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毛的几个亲信向他汇报工作，邀功请赏。
毛泽东的湘潭同乡李韶九首先介绍他的斗争方法：“我负责的那个乡的地主富农开始很顽固，不肯交出地契钱银。贫雇农发怒了，把他们绑起来吊上树去拷打，用锥子刺穿他们的手掌，他们大都受刑不过就招了。不过这些家伙也很狡猾，往往只交出一部分搪塞农会。贫雇农就继续用刑。他们终于陆陆续续交出了财产。那些特别顽固的，就对地主婆行刑，用削尖的木棒往阴户一插，或用小刀把她们的两个乳头割下来，问：‘你到底是要钱呢还是要命呢？’她们就彻底崩溃了。地契交出来了。钱银也交出来了。”
负责另一个乡的曾山说：“我管辖的农会有不同的做法，就是行刑不流血。先把那班地主鬼绑起来，然后烧稻草绳发出浓烟去焗，或用煤油灯芯点火去烧。如果地主鬼还是不肯交出财产，就捉大黄蚁放到他们的身上咬，或放两条活蛇进他们的裤裆。放蛇进裤裆这一招对地主婆特别有效。缚住裤脚扯开裤带放蛇进去，让蛇在她们的大腿、屁股、阴户间穿来窜去。她们尖叫两声就屈服了。贫雇农问她们要什么，她们就给什么了。”
同毛泽东一样做过教师的陈正人笑道：“毕竟是我辖区的农民协会的做法好。不动手打，不用蛇咬。先给那班地主富农戴上纸做的高帽子，用绳子牵到市集上游街示众。平日他们多威风啊，现在让贫雇农像牵狗一样牵着去游街，颜面丢尽了。他们十个有九个受不了这一招，屈服了，按农会的要求办了。如果戴高帽游街这一招未能奏效，就开群众大会，喝令他们跪在碎石堆上，让贫雇农灌一杓‘人中黄’给他们吃。经这样一整，他们大都叩头乞饶，乖乖地交出田契金银了。不过仍有一部分死鸡撑硬颈的，跑去上吊、投河或服毒自杀了。他们自寻短见，要钱不要命，农民协会也只好作罢。”
“‘人中黄’是什么？”李韶九问。
曾山笑着说：“就是人屎。”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你们的斗争办法各有优点，可以交流借鉴，向广大的地区推广。群众运动永远是正确的，也是革命所需要的。不如此不能震慑反革命。在土改运动中，你们要切记不能让地主富农和平交出土地和浮财，必须鼓动贫雇农用暴力斗争手段从地主富农手中夺取土地和浮财。这样就可以使贫雇农和地主富农水火不容，使贫雇农成为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总之，你们能完成农村的阶级分化，使那群贫雇农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就算成功了。”
这是“秋收暴动”的一个片段，湖南农民运动的缩影。
共产党头目李立三的父亲见农民运动的浪潮卷地而来，乃逃离湖南醴陵，到武汉投奔儿子李立三。李立三把胸脯一拍：“老爸你不用怕，农民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我是共产党领导人。我写封信让你带给湖南党委，担保你没有反对‘农民协会’的言行。你放心回去，我包你没事。”信交到湖南省党委手上了。湖南省党委也把担保信转到李立三家乡的“农民协会”了。可是李立三的父亲还是被“农民协会”处死了。连共产党领导人的父亲都被杀害，其他富裕农民的结局可想而知。李立三很伤心。他质问当时任湖南省党委书记的毛泽东：“农民运动搞得这样过火，不是丧尽天良吗？”毛泽东笑着说：“李隆郅先生确实是叶公。平时好龙，等真的龙来了，又吓死你了。你留学莫斯科。‘共产国际’叫你发动工农革命。现在贫穷农民发动起来了。你又说他们干得过火了。其实，有土必豪，无绅不劣。贫农雇农受地主富农压迫剥削，苦大仇深。现在让他们大刀阔斧地干有什么过火！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他们烧地主富农的屋，分地主富农的田地，把地主富农整得家破人亡。等两部分人斗到仇深似海，誓不两立。那群贫雇农的手上都沾满鲜血，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了。他们不能退回去和地主富农和睦相处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就成功了。我们的军队就不愁没有兵源了。李先生你只会搞工人运动，搞农民运动你是外行了。”李立三的俄籍妻子李莎在旁插口说：“毛润芝先生，你曾经做过教师。相信你一定知道，经自己教育的同一班学生，有的考试得一百分，有的只得七八十分，有将近一半的人不及格，有人甚至仅考得一二十分。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大的差别呢？因为人有聪明的与愚蠢的，有勤奋的与懒惰的，有意志坚强的与意志薄弱的。这就造成人类有能力高的和能力低下的。既然各人的能力千差万别，创造的财富也就多寡不一。人类的贫富差别纯属社会的自然现象，无可厚非。中国的富裕农民是靠勤劳节俭挣来产业，怎么能硬说凡是富裕都是靠剥削的呢？”“李夫人你真糊涂。‘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是我们夺取政权的法宝。散布阶级仇恨，完成阶级分化，我们才能成功。让贫雇农大烧、大抢、大杀，闹得越凶，我们就越有群众基础。所有穷人都被我们拉近身边，我们就有政治资本了。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请李夫人把‘仁义道德’抛到一边吧。不是说‘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吗？”
李立三虽然不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和做法，但是又觉得自己的家横竖已被抄，父亲反正是死了。于是他也横下心和“共产国际”委任的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合作，积极执行烧杀政策了。李立三杀过很多人。他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本人在四十年后被“红卫兵”绑去批斗。他悲愤交加，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服毒身亡。
毛泽东看透贫穷农民渴望土地的心理。他就是靠“农民运动”进行“土地革命”，蛊惑成千上万的贫穷农民跟着他搞“秋收暴动”，上井冈山建立“苏维埃”，四出劫掠，杀人放火。后来在江西败逃，又一路烧杀到陕北。一九三七年二月下旬，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延安的窑洞里闲淡。毛泽东说：“张国焘同志，被人指斥是土匪有什么要紧？我自参加共产党以来，曾三次被开除出中央，受过八次严重警告。土匪习气我也有。记得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实行烧杀政策的时候，我曾下过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命令，其中包括妇女与几岁的小孩子。虽然这种做法曾被人指责为‘过火’，但是不如此就不能震慑反革命，革命就不能成功！”
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病危期间就一针见血地说：“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普列汉诺夫算是把列宁看透了，也无意中把列宁的信徒毛泽东说透了。
西方有人这样评价人类：“半是野兽半是天使。”毛共鼓励、纵容、利用人性丑恶的一面，抑制人性善良、仁爱的一面。毛共凭这一套去夺取政权。也凭这一套去强化统治。社会上的流氓、无赖、痞子受毛共的煽惑唆使，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全都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毛共靠抢劫富裕农民的财产起家。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想避免提心吊胆过日子，所以索性抢了东西就马上把被抢者斩尽杀绝，铲草除根以绝后患。毛共实行“土地革命”，在全国至少杀害了五百万富裕农民。中国富裕农民遭到“群体灭绝”的厄运。
那群贫穷农民在毛共统治下有田地耕了。可是仍然要忍饥耐寒，在一九六零年代甚至食树皮、草根、糠粥，尸填沟壑，哀鸿遍野。香港、澳门等城市居民没有土地，却比有土地的农民生活得好。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也大部分没有土地，但是他们的生活比东方国家有土地的农民要胜千倍。可见人民的穷与富同人民的素质有关，与执政者的政策有关。到这时，穷人才意识到过去的贫穷并非受富人剥削所致。可是那群富裕农民已入枉死城中，冤沉海底。怎样去告慰五百万枉死之魂呢？往事历历，天日昭昭。毛共一点儿也不内疚。毛共竭力隐瞒杀人越货的历史，也不准知晓者提起这段罪恶史，有谁敢揭毛共的臭史，毛共就镇压谁。有人说过：“罪恶是一种恶性循环。干了不义之事，只能用更多的不义之事来使自己的地位巩固。”毛共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干着不义之事。中国人民终会有一天，把嗜血成性的毛共党徒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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