益,破坏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阻碍中国经济的正常、协调、可持续发展,阻碍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实际施行民族压迫、民族同化的种族灭绝政策,阻碍和摧毁香港的“一国两制”,阻碍台湾与世界各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非政治性组织、民间组织)的正常交往,阻碍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甚至集中全力超速发展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企图以“超限战”谋求全球超级霸权,从而使中国逐渐沦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中共的倒行逆施与整个人类文明背道而驰。很多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尤其是有过在西方国家生活经历的人,对此都有切身体会。

鉴于中国人重视教育的悠久传统,本人由衷祝愿两位将军和你们的战友、部下以及中央警卫局所有官兵的子女都能享有去西方国家留学的机会,就像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那样,就像中共大部分党、政、军高层领导的子女去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留学那样。我希望你们的子女能留学西方,这在眼下或许只能停留于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我相信,在拆除中共政权这个“绞肉机”之后,这个美好祝愿的实现一定会像处理日常生活问题那样,不再有那么多的禁忌和限制。因为一个在民主制度下建立起来的中国政府,不会再担心海外出现罗宇先生那样的政治叛逆者。而罗宇先生那样的人,也完全没有必要、更不会有意愿背弃一个他所热爱的民主体制的故国。

注释

[1] 张海阳:《为时代先锋树碑——我亲历的四个重大典型宣传的回顾》,(载)郑怀盛、颜承纪[主编]《钢铁团记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下册。
[2] 同[1]。
[3] 同[1]。
[4] 同[1]。
[5] 参见《人民有难》,载《解放军报》,2008年6月17日。
[6] 双石:《血脉 • 铁军无畏(2)》,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9月6日。
[7] 都梁:《亮剑》,北京,解放军文艺社,2005年第三版,第三十三章,第400页。
[8] 双石:《洗磨 • 铁军无畏(6)》,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11月6日。
[9] 参见《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载《新浪军事》网,2006年11月18日;原载《解放军报》,2006年11月18日。
[10] 参见《赵宗歧》,载《维基百科》,2021年7月。另参见《战区五虎将:赵宗歧曾是对越侦察作战尖兵》,载《腾讯新闻网》,2016年2月3日。
[11] 参见《“国家领导人”被乱刀砍死——揭中共不敢公开的内幕》,载《新唐人电视台》网站,2018年11月1日。
[12] 参见《王牌特种兵杀进北京:天子脚下的杀戮和背后的血腥——建国门枪击大案》,《江峰时刻》(自媒体视频),2018年9月20日。
[13] 《军方绝密:掌中南海防空的81军旅长神秘死亡》,载《万维读者网》,2020年5月14日。
[14] 《成都军区炮兵团善于用炮弹展示过硬水平》,载《解放军报》,2008年4月19日。
[15] 参见《乌蒙山中新铁军》,载《人民日报》,1995年7月6日,第一版。
[16] 《解放军“乌蒙铁军”直击:每年8次实弹射击》,载《中国网》,2008年4月18日。
[17] 双石:《重负 • 铁军无畏(3)》,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9月14日。
[18] 参见《成都军区组织首长机关集中轮训——锤炼指挥本领》,载《解放军报》,2014年6月25日。
[19] 参见CCTV纪录 [国家荣光]《断肠明志——陈树湘》(视频),2020年。
[20] 参见新华社《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这场关键一战?》,2021年4月25日。
[21] 《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载《新华网》,2018年9月9日。
[22] 《中央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的壮烈人生》,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9月16日。
[23] 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加利福尼亚,真相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424页。
[24] 同[23],432页。
[25] 《听,习近平讲英雄故事》,载《央视网》,2021年7月7日。
[26] 同[5]。
[27] 双石:《旗帜 • 铁军无畏(4)》,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10月7日。
[28] (参见)金一南:《以宽容大度著称的总司令朱德为何在四渡赤水期间对黄克诚和陈赓两次大发其火?》,转引自《文汇网》,2021年3月17日;原载《炎黄春秋》,2021年第三期。
[29] 参见《被中共删除的“长征”真相》,载《大纪元新闻网》,2013年11月10日。
[30] 同[5]。
[31] 参见《“沉船计划”详解》,载《鱼窥狮界》网,2017年10月29日。
[32] 参见《朱成虎》,载《百度百科》,2018年。
[33] 同[5]。
[34] (参见)张戎、乔 • 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Globalflair 有限公司, 2005年,第15章《刘志丹的命运》(144-147页)。另参见《刘志丹》,载《维基百科》,2021年6月。
[35] 同[34],146-147页。
[36] 同[34],第47章《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446页。
[37] 同[34],第47章《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446页。
[38] 参见《军委副主席有史以来就属高危职务》,载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2018年1月18日。另参见《高危职务——中共7名军委副主席在内斗中死亡》,载《阿波罗网》,2020年7月10日。
[39] 参见《邓小平暗藏杀机——一言警告周恩来不要篡权》,载《多维新闻网》,2017年11月16日。(另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472页。
[40] 《团长周洪许:高起点高标准抓基层打基础》,载《人民网》,2008年4月8日。
[41] 《“乌蒙铁军”依法治军——记成都军区某炮兵团》,载《法制日报》,2008年4月17日。
[42] 《个别领导干部管反腐带头腐败,让官兵震惊!》,载《解放军报》,2015年8月19日。
[43] 同[18]。
[44] 同[8]。
[45] 同[5]。
[46] 参见[1]。
[47] 参见[14]。
[48] 《成都军区炮兵团新型导弹列装3个月形成战斗力》,载《观察者网》,2006年10月14日;原载《解放军报》,2006年10月14日。
[49] 《“乌蒙铁军”转隶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将光荣传统带到新部队》,载《观察者网》,2017年6月15日;原载《解放军报》,2017年6月15日。
[50] 同[23],85页。
[51] 同[23],245页、273页。
[52] 《一辆战车嵌入多个兵种》,载《解放军报》,2016年7月16日04版。
[53] 《合成营营长的“合”字诀——记南京军区某装甲旅一营营长盛黎军》,载《新华网》,2012年12月30日;来源:国防部网站。
[54] 部分参考材料:
《大陆台海问题专家:解放军摩拳擦掌灭“台独”》,载《搜狐新闻》网,2004年4月1日;来源:《海峡都市报》。
《北京专家:解放军灭台独必胜》,载《万维读者网》,2004年3月31日;来源:《香港商报》等。
谭密:《中共喉舌无意中证实“终末战争”计划:“宁可台湾不长草,誓死也要台湾岛”》,载《博讯新闻网》,2004年4月1日;来源:《侨报》等。

附录一 周洪许与周小周、赵宗歧、张海阳、张又侠的交集情况

说明:黑线框内为周洪许的高频度交集,复线框内为周洪许的低频度交集及或然交集

附录二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部分武器装备 (据2017年报道)

资料来源:
文章《“乌蒙铁军”转隶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将光荣传统带到新部队》所附摄影图片的[以下]文字说明,载《观察者网》,2017年6月15日(文章原载《解放军报》2017年6月15日)

(* 以下信息虽然并非详尽、甚至可能不尽确切,但仍然可供参考)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该炮最大射程17公里,军改前广泛装备于我军摩托化师[、]旅炮兵团和集团军炮兵旅 (图片来自新华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96式122毫米榴弹炮,该炮发射底凹弹时最大射程17公里,发射火箭增程弹时最大射程27公里,具备360°环射能力 (图片来自云南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81式40管122毫米火箭炮,这款火箭炮是我军主力师属火箭炮,最大射程20公里 (图片来自新华社)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02式100毫米自行突击炮,这个连队诞生了“全军爱军精武标兵”拉巴顿株 (图为军事报道截图)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红箭8”反坦克导弹[车],该团组建了全军第一个女子反坦克导弹班 (图片来自云南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99式双联35毫米高射炮,具备世界先进水平,是名副其实的“低空铁扫帚” (图片来自中国军视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红缨6”单兵防空导弹,性能超越了法国“西北风” (图为央视报道)

附录三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军官及建制 (2008年5月至8月)

资料来源:
双石(张键):《铁军无畏》(报告文学连载),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至11月

以下资料虽然并非详尽、甚至可能不尽确切,但仍可供新闻报道、学术研究等参考,至少可为之提供背景材料。资料收集工作费时费事,编为此附录,以期有助于有使用及研究之需要者减少重复劳动。其中有些信息还具有追踪报道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如下列名单中四营营长陈勇,后来成为该炮兵团最后一任团长(2017年4月29日该炮兵团整建制转隶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后,原番号随即撤销)。

炮兵团副营级及以上干部(39人):

[正团级] 团长周洪许、政委曾祥明,
[副团级] 副团长戴胜宇、副政委王同宇、副政委史文宏、参谋长黄建中、后勤处处长高彪、装备处处长赵岗、政治处主任王敬斌,
(以上9人为炮兵团中共党委成员)
[正营级] 副(团)参谋长梁刚刚、一营营长刘国华、二营教导员那维东、三营营长王洪涛、四营营长陈勇、四营教导员孔令穗、后勤处副处长张开顺、军务股股长姜亚新、作训股股长李顺平、通信股股长郭兰华、组织股股长李远军,
[副营级] 保卫股股长梁志、宣传股股长郑开斌、军需股股长李溢、军运油料股股长杨俊、管理股股长全洪渊、公勤队队长江军、二营副营长高兴、三营副营长曾祥忠,
其他正营级、副营级干部12人(其中包括一营教导员、二营营长、三营教导员、侦察股股长、一营副营长、四营副营长等)。

炮兵团正连级干部(人数不详):

一连连长任春雨、一连指导员张建法、二连指导员金家旺、三连连长冯荣、三连指导员郑立波、四连连长肖畅、四连指导员张立、五连指导员雍小波、六连指导员王劲松、七连指导员李学锋、八连指导员胡宝发、九连连长胡连勇、九连指导员冯杰、十一连指导员郑国防、十二连连长赵贵明、十二连指导员张汉华、三营指挥连指导员宰加勤,
团指挥连连长王灿、团指挥连指导员徐德友、汽车连连长邓华、修理连连长李文凯、修理连指导员张军、政治处干事谭铮铮、教导队指导员雷雄、后勤处协理员董银军、机关食堂司务长潘东、作训股参谋曾东明、作训股参谋梅训、侦察股参谋范友斌、通信股参谋张伟杰、宣传股干事严祖洪,
其他正连级干部(其中包括二连连长、五连连长、六连连长、七连连长、八连连长、十连连长、十连指导员、十一连连长、一营指挥连连长、一营指挥连指导员、二营指挥连连长、二营指挥连指导员、三营指挥连连长、四营指挥连连长、四营指挥连指导员、汽车连指导员、教导队队长等)。

炮兵团建制:

团机关直属队(包括公勤队)
司令部:军务股、作训股、侦察股、通信股、指挥连、教导队
政治处:组织股、保卫股、宣传股
后勤处:军需股、军运油料股、汽车连、卫生队、招待所、机关食堂
装备处:管理股、修理连
(16个建制连队如下)
一营:指挥连、一连、二连、三连
二营:指挥连、四连、五连、六连
三营:指挥连、七连、八连、九连
四营:指挥连、十连、十一连、十二连

[* 按一般规律推测,一营似为榴弹炮-加农榴弹炮营,二营似为火箭炮营,三营似为反坦克营,四营似为防空营。]

炮兵团历任军政主官(不完全记录):

团长:卢兴波 [……………………] 周洪许、陈忠良、陈勇
政委:沈俊镔 […] 庞龙、陈国朝、曾祥明、王波、 朱江

[陈勇、朱江两人为炮兵团最后一任军政主官]

附录四 周洪许文章之一 [会议发言稿]

《高起点高标准抓基层打基础》

成都军区某集团军炮兵团团长 周洪许

我们团是全军贯彻落实“五句话”总要求的先进典型,1998年军委转发我们“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的基本经验,2000年被中央军委记一等功。如何向防空旅学习、不断推动部队全面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我们团党委在学习中感到,关键是要积极适应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新形势,高起点高标准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

新时期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对部队建设尤其是基层建设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防空旅始终瞄着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牢固树立“建为战、用为战”的思想,不断提高部队信息化条件下的实战能力。学习防空旅的基本经验,就应该像他们那样,把“打赢需要的就是我们抓紧要干的”作为部队建设的一个理念,切实把基层建设目标向打赢聚焦,自觉做到思考问题从打赢出发,制定目标瞄准打赢设计,力量投入围绕打赢配置,成效评估用打赢衡量,努力形成着眼军事斗争准备抓基层、围绕打赢搞建设的局面。这些年来,我们注重引导个别营连把工作标准从“安全标准、生活标准、完成一般任务标准”引导到提高打赢能力上来,始终坚持从严从难摔打部队,坚持每季度组织一次全员全装战备拉练,每年把部队拉到高寒山地进行适应性训练,把“挑战极限练体能,模拟环境练应用,要素集成练指挥,对抗作战练谋略,综合训练练能力,全程融合练作风”贯穿于训练演习中,使部队实战能力不断提高,每次实弹射击都是全优,装备出动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

培养高素质人才是防空旅的强旅之本、发展之要,也是我们抓部队建设的一个重点。学习防空旅的基本经验,就要始终围绕打赢来提高官兵素质。近年来,我们坚持广泛开展计算机和英语学习活动。目前,全团100%的干部和75%的士官通过了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义务兵人人会操作微机;75%的干部通过了国家英语等级考试。我们坚持把优秀人才送出去培养,团队先后有17人考上硕士研究生,1人考上博士研究生,团班子成员人人都是研究生,从而为推进部队全面建设创造了条件。

(引自《学习北京军区某防空旅基本经验座谈会发言摘要》,载《新浪军事》网站,2005年9月29日;原载《解放军报》,2005年9月29日)

附录五 周洪许文章之二 [报刊专栏文章]

沙场视点■ 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 周洪许

《首长机关要当好练兵打仗领跑者》

首长机关是部队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平时指导训练,战时指挥打仗,其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要训强部队先要练强机关。如果把练兵打仗比做长跑,那么首长机关就是领跑者。因为,只有谋打仗、善打仗的机关,才能带出能打仗、打胜仗的部队。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就首长机关组织指挥的根本职能来说,只有把作战指挥链条上各个环节训全训到位,才能融合集成整体组织指挥能力。首长机关的每个岗位、每个人,都是链条上的重要环节,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

长期以来,由于首长机关日常业务繁杂、工作头绪多,一些单位首长机关训练存在偏训、漏训现象。有的机关干部认为机关的职能是谋划工作、指导部队,在训练中存在对部队要求严、对自身要求松的现象;有的干部认为指挥打仗是司令部门的事,与其他部门关系不大……

首长机关是部队建设的“龙头”,理应在训练中以身作则。如果仅给部队定指标、提要求,或坐而论道、不付诸行动,指导部队就没有底气,更没有说服力。各级应切实按照打仗要求狠抓机关训练,标准上高于部队、要求上严于部队,切实夯实首长机关指挥打仗的能力基础。

(引自《成都军区组织首长机关集中轮训——锤炼指挥本领》,载《解放军报》,2014年6月25日)

(全文完)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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