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7日讯】我是一字一句地读完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的。虽然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活了这么多年，也亲身体验到共产党的血腥和残酷，但没有这么真切的体会到这一点。曾经也以为那不过是个别人的行为造成的。读完九评后才知道过去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创痛都是因为共产党的邪恶本质造成的。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幸福美满温馨的家。父亲在家乡县城里税捐处任副处长职务，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我们有自己的房产，田产不多，那是祖母留给父亲的，只有十六担谷的田产。祖母虽生了八个子女，但也是知书达理有文化的。祖父很早就病逝了，祖母仍然坚持送儿女们上学读书，父亲是大专毕业，学的财会专业。
听母亲讲父亲非常廉洁奉公，母亲连金耳环、金戒指都没有戴过。母亲生了四个儿女，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我们的生活靠父亲和母亲的工资来维持。母亲说，父亲还资助家乡三个穷苦的孩子上学，母亲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也经常帮助穷苦人家。
1950年春天，共产党占领了我的家乡，我的家一下就跌入了万丈深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什么“清匪反霸”，莫须有的罪名要判我父亲死刑。说我父亲参加了“九人团”反动组织，家里藏了三支手枪， 如不交出手枪，斩立绝。一个好心的农会成员悄悄给我父亲报了信，我父亲含冤上吊自杀了，年幼的我亲眼见到父亲真是死不瞑目。他死前写了四封信，其中有一封信是写给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记得其中有一句话“跳下黄河洗不清”，由于当时我才八岁，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那时每天都有自杀的，真是一片恐怖。
父亲去世不久，又开始了“土地改革”，父母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买 的房屋、田产、财产都被共产党没收了。好好的一个家突然家破人亡，一无所有了。共产党还不放过我们，还要我们赔款。我母亲只好东奔西跑，每天要走好几十里路去找人家借钱，谁家有钱借给当时的地主婆!有钱的人家都被打倒了，穷人又没有钱，只有这家借一升谷，那家借一升粮，整整跑了大半年，也没有把钱凑齐。我当时在家每天抱着半岁的小弟弟四处求人给点奶吃，可那年月，谁家有胆量给地主家的“狗崽子”奶吃呢？我的可怜的小弟弟就这样活活的给饿死了。共产党见我妈凑不足赔款钱，就把我妈关在乡公所的一间屋里，白天就交待“罪行”，晚上就睡在屋角里堆的稻草上，我每天晚上也去乡公所陪我妈，也睡在草堆上。过了半个月，见真的没有钱财可捞了，就算“过关”了，就把我妈放了，总算我妈可以回家了。
有的地主没有把钱财交完的，就动刑，轻的跪瓷片渣、跪玻璃渣、跪禾麻(是一种毒性很强的植物，叶上有很多刺，人接触了立即又痒又痛，起很大的毒胞)，再就是上吊，分顺吊和倒吊，顺吊就是用绳 子把两只手指吊在屋梁上，倒吊就是把绳子拴在脚上吊起来，我的祖母就是这样把两个大姆指吊断了的。再就是打，用扁担砍，没几下人就不行了，就打死了。那年头，打死个地主还不如一条狗，打死了就打死了。
那时我们家根本就不是家了，母亲把我的大弟弟托人送到了舅舅家，我们没有房住，只好栖身在一间十几年都无人敢住的，一刮风就摇晃的斜倒的危房里，外面下大雨，屋里雨更大。好心的农民帮忙把屋面的瓦拣一拣，用木料把屋撑一撑，以免房子倒下打死人。这样我们勉强有了个睡觉的地方。
我每天背着背篓去拾柴，好心的农民悄悄给个冬瓜南瓜或粮食；稻谷出来我去拾稻谷，农民就撮一撮谷放在我的背篓里，红薯出来我去拾红薯，农民就把红薯放在我的背篓里，就这样勉强维持到冬天。要不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帮助，我也早就饿死了。
冬天到了，下雪了，我们一无被盖二无棉衣，冻得直打哆嗦，真是饥寒交迫。我还得每天背着背篓去拾柴，赤脚在雪地里走，两只脚冻起了冻疮，又肿又烂，脚冻麻木了，用稻草搓根绳子拴在脚上。家乡的农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这家给一块旧布，那家给一块棉花，母亲就给我做了一件千疤棉衣，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
春天来了，家里的粮食也吃光了，我哥在一家无儿女的赵姓人家还能吃饱肚子，可怜的我什么吃的也没有了，母亲就把我送到姨妈家，她就离开了家，到城里做媬母去了。
那时我已经九岁了，姨妈家是上中农，不是打倒的对象，但她们家也很穷，姨父早就去世了，五个未成年的小孩，全靠姨妈一人支撑。我母亲交待一定要让我上学。因缴不起学费，姨妈家有三个该上学而没有上学的。我上学了，但要做家务，清晨要去拾柴或推磨，中午放学不回家，就是回去也没有饭吃，每天就在学校附近割 牛草，下午放学回家喝碗粥，又要打猪草。从来没有做过作业，也没有钱买笔买纸买墨。
有一次，我在教室里拾了一小块墨，很高兴放在了书包里，结果丢墨的同学在我书包里翻出，说我偷墨，老师也不问原因就在班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我不该拿别人的东西，同学也说“地主是小偷”，我委曲我难过得大哭了两天，眼睛都肿得睁不开了，当时我很想我的爸爸妈妈。为这事，同学们都不跟我玩，从此以后，我一天难说两句话，总是沉默寡言，不管别人怎么唱我“地主是小偷”，我虽然不敢反抗，但是我再也没有哭 过。
同学里也有几个对我好的，他们每天都要带一块自己用磨子磨的小麦面做的饼，用桐树叶包着在柴火中烧熟，这就是他们每天中午的午餐。他们见我没吃的，他们轮流的把自己仅有的一块小麦饼分一半给我吃，让我感受到了严寒中的一丝温暖。
按理我九岁了，应该加入少先队了，我们班上绝大部分同学都是少先队员，看见同学胸前的红领巾，羡慕极了。我也鼓足了勇气，写了一份申请书，表明自己愿意加入少先队组织，其他同学都批下来了，我的申请犹如石沉大海，新学年又开始了，学校又公布了两批新队员，还是没有我的名字，后来一位大同学告诉我说：校长说了，你家是地主，你爸是反革命，你不能加入少先队，但是只要你跟家庭划清界线，不断争取还是有希望的，你要经得起考验。就这样我多次写申请，考验了我三年，到我小学毕业时，才批准我加入少先队。从我小小的心灵深处，就知道了我是地主家的子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比任何人都低了一大截。
我的童年就是在悲惨、痛苦、饥饿、严寒、歧视中挣扎过来的，我的童年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
200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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