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大约是86年新年期间，我回家探望父母，又在上海见到了高中时代的老同学李定鑫。李是复旦大学高才生，据另一位既是我中学同学、又是他大学同窗告诉我，李定鑫深受老教授老学究们赏识，除了政治和体育，他功课几乎门门得5分，在全班找不出第二个。5分就是满分，这个打分标准是从苏联照搬来的。如果按照学业成绩，我想，他应该留校或当研究生。但57年反右以后，专家教授没有发言权，是受批判受改造的物件，大学生的前程由党团组织一手操办。李定鑫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大学任教。江大当然没法和复旦相提并论，两者隔了一个层次，但毕竟还是一个大学，仍然有施展他才能的环境和机会。64年“四清”，把他发配到江西农村一个偏僻的公社，在一个教室四面透风，连桌椅板凳都不全的简陋学校教书。据说，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让他挑重担，去充实基层教师队伍的力量。李定鑫在57年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受过批斗和处分，我琢磨，64年“四清”运动，组织上对他如此信任和重用，可能他已被定为“内右”，即内部被控制使用的右派，不公开向群众宣布，不少本人都不知道，但在档案袋里像影子似的跟着你一辈子；也可能和他的家庭背景有牵连，因为李家在宁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了，而且和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教授沾上了亲戚，翁文灏是李家的侄女婿。（拒我所知，翁文灏在本质上是一个学者，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蒋介石在大陆走投无路之际，把他和王云五等知名学者拉入行政院，组成了一个带点学者色彩的内阁以笼络人心，主要是为了讨好和拉拢知识份子。行政院院长类似于中共政权国务院总理这个角色，难怪中共把他定为首批甲级战犯，他在地质学上的贡献被一笔勾销。但翁文灏毕竟是学者出身，不是死心塌地的国民党党棍，蒋介石逃离大陆后众叛亲离，因而对这位前行政院院长也不放心，怕他倒向中共而严加防范，甚至派人暗中监视。翁文灏两面不是人，成了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流落在巴黎当寓公，这也是在中国文人问政的悲剧。）李定鑫的父亲叫李庆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后来在老家宁波潜心研究文学和古诗词，痴迷到了几乎足不出户的程度。李家有大量藏书，并有一幢两层楼的藏书楼。日本人曾出高价想收购李家收藏的《天宫无佛》（这部书是我国明朝著作，共有好几万册），但遭到拒绝，李家当时这样做是冒着坐牢风险的。但日本人倒没有给李家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或逮捕入狱，或扫地出门，然后没收其全部财产。这似乎不好理解。因为，这种事，在49年以后的大陆中国，屡见不鲜，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了。《天宫无佛》没有流失到日本，安然无恙地珍藏在李家的藏书楼。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以后，李庆城把祖传下来的藏书全部无条件捐赠给国家，当时不但在宁波传为美谈，上海的报纸如《新闻报》、《文汇报》也都加以报导：宁波李氏藏书两千余种捐赠国家。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作家郑振铎获悉后，立即丢下手头的工作，星夜兼程赶到宁波。这些书都运到了北京，由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保存。
李庆城后来在上海市图书馆工作。文革后期，李定鑫的母亲患子宫癌，动过手术。每年寒暑假，李定鑫都要跋山涉水，然后搭乘长途汽车，再改坐火车硬座，风尘仆仆地赶回上海探望父母。
七十年代初，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李访梅女士，请她当我的英语老师。李老师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年轻时去日本留过学，通晓英、日两种外语。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退休，用她自己的话说：“真不容易，总算熬出了头，盼到了退休的一天，不必每天去学校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我在阜新第一机床厂搬运钢材，可有可无，不久经人推荐，厂领导“废物利用”，派我到上海热处理厂办理浇注磨床轴瓦的事。该厂在凯旋路，离我家不远，乘71路公共汽车只有两站路。我穿着带油渍的工人劳动服，深入到车间第一线，坐在冷冰冰的水门汀地上和工人们一起抽烟聊天，彼此很快就有了共同语言，因而及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以后，热处理厂成了我常去的外协定点单位，每次都受到了工人们的“优惠”，这种“优惠”，是外地别的加工厂家没法享有的，他们的外协员只知道有事找厂方，很少亲自到车间来看一看。我还和浇注车间的一个“大胡子”交上了朋友，去过他家。他家住在江苏路，我出家门乘71路是一站路，但我习惯于走着去，尽管当时我在上海的一切交通费用都可以向公家报销。正是这家热处理厂，更精确地说，是该厂浇注车间的工人师傅们，奠定了我来上海出差的基础，今天回想起来，我仍然对他们怀有感恩之情。“四人帮”垮台后，有一部因为反映“天安门事件”而轰动全国的话剧，叫做“于无声处”，它的作者就是上海热处理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叫宗福先。我不认识宗福先，不知道他是哪个车间的，但我为他的成功感到高兴，衷心希望他今后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我是厂里唯一的上海人。事实证明，上海人到上海办事相对比较方便，而且可以省去一笔住宿费。其实，对公家来说，住宿费是小事。那时全国各地去北京和上海的人很多，住宿非常紧张，有时连澡堂子都挤不下，有关方面曾经下文，外地去京沪两地出差，必须携带省级革委会的介绍信，方可安排在旅馆住宿。我尽心尽力，趟趟完成任务，取得了信任，上海方面的事基本上包给我一个人了，厂里也不必费神派人去省里换出差介绍信。我一年几乎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出差上海，本厂有人戏称我是“驻上海大使”。我珍惜当“大使”的机会，诚心诚意向李访梅老师学英语，每周一次。今天的年青人也许很难相信，我不但学费分文不付，而且还受到李老师的殷勤款待，每次讲完课，她都要请我吃点心，一般是蛋糕居多数。有一次，李老师还特意亲手包她拿手的宁波汤团给我吃。汤团个儿很小，比鸽蛋稍微大一点，但是圆的，外面薄薄的一层皮，里面都是馅，馅是白糖、豆沙、芝麻拌猪油，先做成一个药丸状，再包上皮。一口吃一个，这是我生平吃过的味道最好的汤团，在饮食店里是吃不到的。
一天，我去李老师家上课，邂逅李定鑫。原来，李访梅老师就是李定鑫的姑母。我自从被打成右派、去农场劳改以后，就和包括李定鑫在内的所有高中同学失去了一切联系。事隔十多年，又在上海见了面，而且是在他的姑母、我的老师家里见的面，两个人自然都很高兴。75年他不知道我已被捕，给我写了一封信，信是寄到阜新我工作单位的。他给我去信，实在是受他姑母之托。李访梅老师见我就要往四十奔的人了，依然是王老五一个，她嘴上不说，心里却很同情。她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又喝过洋墨水，“政治觉悟”很低，虽然知道我是摘帽右派，但不认为我有什么罪恶，没有把我看成是“人民的敌人”，理应绝子绝孙、打一辈子光棍。她开始在周围的亲友中间留心。无巧不成书。她有一位留日女友，多年不来往了，她家有一个女儿，已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但因为家庭背景（可能是海外关系吧），还在家待字。李老师获悉后，就主动向她那位昔日女友如实介绍我的情况。她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的，不料对方回答得很干脆：不论地位高低，也不论挣钱多少，只要人品可靠，不是残疾，再有大学文化程度就可以了。李老师认为大有希望，一心一意想玉成我的美事，但见我老不去她家，估计我已回阜新，便嘱咐她的侄儿给我去信。李定鑫给我写信，无异于自投罗网。办案人员似乎又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立即派出三个人，不辞劳苦踏遍大半个中国，对着地图翻山越岭找到了李定鑫工作的学校，对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盘问和审讯，要他交代和我的关系，揭发我在上海的反动言行。尽管这三个人拍桌子骂娘，软硬兼施，始终没有从李定鑫身上榨出一滴“油水”，最后只好败兴地空手而归。但李定鑫从此在精神上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周围的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对他避而远之，不敢轻易说一句话，唯恐惹祸上门。在这个远离城市的穷山僻壤，他成了一个不可接触的人，没有麻风病的麻风病患者。
（待续）
(http://www.dajiyuan.com)
