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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5日讯】在中国艺术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张大千先生，一生格局壮阔、器宇不凡。纽约美国世界美术协会在1957年推举大千先生为“当代第一画家”，足见他在世界艺坛受到相当不凡的重视。
国立历史博物馆在新年元月开始，特别举办了“张大千早期风华与大风堂用印特展”，展出四川省博物馆典藏的张大千早期代表画作共120件（组）。据四川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提起，为了保护这批画作，四川也很少展出，因为每展出一次，颜色就减淡一些。
台湾收藏张大千的作品，以中、晚期居多，早期作品不易见到。史博馆这次向四川商借展出的大千画作，其中以临摹敦煌壁画作品为主，另外包括早期仿古和文人画风的画作，以及三十多方印章。这批来自大千故乡的珍贵画作首度在台展出，实属难得一见的艺术飨宴。
险中化夷‧一生传奇
张大千本名权，号季爰，由于家学渊源，母亲及兄姐都擅长绘画，影响所及，大千从小就开始学画，艺术天分早已显露。由于才华洋溢，除了精通诗、书、画、印之外，对于园林建筑、戏曲等也多所涉猎。
少年时期因时局混乱，大千曾被土匪绑票，后来因为他会读书、写字，被迫成为土匪的军师而免于遭难，在经过三个月的匪窟生活后才逃出来。由于年少时遭遇了濒临生死的经验，对于日后人生的体悟，想必有着更深的感受。
20岁的大千曾经在松江禅定寺当了三个多月的和尚，当时的寺庙主持逸琳法师为他取了一个法名“大千”，此一名号从此便与画家结了不解之缘。相传大千当和尚时，经历了现实中的穷困与委屈，使他立志出人头地，也因为曾与佛门结缘，此后一直以“大千居士”的名号行世。
由于时局变迁，大千先生于1950年移居海外，曾经旅居香港、印度、巴西、美国等地，最后于1978年定居台北外双溪“摩耶精舍”。大千先生一生致力于传统绘画艺术的整理、发掘、革新和发展，直至晚年仍创作力旺盛，根据后人推测，他的创作数量高达三万件，是近代画家难以企及的。
敦煌‧风华再现
远赴敦煌临摹壁画是张大千先生在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它影响画家中、晚期的画风，也奠定大千作为一代大师的基础，同时找到了开拓中国画新境界的突破口。
去敦煌之前，他并不知道那里有这般壮丽精彩的壁画，只听说敦煌佛经、彩塑丰富，但是不少佛经已被人盗走，石窟中只剩下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彩塑。他说：“作为一个画家，如果能将这些立体的彩塑藉他的画笔而转移到平面的画纸上来，也是对研究中国艺术发展史上的一项大成就”，所以当初他预计几个月就能够完成，没想到在敦煌一待就是2年7个月。
1941年张大千带着弟子、子侄十多人到敦煌研习壁画，共临摹了276件敦煌作品。为了工作进展有序，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对石窟进行编号，一共编了309号。为了工作进行更完善，大千先生又专门聘请了五位喇嘛画僧赴敦煌，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准备画布，先将画布拼接得天衣无缝，再绷在木框上以便着笔上色，此外要调制颜料，因佛教壁画的颜料有它的传统，并不是传统中国画者所熟习的。
摹制壁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每天清晨入洞工作，直至日暮出洞时，个个已是蓬头垢面了。在洞窟内临摹时，往往需要一只手持蜡烛，一只手拿画笔，有时站在木梯上，有时蹲着，甚至还要躺卧在地上描。一幅作品往往要经过数十次观研之后才能下笔，大幅需要二个多月才能完成，小幅也要十数天。
在临摹的原则上，大千先生强调要“完全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入己意。”除了对于形的临摹，从中对壁画的精神内涵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凡是佛像人物等主要部分，都是大千亲自勾勒上色，其余楼台亭阁，或其他背景的装饰部分，则由他指导门人、子侄和喇嘛画僧分工合作。
大千先生谈到，当他看到壁画，才知道古人心思的周密及精神的圆融。敦煌壁画宏大的规模，不仅是中国艺术的宝库，同时也是世界艺术的宝库，它包孕着精博的美，无论从画的数量、时间跨度、画派及画手来看，都是举世无双的。
当1944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举办，各界盛赞敦煌艺术之伟大。同年移至重庆展出也造成轰动，一时掀起了一股“敦煌热”，激发了人们对优秀历史遗产的珍爱和保护意识。
史博馆此次展出张大千临摹敦煌的画作，除了让大众一睹大千作品风华，敦煌石窟的观音、飞天、佛画等古壁画的再现，也是相当值得细赏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长九公尺余、高约三公尺半的一件敦煌临摹画作“劳度叉斗圣经变图”是依据降魔变文绘制，画面人物生动活泼，是晚唐时期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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